觉醒年代第十五章

摘要：蔡元培夫妇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蔡夫人揉揉眼要起床去接电话，蔡元培起身：“还是我接吧，半夜里来电话，肯定是急事。”

第十五章一战结束之后

一

蔡元培夫妇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蔡夫人揉揉眼要起床去接电话，蔡元培起身：“还是我接吧，半夜里来电话，肯定是急事。”

蔡元培拿起电话，是汪大燮急促而兴奋的声音：“孑民，好消息，德国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蔡元培打了个哈欠：“伯棠兄真是龙马精神啊，这欧战结束早就是预料中的事情了，至于让老兄激动得夜不能寐，半夜打电话过来吗？”

汪大燮依然兴奋不已：“孑民老弟，快八十年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你还睡得着觉吗？”

蔡元培不得要领：“人家连一兵一卒都不让你去，你算个什么战胜国？有什么值得庆贺的？”

汪大燮：“孑民老弟，正因为人家不拿你当回事，我们才更要大张旗鼓地庆祝呀！你自己都不高兴，人家能让你高兴吗？”

蔡元培感觉汪大燮话中有话，问道：“听你老兄的意思，我们得自己热闹起来？”

话筒里传来汪大燮响亮的声音：“当然，要闹出大动静来才好。”

第二天清早，北京城满街都是锣鼓鞭炮，满街都是欢庆的学生、劳工。东单，克林德碑下聚满了欢乐的人群。几个老年人挡住了北大游行的队伍，一个老人站到队伍前头问学生：“后生，你们谁是头？”

邓中夏站出来：“大爷，您有什么事？”

大爷：“后生，我问你，你们知道这个牌楼是咋回事吗？”

邓中夏：“大爷，这是克林德碑呀。”

大爷又问：“那你知道这克林德碑是怎么立的吗？”

邓中夏点头道：“大爷，这可难不倒我们。这克林德是德国的驻华公使，因野蛮粗暴，庚子年被巡街清兵打死在这里。后来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强迫清廷在这里给克林德立了个牌坊。”

大爷：“后生呀，你知道的是不少，但你知道因为这个克林德，咱北京死了多少人吗？我们这老哥几个，都是当年从义和团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听完大爷的话，大家都愣住了。

郭心刚振臂高呼道：“同胞们，德国已经被我们打败了，我们拆除这个耻辱的克林德碑吧！”

整条大街一片叫好声。

中央公园，北京大学等学校在这里举行庆祝欧战结束演讲会。

赵世炎带着葛树贵、李小山等十几个长辛店工人也来了，人人手中都拿着小旗子。

李大钊和工人们亲切握手：“树贵，你们也来了。”

葛树贵激动地说：“李先生，好不容易我们中国打了个胜仗，我们能不来乐和乐和吗？”

李大钊：“光乐和不行，你们得登台唱主角才行。树贵，你记着我一句话，什么时候你们工人登台做了主人，我们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救了。”

陈独秀在台上大声宣布：“有请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发表演讲。”

蔡元培穿着一套他平时很少穿的西服，兴奋地登上演讲台：“同胞们、同学们，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协约国获得了胜利。这个胜利来之不易，我们要借这个东风，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用光明主义来替代它。”

郭心刚高呼道：“驱逐强权，迎接光明！”

众人跟着高呼：“驱逐强权，迎接光明！”

蔡元培激动地提高了声调：“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助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也就是说，强权失败了，互助胜利了。同胞们，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要赶快抛弃这种黑暗主义，我们要为中国的光明而共同努力！”

台下又是一阵高呼：“驱逐强权，迎接光明！”

陈延年和毛泽东、邓中夏、陈乔年、柳眉、郭心刚、白兰等在人群中听演讲。陈延年激动地对柳眉说：“你听，蔡伯伯也是互助论的支持者，也是我们的同志。”

柳眉自豪地说：“何止蔡校长，现在半个北大都信奉互助论，我们的阵容越来越强大了。”

陈延年兴奋地一挥手，邓中夏、毛泽东、郭心刚、刘海威、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傅斯年等一拥而上，将蔡元培高高抛起。

欢呼声中，李大钊登台演讲：“同胞们，我们这几天庆祝欧战胜利，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家的武力，而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哪一国或哪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同学们、同胞们，今天在你们中间，来了不少长辛店的劳工兄弟。我要告诉各位，须知今后的世界，必将是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凡是用专制和强权压迫和剥削人民大众的人都是强盗。我要高呼，打倒强盗，劳工万岁！”

众人高呼：“打倒强盗，劳工万岁！”

集会结束，同学们簇拥着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从中央公园步行回北大。一路上大家谈笑风生，异常兴奋。

蔡元培问陈独秀：“适之怎么没来，不是说好他也要发表演讲的吗？”

陈独秀：“适之向来对搞群众运动不感冒，在家写关于丧葬改革的演讲稿呢。”

蔡元培：“丧葬改革，这是我们提倡新文化的一个突破口，应该支持。”

陈独秀：“我跟适之说了，他的讲座我一定去听。”

蔡元培：“好呀，我们北大的新鲜事越来越多了。仲甫，今天的集会让我突然有了一个新感觉，我觉得我们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现在好像到了一个拐点。”

陈独秀不明其意：“蔡公，此话怎讲？”

蔡元培：“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过去我们是在校园里、文人堆里，今天我们走进了社会，走近了大众，天地一下子宽广了。”

陈独秀：“蔡公，您的感觉太对了。刚才我听到守常在台上喊劳工万岁的时候，突然打了一个激灵，好像一下子接到了地气，有了新的活力。”

李大钊恍然大悟：“对，接地气，这就是蔡校长所说的拐点。”

蔡元培笑了：“守常不简单，一下子说到点子上了。我看你不能光当个图书主任，要兼教授。要论宣传鼓动民众，我看你比仲甫、适之都强。”

陈独秀对蔡元培说：“蔡公，守常提出在《新青年》之外再办一个《每周评论》，专门议论时事，发动民众。我看这件事应该提上日程了。”

蔡元培：“我赞同，不光要办《每周评论》，还要把全校的力量都整合起来，多办一些刊物，借着欧战胜利这股东风把我中华觉醒之火趁势烧起来。”

陈独秀：“好，回去我们文科就开会动员。”

二

黄侃从教学楼里走出来，看见刘师培站在布告栏前一边看告示一边摇头，走了过去。

布告栏上新贴的布告上写着：

讲座题目：关于丧葬礼仪改革的若干问题

讲座地址：红楼小礼堂

讲座时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主讲人：胡适

黄侃歪头笑着问刘师培：“刘大师有何感想啊？”

刘师培怒气冲冲：“荒唐！连安葬先人都要改革，祖宗也不要了，任这些人胡闹下去，国无宁日、人无宁日、鬼无宁日！”

黄侃：“申叔兄，光发怒有什么用，我们该出手了。今晚林先生家见？”

刘师培：“好，我去！”

晚上，林纾家里的聚会如约举行。黄侃、刘师培、辜鸿铭等一批京城名流以及张长礼、张丰载都来了。林纾从内屋走出，手拿一摞稿纸，神采飞扬地说：“列位，国运来了，周礼就该恢复了，老夫的灵感也来了。你们看，这是老夫新写的小说《荆生》和《妖梦》，我要把蔡孑民、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这帮离经叛道的妖孽都送上道德法庭。”

黄侃拿出一张稿纸，兴奋地说：“林老先生，这是我为我们的杂志《国故》撰写的发刊词。您看这句：‘《国故》者，就是要唤醒我辈刷新颓纲、扇起游尘、挽救斯文之有志之士，合力围剿陈独秀、胡适等数典忘祖、乱国坏俗的谗慝。'”

林纾大为赞赏：“好，开宗明义，旗帜鲜明，直捣黄龙，给劲！”

刘师培却不以为然：“都是一个学府里共事的同人，这样点名道姓、撕破脸皮，恐怕不好吧。再说，这《国故》的开办经费还是仲甫给批的呢。”

黄侃：“顾不上这些了。陈独秀就是蔡元培给北大弄来的一个毒瘤，他不倒，北大无宁日。”

林纾对刘师培说：“申叔，我看你就不要对陈独秀抱什么幻想了。我告诉你们，北大很快就要取消学长制了，最迟到暑假。而陈独秀的这个文科学长能不能耗到暑假还很难说。据说汤尔和、沈尹默这些人最近常在蔡元培面前给陈独秀上眼药，他们那个新文化阵营已经开始分化了。”

张丰载插话：“没错，我知道胡适和李大钊在很多问题上看法都不一致。李大钊主张直接议论政治，胡适主张只谈学术问题，陈独秀则是首鼠两端，比较暧昧。”

张长礼在一旁煽风点火：“好啊，机会终于来了。各位大师在学术上发难，我在政治上动刀。明天我就给国会交议案，要求罢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

辜鸿铭听了，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我辜鸿铭决不参与任何诋毁蔡元培的事情。列位，我告辞了。”说完，拂袖而去。

刘师培看辜鸿铭走了，连忙起身：“各位，我身体不适，我也告辞了。”

林纾冷笑一声：“腐儒。刚刚还笑话人家分化了，结果自己倒先散伙了。”

张长礼还是那句口头禅：“恩师莫急，恩师莫急！”

林纾一瞪眼：“我不急，我也不怕，我就是打鬼的钟馗！”

北大红楼会议室，蔡元培主持校委会：“欧战胜利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像一下子被点燃了。这些天你上街去看看，什么新鲜事都有，我们北大也不例外。仲甫，我听说，短短一个多月，我们北大校园里就冒出来二十多个报刊和学术团体。这个戏法是怎么变出来的？”

陈独秀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还不是您蔡公号召北大要接地气接出来的吗？我们从教育部那里要了一笔科研经费，专项用于资助文科学术研究，鼓励师生办社团、办杂志，大家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真是雨后春笋、势不可挡啊！”

理科学长夏元瑮：“蔡公，当初你提出要多办社团、刊物，我还有顾虑，认为北大不具备学术研究的广泛基础，所以理科没动。现在我后悔死了。这文科社团一动起来，整个学校的风气都变了。”

教务长：“可不是吗？以前我们北大学生在讲堂以外就无所事事，到街上游玩闲逛的大有人在。外面都说八大胡同里最好的客人便是‘两院一堂’，两院说的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说的就是我们京师大学堂。但自从近来兴办了各类学会、社团，风气大大不同了。志趣相投的同学聚到一起，或是研究问题，或是学习外语，再不流连那些瓦舍之地了。”

庶务长：“这文科一带头，其他各科学生也都纷纷效法，自发成立了社团，国文学会、史学会、数学会，还有跨系科的书法研究会、音乐会等。同学们好像一下子充满了活力，不但在课业上愈发用心，而且同学之间也更加和谐友爱。现在大家都尝到改革的甜头了。当然，研究深入了，争论的问题也就更多了。”

蔡元培高兴地说：“我的理想，就是让北大成为百家争鸣的大舞台。办杂志，就是为大家提供这个舞台。我听说文科的杂志争论得很厉害。”

陈独秀马上报告：“是的，文科这边，中国文学门的傅斯年和英国文学门的罗家伦等几位同学合创杂志《新潮》，学生救国会的许德珩等创办了《国民》，国文系的俞士镇、薛祥绥等创办了《国故》，主要是这几种杂志观点各不相同，针锋相对，吵得十分热闹。”

蔡元培点点头：“各位，北大新近出现了这么多学生社团，创办了这么多杂志，是一件好事。学生们以创社团、办期刊的形式，培养自己的兴趣，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言论，宣传自己的主张，是值得提倡和鼓励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加以引导，加强管理。有的社团应以研究学术为目的，有的可以陶冶情操、开阔视野，有的可以专门培养学生服务社会的精神。总之，我们北京大学要在学术自由和关心时事方面开一代风气。杂志、报纸和社团多多益善。各个学科尽可以广开门路，大胆试验。我想告诉各位的是，这只是北大改革的开始。体制的改革要跟上，比如现在实行的学长制，就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体制。学校正在废门改系，下一步就是取消各科学长，成立教务处，统一管理学校的教学，各位学长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散会了。蔡元培招呼陈独秀：“仲甫，到你办公室坐一会，我和你说点事情。”

蔡元培边走边说：“仲甫，我刚才说的体制改革之事，你有什么看法？”

陈独秀：“北大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一定要与世界接轨，这是趋势。学长制确实不能成为常态，所以我赞同您的改革方案。”

蔡元培：“那你想过没有，如果取消学长制，你准备做什么？”

陈独秀：“我现在正全力筹备《每周评论》。我觉得这个刊物是您所说的接地气的一个平台，我对它充满期待。现在只有守常和我在搞，人手不够，所以我想如果可能，以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刊物上。”

蔡元培：“仲甫，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编写一部权威的《中国通史》。思来想去，觉得你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所以，我准备请你兼任北大国史馆编纂处主任，统筹领导《中国通史》的编辑工作。你意如何？”

陈独秀想了片刻，说：“不瞒蔡公，我现在主要兴趣在《每周评论》上。我以为，现实比历史更加要紧。”

蔡元培：“《每周评论》可以让守常多担一些，适之母亲过世，他回乡奔丧，听说昨天已经回来了，他也可以分担嘛。”

陈独秀：“适之和守常思路不同，常有争论，怕是搞不到一起去。”

蔡元培：“由你领衔，就不怕他们争论。具体的事让年轻人去干。”

陈独秀：“我找适之谈谈看吧。”

晚上，陈独秀、高君曼提着点心来看胡适。说来也巧，胡适正是11月24日在北大小礼堂做丧葬改革讲座时接到母亲病故电报的。因江冬秀怀孕，妊娠反应很大，不能长途劳累，胡适一人回乡料理母亲的后事。在家近两周，他坚持从简治丧，引发了很多议论，自己也累得够呛，掉了好几斤肉，回到北京，心力交瘁，在床上躺了一天，听江冬秀说陈独秀夫妇来了，赶紧起床相迎。

陈独秀看到消瘦的胡适，握住他的手说：“自然规律不可抗拒，别难过了。”

高君曼也安慰道：“就是，弟妹还怀着身子，这时候你可不能倒下。”

胡适点点头：“放心，我想得开。”

这是新租不久的一个独门小院子。胡适将陈独秀夫妇引进屋里，招呼江冬秀泡茶，请二人坐下。

高君曼赶紧拉住江冬秀：“不喝茶。冬秀，你怀着身孕，不好忙前忙后，进出都要当心些。最近还好吗？”

江冬秀摸了摸肚子：“谢谢嫂子关心。我皮实，没事的。你们谈，我去烧饭，再添几个家乡菜。”

高君曼站起来：“我来帮你。”

陈独秀拉胡适对面坐着，说：“适之，你奔丧这十几天，北大可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科系学生大力兴办社团，热闹非凡，校内刊物也一下子出现了好几种。你的学生傅斯年等办了《新潮》，刘师培、黄侃也带着一些人办了《国故》，几个杂志为抢占阵地，几乎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

胡适：“什么《国故》？不就是要复古吗？不过是些故国斜阳的呻吟而已。听说黄侃最近老拿他写的发刊词初稿到处征求意见，点名道姓骂我们俩，实际上是向我们示威呢。”

陈独秀：“适之啊，骂我们的可不光是《国故》一家，这一次是联动，南北夹击，来势汹汹，不容小觑呀。”

胡适：“新文化是在骂声中成长的。你陈仲甫还怕人家骂你不成？”

陈独秀：“光不怕还不行，还要反击。”

胡适：“没问题，我这就写文章和他们辩论。”

陈独秀：“适之啊，还是你最懂我。今天我就是来和你商量这事的。蔡校长提出新文化运动要接地气，直面现实。我们就在《新青年》之外又办了一个《每周评论》，算是《新青年》副刊吧。蔡校长的意思是请你协助守常来主管这事，你意如何？”

胡适：“这《每周评论》宗旨为何？”

陈独秀：“《每周评论》与《新青年》各司其职。《新青年》侧重思想启蒙；《每周评论》侧重评述时事、批评现实，就一些政治、社会问题发表评论。”

胡适一听，心中生起一丝反感：“仲甫兄，你不是说二十年不谈政治吗？”

陈独秀皱起了眉头：“你怎么老抓住这个问题不放？那天我不是跟你说我陈独秀破戒了吗？再说，我早就说过，不谈政治不等于不研究现实问题。要真是那样，我们也办《国故》算了。”

胡适连忙解释：“仲甫兄误会了，我不是不赞同办《每周评论》，只是我对现实问题没有研究，也不感兴趣。现在我手上的事情太多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马上要出版，蔡公要我当英语系主任，加上我的老师杜威教授准备来华讲学，我要为他联系和安排各种事务，真是千头万绪，实在忙不过来啊。”

陈独秀：“我知道你忙，可是守常不是比你的事情更多吗？你看他办了那么多杂志和社团，真正成了青年领袖。适之，做学问固然重要，但是，国难当头，责任更重要啊。”

胡适不以为然，但表情还是很诚恳：“仲甫兄教导的是，我让您失望了。”

陈独秀意识到自己的话有点重，连忙摆摆手：“你别在意，我把你当知己才这么说。”

胡适：“仲甫兄，您看这样行不行，最近一段时间我就不参与《每周评论》编辑工作了，但我一定多多供稿。等忙过这一段，我就来接替守常，您看如何？”

陈独秀还想再劝劝胡适，高君曼端着一品锅走了进来：“来来来，大菜上桌啦！”

胡适立刻站起：“怎么好麻烦嫂子亲自端菜！您请坐，我去拿碗筷。”说着，便向厨房走去。

看着胡适的背影，陈独秀怅然若失。

三

胡适去红楼开会，路上碰到傅斯年，便一同前行。

傅斯年有些激动：“先生，您总算回来了！我们在北京都听说了，您此次回乡丧礼新办，掀起了好大的风浪。同学们既为您高兴，又为您担心。”

胡适的眼睛湿润了：“我先谢谢同学们的关心。这次我回家处理家母后事，改革了一些旧的丧葬礼仪，招来了一些非议，这都在预料之中。新文化的每一次改革、每一点进步都是很难的，我相信九泉之下的母亲定会原谅我、支持我。”

傅斯年见胡适眼圈红了，赶紧岔开话题：“先生，您在家乡办了一件大事，我们在北京也办了一件大事。这段时间，各科都在兴办杂志，我们不敢耽误。所以虽然先生不在，《新潮》筹备之事我们也已着手干了起来。现在杂志的第一期已经出版了。”

胡适欣慰地说：“没想到我走了不过十几天的时间，杂志竟已创刊完成。还是你们青年人干劲足啊。”

进了红楼，傅斯年指着左手边的走廊说：“先生，这两间就是我们《新潮》编辑部。”

胡适大感意外：“你们竟有了自己的编辑部？”

傅斯年：“这原来是图书馆仓库，是守常先生主动提出给我们做编辑部的。”

胡适走过去推开房门，第一眼就看见编辑部正堂上挂着母亲冯氏的遗像，十分意外，回头望向傅斯年。

傅斯年赶紧解释：“先生，《新潮》编辑部现有十余人，其中大半可以算是您的门生，大家都对先生十分崇拜。在您回乡奔丧的这些日子，我们在这个编辑部里布置了灵堂，也算是我们小辈对太师母的悼念和尊敬。”

胡适深受感动，上前向母亲遗像鞠了个躬，又握着傅斯年的手说：“谢谢你们，让你们费心了。回头你们把这相片取下来，我带回家去。”

傅斯年请胡适坐下，拿来《新潮》的样稿，递给胡适：“先生，这就是第一期《新潮》。”

胡适接过杂志，看见杂志封面上写着英文名“The Renaissance”，颇为惊喜：“Renaissance，中文意为复活、再生、更生，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名字。这刊名起得好！”

傅斯年点点头，接过胡适的话说：“这是子俊的主意，我们也都赞同。我们认为如今先生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和欧洲文艺复兴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用这个Renaissance做杂志的名字。”

胡适放下杂志，语重心长地对傅斯年说：“我常想，如今社会上的杂志太多了，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难免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现在所有刊物中，能仔细研究一个问题，按部就班地解决，不落在随便发议论的毛病里的，只有一个《新青年》。我想，这便是你们要努力的方向。”

傅斯年郑重地点点头：“先生，我们知道了。”

胡适接着说道：“所谓‘新潮’，就是Renaissance，是新文化，不是新政治。我期盼你们能利用《新潮》学习和传播欧洲的文艺复兴，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要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

停顿了一会儿，看着傅斯年，胡适极其严肃地说：“孟真，我希望《新潮》二十年也不要讲政治。”

胡适上了二楼会议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都在。蔡元培见胡适来了，起身说：“适之来了，我们开会。今天，我找你们几个来聊聊形势，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形势者，一是天下大势，二是北大家事。仲甫，你是《每周评论》的主编，你就先给我们评论一下最近的大事吧。”

陈独秀：“最近的事，我看最重要的就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的主角是美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要想世界永久和平，是新政治。我期盼你们能利用《新潮》学习和传播欧洲的文艺复兴，致力于新文化运动。要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

陈独秀：“最近的事，我看最重要的就是巴黎和会。巴黎和会的主角是美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必须有一个新秩序，不应再用老一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

胡适拍案而起，兴奋地说：“美国到底是个讲公理的国家，我看这次公理战胜强权大有希望。”

蔡元培马上说：“公理能不能战胜强权，得看巴黎和会的结果。中国作为战胜国已经组成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徵祥。”

胡适：“我听说梁启超受徐世昌的委托正在欧洲游说，为巴黎和会中国提案吹风拉票。”

蔡元培：“梁任公这次倒是信心满满，到处鼓吹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外交之失败，从此获得大翻身。”

李大钊冷不丁甩出一句：“这个梁先生真是太可爱、太天真了。我看他是吃洋人的亏还没有吃够。”

鲁迅冷冷地说：“盲目乐观，不长记性，封建劣根性的典型表现。”

胡适：“二位过于悲观了吧？巴黎和会，起主导作用的是美英法三国，威尔逊的主张就是美英法三国共同的主张，所以我认为中国形势大好，前途光明。”

李大钊不以为然：“你别忘了，我们身边还有个虎视眈眈的日本呢。”

胡适马上说：“你也别忘了，在美英法面前，至少现在日本还起不了主导作用。”

李大钊：“那咱们等着瞧吧。”

蔡元培：“现在国人眼睛都盯在巴黎和会上。我们北大的刊物，特别是《每周评论》，要把这个事情作为评论的焦点，多发表一些有见解的文章，适当转移一些人的视线。诸位懂我的意思吗？”

钱玄同插话道：“听说有人正在策划向国会提交议案，逼蔡公辞职，还要把仲甫、适之和我赶出北大。”

蔡元培马上补充：“岂止是国会，还有政府和舆论，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鲁迅：“教育部有人提醒我，说林纾要用小说跟北大论战，要我少掺和，不知是什么意思。”

陈独秀一听，赶紧说：“豫才，你可不能少掺和，《新青年》还为你的新小说开着天窗呢，你可不能误事呀。”

鲁迅坦然道：“放心，我的这篇《孔乙己》马上就完稿了。不过，仲甫兄，你逼稿也逼得太狠了吧。”

陈独秀：“不是我逼你，是形势逼人。”

蔡元培对陈独秀说：“仲甫，别把弦拉得太满了，静下心来研究研究威尔逊如何？”

陈独秀：“您别说，我还真对威尔逊感兴趣了。我研究了他的很多演讲，发现他真可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胡适哈哈大笑：“仲甫，我同意你的观点。”

陈独秀：“这个威尔逊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有两条，一是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二是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我琢磨了一下，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公理必定战胜强权。所以，我准备在《每周评论》上写一篇文章，说一说这位世界第一好人！”

蔡元培看着李大钊：“守常，你也写一篇吧。”

李大钊：“我不写美国，我写俄国，写一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蔡元培又问胡适：“适之，你写一篇怎样？”

胡适：“蔡公，我最近太忙，下期吧。”

四

1918年的冬天，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国成了战胜国，北京的街头比往年热闹多了。

前门大街，报童大声叫卖：“看梁启超新著《国际联盟与中国》，称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是实现大同世界的最好手段；看新出版的《每周评论》，李大钊发表《新纪元》，呼吁中国走俄国道路；看李大钊新著《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

外交部接待大厅，记者云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一脸严肃的陆徵祥坐在台上。

秘书向他附耳低语：“可以开始了。”

陆徵祥站起来向大家挥手致意：“女士们、先生们，今日召开记者会，是为了向诸位新闻界的朋友说明我们代表团此次赴法参加巴黎和会的行程和代表的构成。此次我们几位能作为战胜国代表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和会，实在是毕生的荣幸。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代表团的情况。我们此次赴会的代表团包括全权代表、外国专家、秘书等，共计五十余人。鄙人陆徵祥，担任此次代表团团长。代表团其他主要成员还有驻法公使胡惟德先生、驻英公使施肇基先生，我们三人为全权大使，驻美公使顾维钧先生和驻比公使魏宸组先生为全权大使兼专门委员。日前，施公使、胡公使和顾公使已经赴巴黎开展洽谈，参与和会的预备会议。各位新闻界同人，即将在巴黎召开的和会之于中国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我国可以借助此次大会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本人身体一直抱恙，但一定竭尽所能，与诸位代表一道，在和会上为我国积极奔走。”

台下掌声一片，镁光灯频频闪现。

秘书宣布：“下面请记者提问。”

中国记者：“请问陆总长，您对此次会议的结果如何预测？我们的前景乐观吗？是否真可以如您所说，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遭受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陆徵祥回答：“在这次大战中，我们中国为了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在这里我可以透露，在我们输送十多万劳工参战之前，英法两国就曾允诺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给予我们中国五个会议席位，对我们以大国相待。因此，我们对此次会议充满信心。”

美国记者：“请问陆总长，贵国此次向和平大会提交的提案包括哪些内容？”

陆徵祥：“我们代表团的提案一共有七项内容：一、废除外国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电报机关；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由权。”

法国记者：“尊敬的总长，我们看到您所提的议案涵盖范围非常广，您认为在此次会议上这些要求都能得到满足吗？”

陆徵祥：“诸位想必都还记得，上个月徐大总统已经下令，将《辛丑条约》所遗留的克林德碑从东单移到了中央公园，碑文也改成了‘公理战胜’。对于你刚才的提问，我只能说，我相信在这次会议上，公理定能战胜强权，我们中国人定可以一雪前耻，扬眉吐气。”

台下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中国女记者：“请问陆总长，您去巴黎开会，外交部事务怎么办？”

陆徵祥：“民国政府已经任命外交部次长陈箓先生代理外交总长。同时，民国政府将正式成立国家外交委员会，作为中国外交的决策机构。”

日本记者：“请问陆总长打算何时赴巴黎？”

陆徵祥：“这个嘛，暂时无可奉告。我到了巴黎，你自然也就有答案了。”

大西洋上，浪涛汹涌，“华盛顿”号邮轮已经在风浪中颠簸了五天五夜。

陆徵祥和夫人正在船舱内休息，秘书敲门：“陆总长。”

夫人走过去打开门，向秘书点点头，离开房间。

秘书匆匆走到陆徵祥身边，俯身低语：“陆总长，有北京急电。”

陆徵祥倚在沙发上，闭着眼睛，示意秘书念下去。

秘书拿起电报念道：“此次赴欧议和，关系甚重，主座以王正廷法律、外交夙著才望，特委任其为特命全权大使，已电由顾大使就近转知王正廷，其委任令亦寄美馆转交，并希陆公转与接洽，谆劝担任为盼。”

秘书刚念完，陆徵祥一下子坐了起来：“怎么回事？本来南方政府就提出要自己成立代表团参加和会，大总统不是不允吗？”

秘书：“大总统本来是拒绝南北双方协派代表的，但南方政府的王正廷博士已经到了纽约，自己联络并说服了美国。昨晚，美国派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大总统施压，大总统不得已点了头，才有了这个任命。”

陆徵祥气愤地站起来：“处处看外国人的眼色，还谈什么外交？这王正廷的位次是怎么排的？”

秘书：“任命书上没有明确，陈箓在电报上说排在您之后，是特命全权大使。”

陆徵祥：“一个国家的代表团里有两个政府的人，日后必定问题重重。这个差事没法办，看来我得想个全身之计才行。下了船就给我安排与汪大燮通话。”

北京，紫光阁一角有几间平房，一间房子门口挂着一个醒目的木牌：中华民国外交委员会。

总统徐世昌和汪大燮及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走过来。

徐世昌在门口端详牌子：“好，这牌子做得有气派，就是这地方离我那儿远了点。”

汪大燮：“我还是离你远点好，大家都少点麻烦。”

徐世昌不悦道：“伯棠，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躲清闲啊。陆徵祥去巴黎了，外交这一摊子光靠陈箓这个代理总长是撑不起来的。你这个外交委员会就是我总统府里外交事务的决策机构。巴黎那边怎么谈，全听你的。”

汪大燮讪笑道：“菊人兄，你糊弄鬼吧。一个曹汝霖就能把我的提案给否决了，我还能有什么决策？”

徐世昌不理汪大燮的埋怨：“不能悲观。好不容易得了一个战胜国待遇，你我得有所作为！这可是天赐良机、天降大任啊。”

汪大燮：“眼下就有一个难题要决策。”

徐世昌：“你说。”

汪大燮：“巴黎和会我们去了五个人，但是给我们的代表席位只有三个。谁当常任代表负责主谈，这个人选至关重要。”

徐世昌：“陆徵祥是首席代表，王正廷是南方代表，这两个席位不能变。还剩一个席位，那就三个人轮流出席吧。”

汪大燮：“万万不可。这陆徵祥有病，多数时间住在瑞士。王正廷根本不懂外交，不能当主谈。”

徐世昌：“那你说怎么安排？”

汪大燮：“我的意见是，把顾维钧排到第二位，让他来当主谈。”

徐世昌：“那南方政府岂不是要闹事？”

汪大燮：“所以这事还得你这个总统出面决策。”

徐世昌想了想：“行，就按你汪委员长说的办！”

五

北大图书馆阅览室，学生们都在安静地读书。陈延年、陈乔年在书架旁帮助整理书籍。柳眉给陈延年打下手，帮延年递书，延年却装作看不到，想绕过她取书，柳眉调皮地挡在延年面前。

陈延年无奈，小声地说：“同志，图书馆是个安静的地方，不得嬉闹。”

柳眉：“谁和你嬉闹了？我想和你讨论个问题。”

陈延年：“什么问题？”

柳眉：“附耳过来。”

陈延年：“公共场合，注意形象。”

柳眉：“那就算了，以后再说。”

延年不再搭理她，抱着一摞书快步走开，柳眉朝他做了一个鬼脸。

李大钊走进来，对看书的同学们说道：“同学们，图书馆要闭馆了，各位可将书借回去阅读。”

学生们开始收拾书本。

柳眉走上前去对李大钊说：“先生，我都好几天没看见您啦！您呀，现在恐怕算得上北大最忙的人啦！”

李大钊笑着问道：“此话怎讲？”

柳眉扳着手指说：“您看，您是图书馆主任，图书馆的事要您管。您又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编，还是新杂志《国民》的顾问和撰稿人。最近您又创办了马尔克斯研究会，还经常去长辛店工厂里搞调查研究。您看，还有谁比您更忙呢？”

李大钊哈哈大笑。

陈乔年在一旁插话道：“不是马尔克斯研究会，是马克思研究会。”

柳眉：“是吗？我怎么记得是马尔克斯……”

陈延年：“你们俩说的都没错。李先生为了避免被当局查封，有意称其为马尔克斯而不是马克思，目的是让人家以为是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学会，这样就不会被当局找麻烦了。”

陈乔年不解地问：“研究马克思会惹麻烦吗？最近我在李先生这里看了一些马克思的书，倒觉得很受启发。”

李大钊：“你们已经开始自觉读马克思的书了，这很好。今后我们读书会的重点就是带大家读马克思的书。”

离图书馆不远处，毛泽东拿着一封信急匆匆地追赶走在前面的邓中夏：“仲澥兄，仲澥兄……”

邓中夏回头见是毛泽东，忙转身迎过去：“润之，是你喊我？”

毛泽东气喘吁吁：“是，有事相求。”

邓中夏：“何事？这么紧张啊。”

毛泽东递过手上的信：“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想发个倡议，请求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帮助全国各个乡镇设立书报室，以普及新文化运动。”

邓中夏：“这是好事情呀，需要我做些什么？”

毛泽东：“我们觉得新民学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够，希望北大能带这个头，发起倡议。”

邓中夏：“好，《新青年》大本营就在北大，这件事北大挑头，责无旁贷。”

毛泽东：“你看这件事情该如何操作？”

邓中夏想了想，说：“我们去找守常先生吧，他一定会支持的。”

邓中夏和毛泽东匆匆走进图书馆，李大钊还在和陈延年、柳眉等整理书籍。看到他俩急急忙忙的样子，李大钊知道定是有事，便问：“你们这是从哪里来？”

邓中夏：“守常先生，润之和我有件事情向您讨教。”

李大钊：“仲澥，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什么事，快说。”

毛泽东上前把信递给李大钊：“守常先生，这是我刚刚接到的湖南来信。我觉得信中说的在理，就想找您来商量个办法。”毛泽东指着那封信说：“我的朋友熊光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在这封信上建议，由各大高校师生带头，联名要求当局在全国各个乡镇普遍设立书报室，向群众进行新文化和先进思想的宣传，逐步提高国民素质。”

邓中夏：“我觉得这是个好建议。目前新文化思想启蒙的受众大多是青年学生，若是能通过设立书报室宣传新思想，提高一般民众的素质，那再好不过了。”

看完信，李大钊说：“这确实是个让新文化接地气的好建议，只是这个建议实施起来很复杂，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由谁来挑头。”

邓中夏：“润之建议我们北大挑头。”

李大钊沉思了一会，说道：“倡导新文化，北大当仁不让。不过，这事还要报告蔡校长由他定夺。”

邓中夏一听李大钊同意了，兴奋地说：“我来给蔡校长写信。”

夕阳西下，陈延年一个人坐在篮球架下思考。

柳眉悄悄走过来，看见陈延年心事重重，不忍打扰，就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陈乔年从宿舍里跑出来，看到他们俩，笑道：“我说我怎么找不到你们，原来跑这儿看落日来了。”

柳眉笑了：“你哥不是看落日，是静思。”

乔年凑上前问：“哥，你想家啦？”

延年先是一惊，继而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站起来说：“对，我是该有个家了。”

一旁的柳眉愣住了，不知道陈延年说的是什么意思，心中竟然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乔年欢喜地问：“哥，你想通了，想恋爱结婚啦？”

延年瞪了乔年一眼：“说什么呢，我是说我们应该组织个大家庭，实行互助共产主义。”

柳眉愕然：“我看你这些日子一直魂不守舍的，原来在想这个事情呀。”

延年点点头：“那天我在中央公园听蔡校长演讲时就有了这个想法。新文化要接地气，你说我们这些半工半读的人能不能组织起来搞个工团，实行互助，大家一起过日子。”

柳眉急道：“昨天我在图书馆就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你却不理我！”

延年大喜：“你也有此想法？太好了，难怪我们是同志呢。”

乔年高兴地说：“我支持，你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延年握紧拳头：“那好，周末读书会讨论时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正式提出来，争取多一些同志参加。”

柳眉：“我觉得没有问题，守常先生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延年：“好，我们三个就是这个工团的发起人。来，我们对着落日许个愿吧，祈愿我们的互助工团成功。”

三个年轻人抬头仰望天空，虔诚地合起了双手。

……

周末，青年读书会如期举行，讨论的主题是巴黎和会。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主持人邓中夏说：“诸位同学，现在进行本次读书会讨论课的最后一个议程。郭心刚、刘海威等同学提出，希望以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发一份电报，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提请巴黎和会废除1915年的中日协约即‘二十一条’。傅斯年同学根据大家的意见草拟了这份电报，现在请他给我们念一遍。”

傅斯年站起来：“巴黎中国代表团专使公鉴：美威尔逊总统曾宣言，此次和平大会将巩固将来之和平，并扫除从前国际之不平等，寰球同钦。一九一五年中日条约，为有约以来最不平等之条约。北京学界全体本着巩固东亚永久和平之决心，敢请诸位将山东问题提交大会公决。青岛本是中国领土，德国昔日以武力向中国强借，今日也应因武力失败而归还中国。揆诸法律，日本断无继承德国权利的道理。务望诸位俯察青年学子一片爱国热忱，在大会上全力争取。北京学界全体同叩！”

大家齐声叫好，热烈鼓掌。

邓中夏：“如果大家没有意见，我就拿去征求其他学校意见了。好，今天的所有议程都结束了，大家散会。”

柳眉突然举手站起：“同学们，陈延年同学有一个倡议，现在请他发言。”

郭心刚马上说：“我反对，议题不能任意增加，我晚上没有吃饭，肚子早就闹革命了。”

柳眉赶紧说：“这好办，讨论完了让陈延年请你吃夜宵。”

“延年，你请客吗？”郭心刚看着陈延年问。

陈延年：“行啊。”

郭心刚：“说话可得算数。”

陈延年：“当然！”

郭心刚：“那你说吧。”

陈延年站起来：“各位同学，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读书会不能光停留在思想和理论的探讨，更重要的是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所以我有一个倡议，成立一个半工半读的互助社，按照互助论的思想，组成一个互助会团体，试行互助式的共产主义。不知各位是否赞同？”

邓中夏：“延年，你这个想法并不新鲜，王光祈他们早就提出来了。理论上我是赞同的，不过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陈延年：“我和王光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想搞大规模的，那个难度太大。我想先做个小范围的实验，先在我们读书会和法文进修馆范围内试试。”

郭心刚：“我赞同。不过你得先立个章程让我们看看。”

陈延年：“今天我先做个倡议，如果大家觉得可行，我们就起草章程。”

柳眉举手：“我参加。”

陈乔年也举手：“我也参加。”

赵世炎站了起来：“我反对！我认为新文化要接地气，最重要的是要和工农大众相结合。我和邓中夏正在计划成立北京平民教育讲演团，准备先以长辛店为试点组织宣讲活动，同时做一些中国劳工现状的调查，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张国焘、罗章龙立马表态参加。

陈延年捅了一下身旁的毛泽东：“润之兄，你不是也信奉无政府主义吗？你参加我们的互助社吧。”

毛泽东笑了笑：“说实话，两个我都想参加。这北京就是不一样，新鲜事太多了。”

陈乔年一听毛泽东想参加，赶紧说：“那你就参加我们互助社吧，不过我们要在一个锅里吃饭，可没有那么多的辣椒哟。”

毛泽东笑着说：“小老弟，我知道你最怕吃辣椒，不过你也不要担心，我马上就要回湖南了。”

陈乔年：“不要紧，你先当个编外社员，试试看嘛。要是合适，你回湖南也可以搞呀。”

毛泽东：“行，我可以参加你们组织的劳作活动。”

邓中夏：“要我看呀，陈延年和赵世炎的倡议都不错，都可以试试。毛润之，长辛店的调研和宣讲你可不能缺席呀。”

毛泽东：“当然，我两边都参加。”

郭心刚看着陈延年说：“好了，讨论完了，该陈延年请客了。”

柳眉对郭心刚一瞪眼：“你就知道吃，李先生还没有总结呢。”

邓中夏马上说：“对，大家欢迎李先生讲话。”

大家鼓掌。

李大钊站起来：“我和大家一样也是读书会的成员，不是每次讨论都要我来做总结。不过，对今天的讨论，我很想说几句话。刚才陈延年和赵世炎两位同学提出了两个倡议，我听了非常兴奋。那天在庆祝欧战胜利的大会上，蔡校长说新文化运动到了一个拐点，我就一直在琢磨，我们应该怎样去利用这个拐点。今天你们提出的这两个倡议让我豁然开朗。你们不愧为新青年。所以，我由衷地赞同并支持你们把这两件事情做起来。当然，这些事情做起来很难，特别是互助社，更难。但是，事情总是要有人去做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中国的路就在你们脚下。”

大家热烈鼓掌。

李大钊和读书会的青年们从红楼中走出，一阵冷风吹来，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裹了裹衣服。

柳眉缩着脖子嘀咕道：“好冷的天啊，想把人冻死啊。”

“延年，你的承诺还兑现吗？”郭心刚的眼神怪怪的。

陈延年摊开双手：“我很想兑现，但是我没钱。”

柳眉马上说：“我有钱。你请客我出钱，怎样？”

陈延年瞪了柳眉一眼：“这有你什么事呀？”

郭心刚笑道：“怎么没她的事！互助嘛，今天我们就要打土豪。再说了，你们俩谁请客不都一样吗？干吗分得这么清？”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李大钊看见学生们瑟瑟发抖的样子，便说：“今天大家讨论得都很好。这样吧，天色也不早了，天气这么冷，大家都饿了，今晚我请你们到隆福寺吃小吃去。”

一行人簇拥着李大钊欢快地向隆福寺走去。

李大钊点了豆汁、艾窝窝、豌豆黄、驴打滚等北京小吃。青年们围坐一桌，喝的喝，吃的吃，不亦乐乎。

李大钊对坐在身旁的邓中夏说道：“中夏，你写给蔡校长的信，有反馈了。”

邓中夏激动地问：“蔡校长怎么说？”

李大钊：“前几日，蔡校长特意请我和仲甫先生、适之先生几位去开了个会，专谈你的这封信。”

众人放下碗筷，目光都投向了李大钊。

李大钊笑着说：“蔡校长说他准备让北大校刊发表此文，他还嘱咐我们再研究一下，如何在深入推进新文化运动中搞好普及工作。”

邓中夏激动万分：“我就知道蔡校长一定会支持我们！”

李大钊点头：“新文化、新生活，是全体民众的事情，不能光在学术圈子里搞。所以，今天带你们到这里来，不仅是奖励，也是一个调研。”

柳眉眼睛滴溜溜直转：“李先生，我们这就是调研？”

李大钊笑道：“是啊，今天带你们来这，也是希望你们能借此机会认真观察体验一下北京平民的生活。只有调研好了，对平民生活有了了解，才能进一步研究推进平民教育的问题。”

赵世炎接话道：“是啊，我这阵子在长辛店调研收获也很多。长辛店现有大工厂三个，工人两千五百多。工人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工钱却很少。冬天要工作十个小时，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天工钱却只有三毛至一元不等。为什么工人们终日辛苦，却不得温饱呢？我想组织些人做深度调查。”

李大钊问：“中夏，你怎么看？”

邓中夏：“我觉得调研和宣讲要结合起来。宣传和鼓动民众可能更加迫切一些。目前平民识字者少，能阅读印刷品、出版物的人更少，所以若想进行普及教育，非进行演讲不可。而且依我看，这平民教育讲演团组织形式也不必复杂，可以几个人为一组，事先拟好题目，专到集市等人多的地方进行宣讲。”

张国焘表示赞同：“对，讲题也不必复杂，就先从生活常识、新闻时事之类讲起。”

罗章龙：“若是一般劳苦大众能通过我们的演讲略知一些时事，得到一些常识，最终能觉悟自己的地位和社会的病源，继而再做些积极的活动，那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毛泽东激动地站起来：“我报名多参加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这些年我在长沙天天和他们打交道，最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李大钊笑了：“好，看来我没有白白请你们吃饭。有收获！我看这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可以启动了。各位就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活动的发起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让我们以豆汁代酒，为这份属于你们的光荣和责任庆贺吧。”

大家端起豆汁，邓中夏说：“为守常先生——”

陈延年：“为平民教育讲演团——”

李大钊：“为新文化，新生活，干杯！”

六

初春的北京，放眼望去还看不到什么绿色。破旧的马路上，一辆牛车缓缓前行。北风呼啸，那牛鼓起前胛，奋力拉车。赶车的车把式戴着棉帽耳套，脑袋被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坐在他身后的毛泽东穿着单薄的长衫，昂首望向前方，头上也没戴帽子，一任北风撕扯着长衫，吹卷了头发。尽管是冰封大地，但冰雪已在悄悄融化，几株嫩绿的小草勇敢地顶破冰层，探出头来。看到这些，毛泽东不禁怦然心动，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露出欣慰的神色。牛车里面，坐着李大钊和邓中夏、赵世炎。

李大钊向着前面喊：“润之，你还是到车里来挤一挤吧，外面风大。”

毛泽东朝车里大喊：“不用啦，李先生。我不怕冷，在外面正好享受这北国风光呢。”

邓中夏：“润之临时要跟来，该坐在外面。他本来和何孟雄约好去陶然亭的，可何孟雄被陈延年拉去搞工读互助社了。”

李大钊：“润之，欢迎你多参加北大的活动。你来北京多长时间了？”

毛泽东：“有半年了。”

李大钊：“来过长辛店吗？”

毛泽东：“和邓中夏、赵世炎来过一次，走马观花。这次先生来做专题调研，机会难得，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工人的状况，我就跟着来了。”

李大钊点头：“马克思曾经讲过，产业工人是最先进的阶级，这句话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是一个很现实的课题。对中国工人的状况，我们了解得还很少。”

邓中夏：“长辛店我来过好几次了，我觉得马克思的话有道理。”

李大钊：“有没有道理，要靠我们自己去体验。润之，今天你做记录吧。”

毛泽东：“好的，李先生。”

一排排破破烂烂的工棚前面，一些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玩耍。

葛树贵领着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赵世炎等走进一家工棚。工棚里已经坐着五六位工人。李大钊向工人们致意。葛树贵向大家介绍：“这位就是我经常向你们提起的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教授，这几位后生是李教授的学生。他们来和大家聊聊天，想了解一下我们这里有什么难处。李教授，这几位都是我们这儿的老工友，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李大钊向工友们抱抱拳：“各位师傅，打扰了。今天我们来，主要是想和各位师傅谈谈心。大家都知道，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中国是战胜国。我们为什么能成为战胜国呢？是因为我们向欧洲战场派出了十多万的劳工，正是这些劳工用生命和汗水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和权利。所以，这次欧战结束后，我们的校长蔡元培先生喊出了‘劳工万岁’的口号。中国的劳工是世界上最勤劳最伟大的劳工，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敬。我们今天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基本情况，比如你们生活得怎样，对国家的政策有什么意见，包括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需要我们向社会和政府转达的。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敞开说。”

葛树贵：“李先生，您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事您尽管问，工友们一定会如实告诉你们的。”

李大钊：“好，好。仲澥，你来谈。”

邓中夏从提包里拿出一叠纸，给工人们每人发了一份：“各位师傅，这是一份油印的情况调查表，请大家帮我们填写一下，主要是每个人的基本情况。”

葛树贵接过调查表，面露难色：“我说仲澥同学，你这是为难我们啊，我们这儿的工人都不识字。”

邓中夏很是吃惊：“几位师傅都不识字？”

葛树贵：“这里就我打小上过两年私塾，认识的字统共不到一箩筐，我的这几位兄弟个个都是睁眼瞎。”

李大钊连忙起身：“对不起，是我们疏忽了。仲澥，别发问卷了。我们就和工友们聊天吧。润之，你负责记录。”

毛泽东连连点头。

邓中夏、毛泽东、李大钊等人都问了很多问题，了解到很多有用的情况。

吃过午饭，李大钊一行与工人话别。工人们握着李大钊的手，依依不舍。

回城的路上，邓中夏低头走路，一言不发。李大钊拍了拍他，问：“想什么呢？”

邓中夏面色凝重：“守常先生，今天的事让我很震惊，没想到长辛店的工人师傅绝大多数都是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