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原文信息：Liu, Ernest and David Y. Yang. 2025. “International Pow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w3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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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Liu, Ernest and David Y. Yang. 2025. “International Power”, NBER Working Paper, No. w34006.

引言

01

在冷兵器时代，国家力量多体现为刀兵相见、疆场对决。进入现代，军事实力依旧是权力的基石，但权力的外化形式早已不限于刀剑与火炮。早在二战结束之际，Hirschman（1945）便指出：贸易并非纯粹的互利交换，它能制造依赖、积累影响，甚至演变为支配。尤其在全球化加速与地缘政治紧张交织的当下，嵌入全球网络的国家，往往在不对称的贸易关系中获得战略筹码，表现出一种新型的“贸易型权力”，从而在博弈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Liu Yang（2025）的研究以“贸易型权力”为切入点，基于新的双边权力指标揭示了中美在全球地缘格局中的不同施压版图。结果表明，权力不对称显著增加了接触与谈判频率，而双边地缘政治关系的预期恶化也会促使国家通过调整贸易活动来增强国际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优势意味着正和博弈，而“贸易型权力”却往往表现为负和博弈，两者之间的张力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凸显。

02 数据与测度

文章参考Broda Weinstein（2006）在产品层面估算的替代弹性，结合BACI数据库的双边贸易流量，加权构建了国家间的进口依赖度。在简化模型中，假设国家i国家n之间存在贸易往来，若一国能够威胁中断某类产品的供应，便可能对另一国产生福利损失。尤其是当涉及替代性较弱（贸易弹性较低）的产品时，进口中断所带来的冲击更为严重，因此对该类产品的依赖往往成为双边谈判中的重要筹码。

进一步地，将进口依赖度进行对比，可以衡量国家间的权力差异。如下式，国家i对国家n的权力可以表示为：n对i的依赖减去i对n的依赖。若结果为正，说明国家i在双边关系中更具施压能力；若数值接近零或为负，则说明国家i并不具备明显优势。

基于这一测度，作者绘制了美国和中国的权力分布图（见原文），不难发现，两国在不同地区的国际权力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化格局。美国在北美和南美优势突出，在亚太地区对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亦保持较大权力，但对中国的影响力有限；相较之下，中国在周边国家（如印度、越南）、以及东非和南美地区展现出更强的影响力。并且这一结果在控制双边贸易总量和GDP差异后，仍然成立。

Table 1系统检验了贸易型国际权力测度的稳健性与区分度。Panel A 显示，基准测度与多种替代定义在无控制、加入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加入年份与国家对固定效应下均保持较高相关，且在总体与正值子样本中的描述统计表明该指标量级稳定，印证了测度的稳健性。Panel B 则表明，该测度与国家对的经济规模差、发展水平差、军费、援助与主权债关系虽相关为正但多偏弱，显示贸易依赖所刻画的国际权力与传统“非贸易型”国际影响力相区分，具有独立解释力。

Table 1 贸易型权力 vs 非贸易型影响力

贸易型权力会导致更多的双边接触吗？

03

数据来源： ICEWS数据库（该库通过新闻文本挖掘系统性记录全球双边外交互动事件，并为每个事件赋予强度评分）

数据处理： 保留非暴力外交事件（约占92%），涵盖外交会谈、经济合作、调解请求及高层磋商等多类互动形式。为控制因媒体报道差异带来的观测偏误，文章在国家对层面对事件进行聚合，并采用标准化方法（pairwise z-scores）对事件数量进行调整，从而构建出衡量双边外交互动的核心指标。

基准回归： 文章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双边国家对之间国际权力不对称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双边外交互动和谈判。Table 2列（1）-（3）的结果显示，双边权力不对称的上升显著提高了外交互动频率。

工具变量回归： 考虑到当期的权力与外交互动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文章利用基期（1995–1999）的进口份额（share）×后续全球市场份额变动（shift）来构建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见Table 2列（4）-（6），工具变量估计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Table 2 贸易型权力 双边接触

异质性分析： 将产品层面的权力测度替换至行业层面（Caliendo Parro, 2014），以评估不同行业对双边互动的边际贡献（Figure 3）。作者认为，贸易弹性较低、产品复杂度指数（PCI）较高以及涉及到关键物资的行业，其权力效应显著更强，意味着这些部门更容易成为国家间施压与谈判的工具。

Fig 3. 行业层面估计结果的相关因素

进一步分析： ①不对称性——出口国对进口国的依赖更强。将基准测度中依据进口依赖构建的出口国权力，替换为出口依赖重新计算，回归显示进口国权力对双边互动的正向影响仍然存在，但系数仅约为出口国权力的一半。②交互性——贸易权力与其他国际影响力相互补充。当国家间存在军事不对称、援助依赖或主权债务关系时，贸易权力对双边互动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表明不同维度的国际影响力共同塑造了国家间的外交互动格局。

04 敌对关系会影响贸易型权力的积累吗？

构建地缘政治一致性（Alignment）指标： 综合利用了Gallup全球民调（对美、俄、中三国领导人的不满率）与Polity制度评分（衡量一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或威权特征），通过最大似然+Bayesian方法将各国定位在一个二维政治坐标系中，并使用Wasserstein距离衡量国家对之间的地缘政治距离。

与联合国（UNGA voting）对比验证： ①UN vote的局限：常常涉及贸易相关议题，容易和本文的研究主题混淆；频率有限，难以反映高频地缘政治动态。②本文构建的Alignment指标与UN vote一致性显著正相关。此外，UN vote主要反映横截面上的长期政治立场差异，而Alignment指标能够更好地揭示短期内的动态调整。

采用选举更替作为Alignment指标的工具变量： 当国家A出现接近型选举（胜负差距小于5%）并导致政党轮替时，其国内政治格局和对外政策可能发生显著调整，从而引发A与其他国家的Alignment突变。

双边地缘政治一致性的下降显著推动了权力积累： 当选举更替削弱一国与伙伴国的一致性时，伙伴国会通过贸易依赖增强自身影响力。具体而言，一致性下降一个标准差，会引致约0.39个标准差的权力上升，相当于将伙伴国的权力水平从中位数提升至第85百分位。这表明地缘政治冲击能够通过一致性渠道重塑双边权力格局。

权力积累的机制路径： ①贸易份额层面——当A发生选举更替导致双边Alignment下降时，B更倾向于减少从A的进口份额，以降低自身对A的依赖和脆弱性；②贸易政策层面——基于GTA数据库，文章构造了Net liberal policies（净自由化政策）和Power-promoting policies（净自由化出口+净限制性进口），结果表明，B在Alignment下降后会显著出台更多限制进口、放宽出口的政策，以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地位。

Table 4 地缘政治一致性、贸易份额与贸易政策

总结

05

本文揭示了通过贸易积累的地缘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不同于单纯的经济规模或贸易量，而是能够直接塑造双边互动与谈判，而且可以随着地缘政治一致性的变化而被战略性积累。核心发现表明，贸易中存在效率与安全的权衡：比较优势虽能提升效率，却可能使国家暴露于他国的胁迫性权力之下。未来，研究也可以向多国网络、间接联系与国际组织层面延展，以探究超越双边关系的更复杂权力结构。

对我国而言，这一研究不仅为理解中美博弈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提示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同时，应高度关注战略性产业和关键环节上的依赖问题，适时调整产业安全与供应链自主性，从而在全球化与安全之间寻求更加稳健的平衡。

Abstract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increases economic efficiency while giving certain countries leverage over others. We aim to describe and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power stemming from trade. Using an illustrative model of trade with possibilities of bilateral disputes and ex-post hold-ups, we highlight that bilateral asymmetry in import dependence can be a source of coercive power towards one another. We construct the model-implied measure of international power—asymmetric bilateral import dependence, weighted inversely by sectoral trade elasticities — across country pairs over the past 20 years. Combining this measure with comprehensive data on bilateral engagement events and a high-frequency measure of bilateral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s, we examine the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c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We show two main empirical results. First, increases in international power between countries— which raise the credibility of threats of trade disruptions — induce more bilateral engagement and negotiations. Second, worsened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s — in anticipation of future disputes — prompt countries to build up greater international power through adjusting trade activities.

推文作者：朱耘颖，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zyunying@yeah.net。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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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古畔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