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久辽宁电视台的导演来到我家，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天没去录像，我说明了原因，电视台的人感到很吃惊和意外。他们知道我心情不好，对我说："多咱你的心情好了，咱们再接着工作。"因为在我老伴儿过世之前，我已经和辽宁电视台合作了几年，为他们录制了《天京血泪》《明英烈》《三侠
不久辽宁电视台的导演来到我家，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天没去录像，我说明了原因，电视台的人感到很吃惊和意外。他们知道我心情不好，对我说："多咱你的心情好了，咱们再接着工作。"因为在我老伴儿过世之前，我已经和辽宁电视台合作了几年，为他们录制了《天京血泪》《明英烈》《三侠五义》《风雪大别山》《新儿女英雄传》和《童林传》上千集评书，反应很好。几个月后，我把鞍山电台的任务完成了，带着我外孙赶到沈阳，接着给辽台录制《童林传》续集。
把在沈阳的任务完成后，我返回鞍山。为了调剂生活，我每天骑着摩托车带着外孙和孙女，到四处郊游和访友，难得的清闲。我认为家庭的和谐至关重要，古人云家和万事兴。
有一天，我刚回到家里，就接到一个电话，是从山东打来的，自称他是山东三冠影视公司负责人之一，名叫姜春谦，他又说他们对我录制的《白眉大东三冠影视公司负责人之一，名叫姜春谦，他又说他们对我录制的《白眉大侠》很感兴趣，想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假如我同意的话就去济南面谈。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能把评书搬上荧屏，这无疑是个飞跃，因此我痛快地答应了。两天后，我买了去济南的火车票，奔了济南，和三冠影视公司的负责人岳鲁义、桑鲁平、张辉力等人见了面。山东人对人就是热情，谈到《白眉大侠》的事他们个个眉飞色舞，说山东电台播放了我的《白眉大侠》之后，引起了很大轰动，在播放的时候几乎万人空巷，所以他们就有了把评书改编成电视剧的想法。由于双方都同意，一拍即合，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要拍三十集电视连续剧，他们问我每集要多少报酬，这下可把我难住了，因为过去我从未涉足过影视界，对里边的游戏规则一窍不通，只想到能把评书搬上荧屏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我说你们看着给吧，岳鲁义是领头人，他说每集给您三百元的报酬，我一听多少犯了点儿寻思，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儿，但我又不懂，也不想为钱的事情跌份儿，所以就同意了，我在济南逗留了三天，返回了鞍山，儿女们听说了这件事，都非常高兴，就盼着早点开机，早点搬上荧屏。
1993年的4月初我再次应邀赶奔济南，参加《白眉大侠》的开机典礼。在列车上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我坐的是软席包厢，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男人，此人有四十岁挂零，很斯文，也很傲气，虽然我俩同住一个包厢，他连正眼也不看我一眼，目空一切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一向对这种人反感，一看他又酸又臭，我也不答理他，心里就盘算着《白眉大侠》的事。到了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那个人从床底下拿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像手提包似的盒子，他把盒子打开，我一看，嗬！全是男人美容用的家什，圆的、扁的、方的、长的什么形状的都有，光刮胡刀就有三把，还有各种不同品牌的香水、雪花膏之类的化妆品，我动了好奇心，厚着脸皮跟他打招呼，我问他："你拿的这些东西是从哪里购买的？"他说："旧金山。"我心说大老爷儿们还用得着这些东西吗？太有点儿繁琐和奢侈了吧？那个人却不以为然，他仔细地一遍又一遍刮着胡子，打开小瓶瓶抹了这个又抹那个，当化完妆，他把东西规整好后放到床下，这才跟我交谈起来，他问我是哪个单位的，上哪去，什么职业，我都如实回答了，当听说我是去济南参加《白眉大侠》开机仪式的时候，他打开了话匣子，问我："你是剧作家？"我笑道："不是不是，是三冠影视公司根据我出版的《白眉大侠》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他问我："有书吗？"我赶紧从背包里把《白眉大侠》的书拿出来交给他看，他翻了几页之后，很感兴趣，又问我："他们每集给你多少钱？"我说："三百元钱。"他吃惊地说："是美金吗？"我说："不，人民币。"他说："三十集连续剧才给九千人民币，这也太廉价了。"接着他又说："这要在我们台湾，拍这样一部武侠片，至少也得给你人民币一百万。"我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哪？"他说："我祖居台北，现在入了美国籍，住在旧金山，经常往来于两岸间，我也是搞影视工作的。"说着递给我一张名片，因为年代久远我记不清了，他还是台北某电视台的导演，他又问我："你听说过琼瑶这个名字吗？"我说："太知道了，我看了她几部电视剧。"他又问我："金庸和梁羽生你更知道了吧？"我说："知道知道，他们都是写武侠小说的大家。"这位导演说："他们都是靠着写剧本发家的，你这部《白眉大侠》如果在台湾拍电视剧，你可以买下一栋楼房。"我笑笑说："我跟人家没法比，能有人给我拍电视剧就已经很不错了。"最后他说："你说的三冠影视公司这些人太黑了，你是外行不懂这里的规矩，今后可千万吸取这个教训。"事到如今木已成舟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到了济南后我和那位导演分道扬镳，我俩的谈话虽然不多，但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谈话就是一种互相学习，从此我对电视剧多多少少开了点窍。5月某日，《白眉大侠》开机仪式在泰山脚下的岱庙举行了，会上除了出品人、导演讲话之外，我也做了即兴发言。在那次会上我认识了导演王文杰和演员张子健、李婷、刑珉山等人。我对电视连续剧是非常感兴趣的，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留在了济南，我要在拍摄现场实地学习拍摄过程，导演王文杰很高兴，他对我说："你留下来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演员对白眉大侠很陌生，对里边的人物和情节都领会得不深，你能抽时间给大家讲讲课，介绍介绍故事情节，这是我求之不得的。"我点头答应了。几天之后，演员全体集合，有的坐在桌椅板凳上，有的坐在地毯上，满满一屋子，导演王文杰，制片人岳鲁义都参加了，您想我是个说评书的，哪懂得什么叫讲课啊？真是又紧张又不知所措，好在我思想上早有准备，《白眉大侠》又是我的底活儿，所以我从介绍人物开始，接着又重点介绍了故事情节，这哪里是讲课，分明是变相的说评书，惹得大家哄堂大笑，总的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在拍摄现场，我和导演王文杰坐在一起，看他怎样指挥怎样看镜头，一会儿说开始，一会儿说过，什么是吊威亚，什么是打板的，我都牢记在心，我想人长到老学到老，不会就得学，何况影视又是我崇拜的艺术形式，有道是艺多不压身，说不上哪天会派上用场。王文杰虽然高大肥胖，但心细如发，又很幽默，为人随和，我俩处得不错。
遗憾的是，《白眉大侠》被改得驴不马不马，成了四不像，原来评书里的精华都不复存在了，主人公徐良和房书安也变了形，徐良本来是个诙谐幽默、长得又丑又怪的人，可是在电视剧里边的徐良却是俊扮，除了两道白眉保留之外，竟变成了仪表堂堂的侠士，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尤其是包袱点房书安没鼻子没本事，但鬼点子特别多，往往奇迹都发生在他身上，可是电视剧中的房书安不但有鼻子也不怎么诙谐了，跟原型大不相同，这两个人物一变，白眉大侠的性质似乎也变了。
对我来说，我很不满意，因为怕得罪人，所以我没说。本来我想从头到尾等电视剧拍完再走，可是辽宁台录评书的任务又来了，我不得不中途而返，回到沈阳接着录电视评书《曾国藩》。几个月后，三十六集电视连续剧播出了，我迫不及待地看了这部电视剧，真是大失所望，我觉得评书《白眉大侠》里边的精华都不存在了，可是播出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远没有港台武侠片那么轰动，也就是平平淡淡而已。后来我才知道，由于经费不足，因陋就简，原计划的三十集变成了三十六集，钱就更不够用了，我虽然是电视剧的外行，但我也知道巧佳人难做无米之炊，没有钱很难拍出精品，所以我把希望就寄托在下一部电视剧上。
这年冬天三冠视公司又把我接到济南，录制了二百集长篇电视评书《乱世枭雄》，我住在千佛山宾馆，足足大干了四十多天，才把这个长篇巨著完成。在录制尾期的时候，从北京来了一对夫妻，男的叫孙明强，也是搞影视剧的，但他对电视评书很感兴趣，他到录制现场听了我几段《乱世枭雄》，结果听入了迷，就邀请我给北京电视台录制一套评书，我们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我决定年末赶到北京电视台。
从此之后，好事一件接着一件，活儿越来越多，我和电视又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电台过渡到电视，这是个飞跃，也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尤其是去北京电视台录像，更是我最高的向往。北京是首都，是虎踞龙盘的吉祥之地，人才辈出，机会非常多，我如果能到北京去发展，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机会来了，我岂能错过？从山东回到鞍山后，休息了一段时间，我带上外孙又风尘仆仆地赶到首都，住在地安门外的北海宾馆，第二天我和电视台导演及录制人员见了面，双方商定录制八十段电视评书《七杰小五义》。回到宾馆之后我暗下决心，北京是我一直向往的圣地，能到北京来录制评书是我的最大心愿，原来还有点遥不可及，现在终于变成了现实，我要排除杂念，全力以赴地把这部评书录好。那时在我心里早已有了份计划，我称之为钉子精神，什么是钉子精神？就好比一颗钉子钉到墙上或木头上，就不能掉下来。在鞍山广播电台录评书的时候是这种精神，后来到了辽宁电视台还是这种精神，现在到了北京了，我依然是用钉子精神在鼓励自己，除非你不用我，假如用了我我就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地嵌在墙上。
录制开始后，我不遗余力地地把书录好。北京那么大，好玩儿的地方那么多，我一直想着好好游一游、逛一逛，但是由于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录书上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逛街。每天录制五段评书，回到宾馆，我睡不好觉，反复在思考着次日要录制评书的内容，尽管《七杰小五义》是我的底活儿，说了不止百次，但我依然不敢放松，每天还是想啊想啊，尽量录得尽美尽善。因为这是我进京录制的第一部评书，我一定要把它录好了，传得开叫得响，今后才有可能再赴北京。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我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在前门外烤鸭店进行了一次联欢，祝贺圆满成功。门外烤鸭店进行了一次联欢，祝贺圆满成功。
之后，我带着外孙返回鞍山。那时我家经过装修，一派新气象、好温馨哟。眼看过年了，我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养精蓄锐，迎接未来的战斗。接下来那段时光，比较轻松一些，但我心里一直渴望着北京电视台的消息，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播放，究竟反响如何，我心里既有底又没有底。那时商品房刚刚流行，在鞍山黄金地段烈士山，开发了一处崭新商品房，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出门就是烈士山，旁边就是菜市场和早市，如果能在这儿购置一套商品房，真是再理想不过了。那时候没有贷款一说，要先交预付款，而后一次付清。我和儿子计算了一下，大约需要三十三万人民币，那可是1993年哪，这个数目无疑是一笔巨款，但我一咬牙，还是决定购房了，我让儿子交了预付款，天天盼着住进新房。转过年来，辽宁电视台又请我回去给他们录制了一套评书，什么名我记不清了。
在这时我又接到北京的电话，还是制片人孙明强打给我的，他在电话中告诉我北京电视台已经播放了《七杰小五义》，反应良好，因此他们决定，再次把我接到北京给他们录书，让我做个思想准备。这个电话就好像一针兴奋剂，激动得我不知如何是好，看来钉子精神果然发挥了作用。重返北京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做好了再次去北京的准备。外孙大了，他酷爱音乐，考进了沈阳音乐学院，不能随我同行了，为此我让女儿在单位请了长假，陪我一同赶赴北京。这次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学院招待所，那会儿的北广学员并不太多，偌大的院落显得比较冷清，与现在相比有天地之差，我和孙明强商定录制一套武侠小说《铁伞怪侠》，共一百六十讲。几天后，我们在北广视听中心五楼开始录制了，这次我更是信心满满，与录制人员相处得非常融洽。
我依然是靠着钉子精神，一百六十讲书一气贯通，录得得心应手，虽然还没有播放，但我心里有了底数，这部书如果播放，反响肯定超过《七杰小五义》，有了这个底，我的心多少放松了一些。
因为录制的时间较长，我在广院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有广院的副院长王纪言、北京青年报的副社长孙继国，还有广院视听中心主任丑述成及肖建陆、王建鹏等人。
在茶余饭后，朋友之间闲聊，谈天说地无所不包，当他们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之后，王建鹏对我说："我提个建议，您也不要这么来回跑了，干脆就在北京扎根得了。"我笑了一下说："有人请我录书，我可以住到这儿，录完以后，我干啥去？"王建鹏说："不如咱们合伙开个公司吧。"我听后大笑不止，我说："我这个人除了会说几段评书之外，什么也不会，开公司我是绝对的外行。"肖建陆插话说："那咱就开个单田芳艺术公司，专门营销您的录音和录像。"我说："能行吗？"肖建陆说："太行了，您现在有很高的知名度，无论是录音还是录像都非常火，往外推销肯定不成问题，您的评书由咱们公司自己来录制，挣了钱大家分，不比受人雇用强多了吗？"丑主任说："我看这个建议不错，单老师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说："行，让我想想看吧。"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把白天那些谈话反复地考虑，成立公司是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事，这能变成现实吗？以往我的评书录音也好，录像也好，全由广播电视局包办，真要是自己开了公司自己录自己卖能有市场吗？卖不出去怎么办？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但是又一想，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一切都在改革，都在进步，我为什么这么胆小怕事呢？倘若公司办好了，岂不是又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像眼前这样，人家雇用我我就来，不雇用我我就走，在北京连个固定的住处也没有，终非良策。倘若有了公司，有了固定的住处，和外界联系起来就方便多了，左思右想还是接受他们的建议好。
时光流逝，一晃《铁伞怪侠》录完了，北京电视台的许玉环、李春立二位又找到我，说我录制的东西很好，收视率很高，希望我接着往下录，我一听非常高兴，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于是我又给他们录了《隋唐演义》《千古功臣张学良》《百年风云》等一部部大书。中间抽时间回到鞍山家中去看看，那时新的商品房已经装修完毕，我们从原来的二楼搬进了新居，无论北京公司开与不开，起码我在鞍山的生活又升上了一格，新居一百多平方米，装修得相当不错，全是儿子张罗的，即使在鞍山不动，小康生活已不成问题。
可是在新家里住了不到十天，北京来了电话，催我赶紧回去，说筹建公司的事已经完善，需要我回去签字和举行仪式，于是我马不停蹄地带着我女儿又回到北京，走进了我们合伙开的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的朋友工作效率很高，就这么几天的工夫把一切都办理好了，因为公司初创，很多设备都不完善，需要逐步解决，我们先租用了两辆汽车做代步工具，聘用了两位专职司机。
开公司做买卖，人们的愿望都是开市大吉、万事亨通，总朝好的一方面去想，我们也不例外，总觉得我的评书受欢迎，市场这么大，销售肯定没有问题，结果适得其反，公司成立不久我们就遇上了滞销这个大难题，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录制了几十部评书，几乎每家电台、电视台都在播放，电视台的制作费用由上边拨款，自己不用花钱，听众呢，可以随便听广播看电视，也不用花钱，现在你去卖带子，而且价格不菲，谁也不愿意掏这笔钱。我们公司请了两位推销员，他们每天都是高高兴兴地出去，垂头丧气地回来，不问就知道，跑了一天一无所获。远的地方靠电话联系，电话简直都打飞了，收获等于零。这下领导层傻眼了，员工不管这个，每月照样开支，吃粮不管酸，可是作为领导要没有收入拿什么去运作？开始的半年由于大家集资还可以维持，半年之后，就有点捉襟见肘了，后来我们领导层商量对策，以便应付这不利的局面。
丑主任说："现在有个机遇，不久，全国一千多家教育电视台在九华山召开大会，我们是否拿着爱国主义题材的书目去销售一下，我就不信一千多家电视台就没有一家要的，哪怕我们卖出一百家，连本带利就回来了。"大家一听很高兴，事先准备好了爱国主义题材的两部书，一部是《百年风云》，一部是《千古功臣张学良》，因为曾经有人说过，这两部书是属于爱国主义题材的，可以做教辅材料，教育电视台肯定是需要的，这叫对号入座。后来，丑主任和肖经理带着这两部书去了安徽九华山，我们留在北京听信。
一天天等啊等啊，好不容易盼着他们二位回来了，从他们的表情就看得出又是大败而回，肖经理气愤地说："真怪了，一千多家教育电视台就没有一家要的，他们说书是好书，我们都需要，就是两字，没钱。"我听罢之后，如同挨了当头一棒，当初那股干劲儿几乎都跑光了，回到外事公寓（我的临时住处），我这个后悔劲儿就别提了，放着书不好好录，开哪门子公司，又操心又费力，又不赚钱，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难道说刚开了不到半年的公司就这么灰头土脸的散伙了？那简直叫人笑掉大牙，可是接着往下干，又怎样打开局面呢？
后来在闲谈中，我提议，评书影响小，不好经营，不如改个路子，去拍电视剧，因为电视剧影响大，当时又大行其道，倘若一部电视剧火了，我们的亏损也就回来了，本子不成问题，我会那么多评书，会讲那么多的故事，随便挑出一部也是精品，领导们经过研究一致同意了。可是拍电视剧需要大投资，少说也得三五百万，这笔钱到哪里去找呢？谁愿意投这笔钱呢？于是我们撒下人马通过各种渠道去筹资。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啊，不久投资者终于找到了，人家愿意拿出三百万，拍一部二十集电视连续剧《风尘豪客》，条件赢利由甲乙双方平分，经过多次协商和谈判终于签了约，走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风尘豪客》是我说过的一部评书，又名《宏碧缘》，原名《绿牡丹》。接下来就是要找编剧，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项工作至关重要，可请谁来执笔呢？
后来经过我的介绍，请到一位作者。他擅长编广播剧，还曾经获过奖，笔杆子不谓不硬，可是他从来没写过电视连续剧，经过权衡他还是勇敢地接受了这项任务。我们把他接到北京来，住在广院附近的化工部招待所。首先让他听我的录音带了解故事内容，那时我也住在化工部招待所，我们俩经常在一起探讨故事情节，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问我，剧组已经搭好了架子，就等着剧本结束，马上找演员进行开拍。写剧本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电视剧、电影遍地开花，一部好的电视剧、电影就能捧出几个新人，但是把剧本写好又谈何容易？我们请的这位编剧虽然本事不大，但是派头也不小。在饮食方面他提出很多意见，不是嫌菜少了，就是没有滋味，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达到他的满意，与此同时他要欣赏北京的美景，因此我们专门拨出一部切诺基和一个司机每天陪着他在北京乱逛，什么东岳庙、白云观、故宫、颐和园、北海、居庸关，几乎所有著名的景点都逛了个够。
我们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一个多月过去了，作者还没构思好，我心里有点着急了，我说："您得加快点速度，我们剧组人吃马喂，耗费时间就等本子呢。"作者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老单，我投入这么大精力，一旦把本子写出来，你们能及时给我稿酬吗？"我说："大哥，你尽管放心，我以人格担保，绝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假如剧组不给你钱，你的稿酬由我来支付，你还不放心吗？"他长叹一声说："哎呀，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啊。"看来他对我们剧组的实力和信用是不相信的，我虽然安慰了他数次，保证说了多少遍，他依然放心不下，光这个"如履薄冰"就说过数次，又半个月过去了，他仅写出来两集半。
我把剧组的负责人都找来，由作者朗读了一遍，大家听后都不太满意，提了许多意见，后来这位作者对我说："老单，这个本子太难写了，跟我写广播剧截然不同，再说我有单位，也有工作，我是偷着请长假出来的，如果不及时回去上班，一旦被领导知道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听了这些话我颇有反感，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仅拿出两集半不合格的电视剧剧本，这已经使我们大失所望，时间耗不起呀，我看此人也没有写电视剧的本事，后经研究，就把他辞退了，同时给他四千元稿酬。他来的时候是满面春风，一张圆脸，走的时候是神色暗淡，变成了长脸。
通过这件事情，看来人是很难相处的，接下来我们又请来一位作者，这位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曾在报社担任过副总编辑，是报社副刊大笔杆子，但他也没写过剧本，答应归答应，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因为他工作太忙，不可能专心致志地写剧本，十几天过去了，连一集也没写出来，最后他主动提出没有时间写了，让我们另请旁人。拍电视剧的事一下搁浅了，没有剧本如何拍摄？后经剧组研究，肖建陆说："单老师，我看咱们谁也不请了，这个本子就由你来写吧，因为书是你的，你又有一定的经验，不比请旁人方便得多吗？"
经过这两次挫折，我明知道我写不好，我还是一口答应下来。打那之后，我担起编剧的重任。虽然我没写过电视剧本，但是我参与过《白眉大侠》拍摄，如何分镜头，如何写人物，我心里多少有点底，再说又找不着合适的笔杆子，我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项工作。因为时间耗费得太多了，大家都等着剧本出炉，我就加快了速度，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不干是不干，要干起来就不要命，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写《风尘豪客》，开始时三天能写一集，后来顺理成章了速度就更快了，几乎是一天一集，没到一个月，《风尘豪客》的剧本就完成了。我个人觉得比较满意，但是心里一点底也没有，毕竟我是个外行，写评书还可以，写电视剧是头一回，有道是隔行如隔山，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当，能否成功还是个未知数。不过剧组的人觉得这个本子写得不错，我这才放下心。不管怎么说剧本有了，剧组可以开展工作了，于是在亚运村成立了《风尘豪客》剧组筹委会，根据剧本的需要聘请演员，签订合同。干过电视剧的人都知道，这里的说道多了，麻烦事也多了，我们的投资一共是三百万元，请大腕请不起，又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就得靠这点水和这点泥。有关这些具体的工作，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我把剧本写完了就算完成了我的任务。
那时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负责人找到我，请我给他们录一部长篇电视评书《薛家将》，此后我就住在紫薇宾馆，忙着我个人的工作，剧组的事情就由肖经理全权负责，有了事情他们就给我打电话或到紫薇宾馆来开会，这真是双管齐下，齐头并进。后来剧组与河北电影制片厂合作，由他们负责派导演和服化道，当我的《薛家将》录到一半的时候，剧组的前期工作已经准备就绪，拍摄地点选在河北正定的荣国府和宁国府，我向电视台请了假，因为二百集电视评书可以播七个多月，他们先播着，我去忙剧组的事，电视台同意了，我抽出身带着我女儿赶赴河北正定住进正定宾馆。过去是一个人录制评书，一人一台戏，现在进了剧组那真是人多势众，男女老少多达一百来人，们在正定招待所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也在会上发了言，鼓励演员们把戏演好，一阵鞭炮响后，拍摄工作开始了。历经坎坷，电视剧终于开拍了。
但随之又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常言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现在剧组一百多人凑在一起，他们都来自四面八方，不仅文化上有差异，性格上也不同，他们彼此之间很难相处，打架斗殴的事时有发生。我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看得很清楚，那是阵线分明，出资者和剧组负责人是资方，演员与服化道工作人员是劳方，劳资对立情绪比较严重。资方想的是如何省钱，尽量少开支，劳方却嫌挣的钱少，待遇不高，牢骚满腹，尤其是武行，也可能这帮人打拳踢腿惯了，有时带头闹事，甚至大打出手，我们都需要出面进行调解和平息。再有一点，剧组人员总嫌伙食不好，剧组只得不断地更换炊事管理员，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凡此种种，就不一一列举了。最关键的问题是导演，《风尘豪客》的导演是河北电影制片厂的，应该说他是个大好人，性格和善，对剧组人员很少发脾气。他的最大的毛病是不给演员说戏，叫演员自己去悟，悟好了就过，悟不好就重拍，一遍又一遍，既浪费时间又引起演员的不满。后来我才明白一个道理，不管电影还是电视剧，导演是主帅，是核心的核心，导演好剧就错不了，导演功力差，成功率就不高。我在剧组里担任剧本的修改工作，比方说导演说这集短了，我就及时修改剧本，把它延长，导演说这集长了，我又及时地进行压缩修改，总体来说，《风尘豪客》这部剧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的，四个多月之后正式杀青了。接下来，就是后期制作了，我又回到了北京。不久消息传来，《风尘豪客》在销售方面受到很多阻力，换句话说没有几家买主，您说一百多人，耗资三百多万，卖不出去这是多么令人失望的事啊。
我听了之后，又着急上火，又埋怨销售人员无能，后来冷静下来，我做了个总结，类似这样的电视剧，不会产生好效果，原因之一是本子不赢人。前面我说过，我是说评书的，出版评书可以，从未写过电视剧，就我当时的水平怎么会写出好本子呢？还是那句话，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本子不好，已经决定了这部剧失败的结局。再有一个就是导演的功力不行，我们这位导演人是好人，但这部剧没有导好，您想，导演不说戏，靠演员自己去悟，能好得了吗？第三是演员没什么知名度，在当时演技也一般，第四是投资力度不够，有很多故事情节受资金制约因陋就简，显得没有那么生动。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这些组织者、投资者都不懂得影视圈的游戏规则，换句话说我们就是一帮大外行，怎么可能把电视剧销售出去呢？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竭尽全力销售，由肖建陆先生负责推广，我们还参加了上海电视节，把我们的作品进行了展示，结果毫无起色。为了把投资捞回来，由合作双方各派得力人员向全国各电视台进行推销。为了应付当时的情况，单田芳公司暂时分成两大部分，肖建陆先生代表我公司专门协助投资方推销电视剧，由我挂帅执掌公司，我们二人暂时分道扬镳，我把公司从广院迁到红庙，在红庙租了一层楼作为办公室，又吸收了几位新工作人员，推销的还是我的广播评书。那时我除了管理公司之外，还要给电视台录书，我忙里偷闲，先给中央电视台录了后半部《薛家将》，又给北京电台录了四百集《三侠剑》，我还应邀回了鞍山一趟，给鞍山电台录了五十集《林则徐》，这都是因为公司很不景气，业务也不忙，我才得以脱身。后来听说《风尘豪客》销售得并不理想，经过数月奔波，总算把投资的三百万挣回来了，并未盈利。
出资方不甘心失败，又出资三百万聘请我为编剧，写了《岳飞后传》二十集，取名叫《山河泪》，在这部剧开机的时候，我还亲自到十渡参加了开机仪式，不过我并没参与这部剧的任何事情，只是个编剧而已，一年以后，听说这部剧也是以失败而告终，我原想借助电视剧提高我的知名度，结果两部全都落空了，真叫我大失所望。
晚上我睡不着觉，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我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单田芳啊单田芳，你充其量是个说评书的，手干吗伸那么长，你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还要继续提高，是否野心太大了？失败对我来说是个教训，我应该有所收敛，老老实实地干我的老本行，全心全意地录我的评书，何必扬短避长，操这份闲心？有时候我想把公司甩掉不干了，可是又有点舍不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司就这么灰头土脸地停业了，面子上实在有点过不去。我总在想开公司不算不对，就是没有能人运作，同时没找着那个契机，假如这两点都吻合了，公司是一定能办好的，所以我几次下了决心都反悔了。要说北京我算来对了，这里的机遇非常多。别看公司干得不咋样，我的知名度并没受到影响，拍电视剧我并没有放弃录书，牢牢抓着电视和电台这根弦。
后来有不少酒厂找我合作，像河北涞水的龙泉醉酒厂和河南博望坡酒厂都先后找我来合办酒厂，我的野心又死灰复燃，总想在评书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结果费了九牛二虎的劲酒厂也没干成，以失败告终。还是那句话，想着容易做着难，外行的人干不了内行的事，因为我不懂制酒的游戏规则，那是一门学问，在激烈竞争的酒市场，没有两把刷子是站不住脚的，老实说，由"龙泉醉"改名的"单氏佳酿"质量是相当不错的，十个人尝了十个人说好，但就是打不出去，找不着市场，我们又没有那种实力大肆宣传，即使是好东西也站不住脚，一句话就是不会忽悠，一件好东西或好产品，就是质地再好，不会忽悠，也不易成功。
单田芳艺术公司自从我亲自执掌工作以后，也没有起色，尽管洽谈的人不断，可成功率几乎等于零，不是我埋怨这些人，他们都是找便宜来的，一谈到最敏感的钱字，马上就把手缩了回去，后来我决定，在全国各电台销售我的录音带。在我女儿的帮助下，我们打了几百个电话，发了几百封信函，回应者从三十几家增长到五十几家，这基本上保证了公司的支出，要想赚大钱门儿都没有，这时我把儿子一家也从鞍山调到北京，来协助我工作，儿子管酒厂，儿媳帮着管理公司。但缺少的是公关能手。我忙里偷闲又到房山石化给他们录了八十讲现代电视评书，用挣来的稿酬支付公司的开支。人员多了，急需代步工具，我一狠心买了两台汽车，一台面包，一台二手公爵王，还买了两辆自行车。
正在这个时候，我与肖陆先生见了面，肖对我说他销售电视剧很不理想，工作也不怎么顺畅，他提出还是我们在一起合作的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因此我俩一拍即合，由他出任公司总经理，把公司人员重新做了组合和调整，又开始了新的运作。儿子对酒厂和公司不感兴趣，他自己经过苦心经营，逐步有了自己的事业。
在电视台、报社或电台采访我的时候，有很多人问我，你为啥不培养儿女说评书？其实对这件事，我有我自己的看法，一是我认为说评书这个行当比较困难，要想站住脚，受到群众的喜欢是件不容易的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品位越来越高，评书这门古老的艺术也要水涨船高，跟上形势，儿女们由于受我的株连，把学业都耽误了，现学评书为时已晚；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不想说评书，喜欢下海经商，这也正合我的心意，因为说书这种行业是特业，也就是特殊行业，要么成角儿，有影响，大家都瞧得起你，假如碌碌无为，当一辈子底包，还不如干别的行当，基于我的这种想法，我并没有强求他们继承祖业，孩子们大了，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放手叫他们一搏吧，再说强扭的瓜不甜，一个人要干就干自己喜爱的事，否则不会成功。
我和肖建陆先生再度合作之后，儿媳同时参与了管理工作，比刚起步时强多了，因为我们都吸取了教训，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专心致志地把评书这门事业搞好，排除一切杂念。人哪，无论干什么事情，不能样样通样样松，需要的是一门灵，古人说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精，我们就是本着这个精神继续奋斗着，有道是好日子过得快，苦日子度日如年，改革开放之后，不仅国家突飞猛进，各行各业都大有发展，我这个小公司也不例外。到了1999年，我们与全国四百多家电台建立了合作关系，有了一个庞大的单田芳评书广播书场。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