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生于建国前夕，算是新中国的“同龄人”。2010年从团场政研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如今坐在乌鲁木齐的电梯房里，窗外车水马龙，可我的思绪总忍不住飘回石河子的地窝子、团场的棉田，飘回那些在兵团摸爬滚打的日子。

我生于建国前夕，算是新中国的“同龄人”。2010年从团场政研室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如今坐在乌鲁木齐的电梯房里，窗外车水马龙，可我的思绪总忍不住飘回石河子的地窝子、团场的棉田，飘回那些在兵团摸爬滚打的日子。

我的老家在河南南阳赊旗镇，十六岁时因学校高中部撤销失学，此后便靠放羊、当建筑小工、进砖窑搬砖谋生。

夜里躺在被窝里，我总忍不住背《出师表》、默诵元素周期表，心里对“安稳日子”的念想，像戈壁滩的梭梭草般顽强。

1966年3月初的一天，在家乡看不到出路的我从老家河南南阳到了乌鲁木齐，当天搭便车到石河子，晚上就住在“石河子新城”。

这是1956年支边的大姐所在单位兵团设计院地质勘探大队所在地，当时单位大部分已经搬迁到石河子市北边十多公里的大泉沟，一部分暂时还住在这儿。

吃过晚饭，沿着有些泥泞的小路，我被领到当晚住宿的地方。当听到“到了”的时候，很是惊讶，说是宿舍，咋看不到房子？领路的小伙子用手电晃了晃跟前矗着半人高烟囱、比地面高一些的一个个土堆说：这就是宿舍，不过这不叫房子，叫“地窝子”。他带我顺着狭窄走道拾阶而下，掀开棉帘子把我让了进去。

小伙子指着正对“门”靠“墙”的床铺告诉我：“你就睡这张铺。今晚开班务会，你也听一听，也好和大伙儿熟悉熟悉。”

我打量着从未见过的“地窝子”：挡在“门”口的是炉子与火墙，靠“墙”的三面是三张木头棒子支起来的木板床，正中间是根立柱，上面挂着一盏擦得锃亮的马灯，把小小的“房间”照得通亮。

全班十多号人很快到齐了，一个个热情地打着招呼：“小兄弟，一路辛苦了!” 说是小兄弟，他(她)们也不过一二十岁，比我大不了多少，几个岁数大点儿的也就20多岁。全班十多个人挤坐在三张床的床沿，我盘腿坐在人们身后，一边打量着“房子”和满“房子”的人，一边竖起耳朵听山南海北不同口音的交谈。

“现在开会。开会之前，先唱一首歌《学习焦裕禄》。”原来，班长就是领我进来的小伙子。整齐的歌声在地窝子里回荡：“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一心一意为革命；像一棵青松，像一盏红灯，革命干部的好标兵……”歌声在小小的“房间”里回荡，全班唱歌时那真挚与庄重的神情令人动容，不由肃然起敬。

第二天我跟武汉支青去大泉沟，他们站在卡车上高唱“革命重担挑在肩，昂首阔步朝前迈”，风拂过脸颊，我的心也跟着飞扬——这不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有奔头，有热乎气。

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我在兵团设计院水土改良试验农场基建连正式参加工作，从此成了一名兵团人。

打土块、挖大渠、开荒造田，每天的活儿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看着荒滩一点点变成耕地，心里踏实得很。

有次夜里浇水，我听见水渠里响动，提马灯一看竟是两条一尺长的鲤鱼！我把鱼挂在铁锹上“招摇”回连队，熬了一锅鱼汤，全宿舍都尝了鲜——那会儿口粮八成是苞谷面，每月就三两油，吃鱼比过年还稀罕。

粮票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1961年春荒，母亲现来新疆后，隔壁大娘端着半碗苞谷糁子来换我家仅剩的一斤全国粮票，说病重的儿子想吃口白面面条，我咬咬牙换了。

1988年，妻子的哥嫂调回山东，托付我把积攒的新疆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寄给上海的侄子。我跑遍连队、分场、总场，每次最多换40斤，后来找老同学帮忙才多换些。

可没过两年，来信说“粮食放开了，粮票没用了”，看着手里1704斤粮票，眼泪差点掉下来——这薄薄的纸片，装着多少人的活命记忆啊。

1970年底我结了婚，分的是连队北山墙的土块房，山墙有道裂缝，算是危房。我自己铲平地面、用草泥补墙，用盐巴石灰水粉刷，旧报纸扎顶棚，摆上上海托运来的钢管床，竟得了“摩登新房”的雅号。

1971年，因为做事踏实、识点字，我被选为连队出纳，白天跟职工一起下地种庄稼，晚上在马灯下算账，做到“日清月结”；还兼任连队团支部副书记，开饭时举着铁皮喇叭广播宣传材料，下班后领着青年们植树，开大会时站在台前指挥全连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日子像上了发条的钟，忙得脚不沾地，可每一分付出都看得见回响，心里满是劲儿。

1972年3月，副指导员找我谈对党的认识，我立刻从贴胸口的口袋里掏出早就写好的入党申请书——这是我藏了很久的心愿。

1975年，我被推荐到兵团农学院畜牧专业学习，毕业后回连队当畜牧技术员。

那会儿粮食紧张，骡马每天只有几百克麸皮，全靠麦草充饥，役使强度又大，生病的特别多。

“工作需要就是专业”，我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赤脚兽医”，自费订《中国兽医》杂志，一有空就啃课本，连吃饭都在琢磨病症。

一个寒冬深夜，马号的老赵砸开我家房门：“两匹辕马快不行了！”

我背起药箱就往外冲，确诊是急性结症后，脱了棉衣捋起袖子做直肠检查，静脉注射、胃管灌药忙到后半夜。

可第二天一早还是传来坏消息：最通人性的大黄马没挺过来。

指导员盯着我解剖，我手都在抖，从直肠查到结肠，终于在回盲瓣处找到排球大的沙球！

直到指导员说“你没责任”，我紧绷的神经才松开。

这事像根鞭子，让我这辈子都记得：做事必须较真，半点马虎都可能出大错。

1981年春天，连队仔猪成窝发病死亡，我连续一周泡在猪圈，解剖病例、查资料，最终确诊是急性猪瘟，大胆改“两月龄一次接种”为“七日龄、一月龄、二月龄三次接种”，保住了全连几百头仔猪。

后来我借调到团场农业区划办，面对从未涉足过的领域、不懂的学科，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李四光的地质学、竺可桢的物候学，到有关院所借阅中科院在新疆玛纳斯河流域的科考资料，一年下来，不仅完成了任务，主笔编写的《石河子总场农业综合区划报告》还得了自治区优秀科研成果奖。

1985年，我被派到全场条件最差的五分场当副场长——这里土地盐碱重，连年亏损，职工情绪低落。

我带着班子成员下连队、进地头，一手抓家庭承包责任制落实，一手把农业区划成果用到地里：疏通排灌渠、调整作物结构、推广优良品种、搞农牧结合。

三年时间，粮食单产、职工收入双双翻番，职工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1990年底，我调任团场政研室主任，直到2010年退休，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

在兵团几十年，住房的变迁更藏着时代的温度。

我先后搬了四次家：80年代从旧土房子搬进了新的两间土块房，90年代借“私建公助”盖了带院子的砖房，新世纪搬进团场花园小区，2018年搬到乌鲁木齐的电梯房，数字监控、wifi样样齐全。

想起当年上房泥差点砸到人，冬天煤气中毒差点送命，再看现在的日子，真是恍如隔世。

2010年退休后，我闲不住，总爱跟老伙计们在小区里聊当年的事。

看着现在的孩子背着书包走柏油路，穿运动鞋不用踩泥坑；看着团场里采棉机取代了人工，滴灌开关一摁就浇水；看着超市里米面油随便买，没人再为粮票发愁，我打心眼里高兴。 前阵子整理旧物，翻出那沓粮票、当年的兽医手册，还有泛黄的入党申请书。

阳光照在上面，像照在岁月的书页上。

有人问我这辈子从老家来到新疆来到兵团感觉怎么样？

我说太值了：从南阳的失学少年，到兵团的老党员；从地窝子到电梯房；从攥着粮票过日子，到现在养老金够花、儿子成家立业——我的每一步，都踩着国家发展的鼓点。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靠一双手吃饭，靠一颗心做事，活得踏实、有尊严。

那些年吃过的苦、流过的汗、唱过的歌，都成了传给后代的宝贝：日子再甜，别忘了来时的路；生活再好，守好踏实肯干的本分。这就是一个普通兵团人的故事，也是一代兵团人最真实的模样。

来源：修为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