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次真菌感染，一段禁忌之恋。墨西哥作家 瓜达卢佩·内特尔将这两样毫不相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内特尔是新拉美文学领军人物。她擅长从人与周围生物的微妙关系切入，揭开爱情和婚姻之中那些隐秘的占有欲、脆弱性，与近乎残酷的依存本能。下文是她的短篇小说《真菌》。

“ 在他的生活中，我是一个随时可被召唤的鬼魂；而在我的生活中，他是一个偶尔现身但从不留下任何承诺的幽灵。 ”

真菌

文 | 瓜达卢佩·内特尔

我小时候，母亲左脚的大脚趾指甲上长了真菌。

从她发现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要根治。每天早晨洗完澡后，她都会用小刷子蘸取碘溶液涂在患处，我至今都记得她脚趾上那层散发着刺鼻气味、微微发红的深棕色药水。

她看过各种各样的皮肤科医生，包括城里诊费最高、最权威的医生，他们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几乎如出一辙，但均收效甚微：从传统的克霉唑软膏到苹果醋偏方，甚至还有一位用药大胆的医生给她开了小剂量的可的松，但这种激素药唯一的效果，便是让她发黄的脚趾变得更加肿胀。

尽管母亲想尽办法要去除真菌，但它依然顽固地在她的脚趾上生存了若干年，直到一种中药在短短几天内将其彻底清除 —— 对此谁都不太相信，包括母亲自己。

面对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我不禁思考， 或许真菌消失并不是药物作用，而是这种寄生物决定迁居别处了。

在母亲的脚趾感染前，对我来说，真菌一直都是童话绘本里常出现的那种奇特的小蘑菇，它们的形象总能让人联想到森林和精灵。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将它们与母亲粗粝如牡蛎壳的指甲联系起来。

然而，相比于它那无可名状、变幻莫测的外表，或是它对被感染脚趾的顽固依附，我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它在母亲心里引起的厌恶和排斥。

这些年来，我见过其他人在身体的不同部位染上真菌。有各种类型的真菌感染：从让脚底变得粗糙、干燥的脱皮，到厨师手上常见的红色圆形真菌斑。

大多数人对真菌感染表现得逆来顺受，有些人则用坚忍的态度对待它们，甚至也有人对此完全不在意。

然而，我母亲却将真菌感染视为一种令人羞耻的不幸。一想到真菌可能扩散到整只脚，或是（甚至更糟糕一些）扩散到全身，她就感到无比恐惧，因此，她用一块厚厚的棉花裹住感染的指甲，以防病趾碰到相邻的脚趾。

她从不穿凉鞋，也从不在旁人面前赤脚 —— 除非是至亲。如果不得不去公共浴室，母亲便总会穿上塑料拖鞋；而去游泳的时候，她总会在钻入水中前的最后一刻才脱掉鞋子，以免别人看到她的脚。

这样做确实是明智的，因为任何看到那只经过无数次治疗的脚趾的人，都会以为她身上出现的是麻风病的初期症状，而非简单的真菌感染。

和成年人不同，孩子可以适应一切。虽然母亲对真菌感染深恶痛绝，我却渐渐将那块真菌视为家庭生活中一种日常的存在。

我并未产生与母亲一致的厌恶情绪，相反，那片涂着碘伏的脚指甲看起来无比脆弱， 让我产生了一种带有保护欲的爱恋，就像对一只行动不便的宠物的怜悯。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母亲不再因为这一病症大惊小怪，渐渐长大的我则彻底将其抛诸脑后。 直到认识了菲利普 · 拉瓦尔，我才重新想起了真菌。

那年我刚满三十五岁，早已与一个耐心且慷慨的男人结了婚。他比我大十岁，是我学习小提琴所在的国立音乐学院的院长。我们没有孩子。尽管有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但并未成功。

不过，我没有因此感到痛苦。相反，我觉得很幸运，因为这样一来，我便可以全身心地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完成了学业，并在国际上取得了一点小名气，每年都会有两三次被邀请到欧洲或美国举办音乐会。

那时，我刚在丹麦录制了一张专辑，正准备再次启程，前往哥本哈根的音乐宫授课。课程为期六周，每年夏天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学生参加。

我记得，在出发前不久的一个星期五下午，我收到了一份名单，上面是即将和我参与同期课程授课的老师们的简介，其中也包括拉瓦尔的资料。

那并不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拉瓦尔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小提琴家兼指挥家，我的朋友们曾不止一次对他的舞台表现，以及他用小提琴指挥乐队时从容不迫的姿态大加赞赏。

通过那份资料，我得知拉瓦尔是法国人，住在布鲁塞尔，经常出没于温哥华，因为他在当地的一所艺术学院授课。

那个周末，我丈夫毛里西奥出城参加一个会议。当天晚上，我没有任何安排。于是我开始在网上搜索有关拉瓦尔的演出信息。经过一番浏览，我最终付费下载了他多年前在卡耐基音乐厅现场

录制的贝多芬协奏曲。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听到那场演出时内心的震撼。那天天气很热。我打开阳台门，好让新鲜的空气流进室内，但激动的情绪甚至一度让我无法正常呼吸。

那首贝多芬协奏曲是每个小提琴家都熟悉的曲目，甚至很多人都能背诵曲谱， 但拉瓦尔的演绎让我对它有了全新的认识，仿佛我终于探知到了它的深度。 我的内心交织着敬畏、嫉妒和感激的复杂情绪。

那首曲子我至少听了三遍，每次都能产生同样的战栗。接着，我又开始搜寻其他受邀到哥本哈根授课的音乐家的演奏作品，虽然毫无疑问他们都有极高的水准，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带给我像拉瓦尔那样的震撼。

关掉音乐后，我仍然会不时想起拉瓦尔。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周里，我没有再听他演奏的那首协奏曲。

那并不是我与毛里西奥第一次需要分开数月，但这种习惯并未减轻离别的悲伤。跟以往的每次长途旅行一样，我坚持让他陪我一起去。驻留课程是允许家属同行的，而且我相信他的工作也不会受到影响 —— 尽管他对此一再否认。

他本可以在为期六周的课程中至少陪我两周时间，或者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各来探望我一次。如果他当时同意了，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有不同的走向。然而，他觉得那样做毫无意义。

他认为，对我们来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最重要的是我得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在他看来，那是一次深入探索自我、与其他音乐家交流的宝贵机会，要好好利用，不能被干扰。

那确实是一次重要的机会，只不过结局与我们原本的预期截然不同。

暑期学校的课程在一座城堡里展开，它位于城郊的克里斯蒂安尼亚区。当时正值七月末，夜晚的室外温度非常怡人。

我很快便与拉瓦尔成了朋友。 在课程初期，我们的作息时间差不多是一致的：他无疑是个夜猫子，而我当时还没有从美国的时差中调整过来。

课后，为了避免打扰其他人，我们常常同时在隔音的房间里工作，并不时在厨房或茶水桌前碰面。

我们俩是每天最早到餐厅吃早餐的人，也是仅有的两个在那一时段出现在餐厅的人，在那个时间点，餐厅刚刚开始供应早餐。

我们的谈话从最初的礼貌和过分客套逐渐变得更加私人。很快，我们便建立起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彼此间形成了特殊的默契，这一切都与其他老师带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

暑期学校是一个远离现实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得以专注于平时无法放任自己去做的事情。

闲暇时间，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消遣：深入探索这座他们受邀拜访的城市，参加晚宴，观看演出，与当地人或其他音乐家社交，甚至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事事，流连于美食之间，或是沉溺于某些容易上瘾的娱乐中。

拉瓦尔和我则坠入了爱情的诱惑 —— 那似乎是这类场合中时常上演的经典桥段。在驻留的六周时间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或是骑自行车游览哥本哈根的公园，去酒吧，参观博物馆，看歌剧，听音乐会。

而最重要的是，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我们竭尽全力去了解彼此。当一段关系注定有明确的终结期限时，人们更容易卸下那些一贯用于自我保护的屏障。

对那些即将分别的人，我们会显得更宽容、温柔，而面对可能成为长期伴侣的人，我们却会更加苛责和挑剔。

对即将离去的人，任何缺点和瑕疵都不足以令人却步，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用在未来忍受它们。

当一段关系有着和我们当时一样明确的终结期限时，人们甚至不会舍得浪费时间去评判对方。唯一要做的，就是尽情、迫切、贪婪地享受对方的优点，因为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

至少，这一切都是拉瓦尔和我在那段驻留时光里的真实写照。

拉瓦尔的怪癖众多，遍布各种时刻，比如在工作、睡觉或是整理房间的时候，但它们都让我觉得很有趣。

他对疾病以及任何形式的传染的恐惧，他的慢性失眠，都让我心生怜爱，对他产生了保护欲。他对我的执念、恐惧、失眠，以及在音乐中产生的无尽挫败感也抱有同样的宽容。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时间里，我的灵感汹涌奔腾。如果说，前几个月我在哥本哈根录制的专辑中还流露出了些许精密仪器般的生硬和机械，那么此刻我的音乐已经显得更为松弛、充满生命力。

那种严格自律、生怕有一丝差错的演奏，已经被充满热情和即兴发挥的创作取代，那是一种全情投入的生命状态。

幸运的是，我职业生涯中那个重要而特殊的时刻留下了一些记录。除了按学校与我的合约中规定的那样录制了音乐，我还制作了三场广播节目，这些节目至今仍被我视为个人职业生涯的重要见证。

至于拉瓦尔，他在丹麦皇家剧院指挥了两场音乐会，两场演出都令人叹为观止。其间，席上的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掌声长达数分钟。演出结束后，乐团的音乐家们纷纷表示，与他同台演出是一种难得的荣幸。

自那以后，我一直密切关注他的职业发展，可以说，那一个半月 —— 如果不是最好的话 —— 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出色的阶段之一。

事实上，从那一时期开始，他的舞台表现便趋于稳定，但只要听一听那几周里他录制的音乐，就能感受到一种非比寻常的情感纯度。

跟我一样，拉瓦尔也已经结婚。 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女儿正在位于布鲁塞尔郊区的一栋别墅里等着他。他的三个女儿都是金发，有着圆圆的脸庞。他将她们的照片珍藏在手机里。

我们很少谈及各自的伴侣。尽管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样的关系充满矛盾，但事实上，在那种充满极致喜悦的状态下，既没有空间容纳愧疚，也没有空间容纳恐惧 —— 对回到各自的世界后会发生什么的恐惧。

仿佛过去、未来皆不存在，只有当下永恒。 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平行维度里。那些没有类似情感经历的人可能会认为，我正试图潦草地用这些失败的比喻为自己辩解，而经历过的人则完全明白我在说什么。

九月末，驻留课程结束，我们返回了各自的国家。起初，我们都觉得回到自己家、找回日常生活是一件好事，然而，至少对我来说，在家里再也找不到离开前的那种感觉了。

首先，毛里西奥不在城里，因为工作的缘故，他出差去了拉雷多。他的离开对我来说再好不过，因为这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我重新适应自己的公寓，以及日常的生活。

事实上，家里的陈设并没有很大的改变，比如，我书房里的一切都原封未动：书籍和唱片还在原位，我的乐谱架和谱子上也只落了一层稍厚于出发前的灰尘。

然而，我在家里的感觉，包括处在每个空间的状态，甚至是对自己身体的感知，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尽管当时的我还未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了。

刚到家的那几天，我身上依然残留着菲利普的气味。那些感官记忆如同一阵阵令人无法喘息的潮水向我涌来，它们如此频繁，远超我的想象。

尽管我努力保持冷静，但这一切依然没法让我无动于衷。这一切的感觉引发了我强烈的失落和思念，随之而来的，是察觉到自己这样的反应后涌起的羞愧之情。

我希望我的生活可以保持原样，这并不是因为我别无选择，而是因为我喜欢那种生活。每天早上，从那张与我丈夫共享了十多年的床上醒来，我都会选择原有的生活。我选择那样的生活，而不是那些感官的洪流和无法消除的回忆 ——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将它们永远抹去。

然而，我的意志力不足以对抗菲利普对我的影响。

毛里西奥在一个周六的中午回了家，那时我还未能理清自己的感情。看到他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仿佛在风暴中找到了救命的船只。

我们共度了周末，去看了电影，还一起去超市购物。星期天，我们选择在最喜欢的餐厅之一吃早餐，一边吃一边向彼此讲述各自旅行中的细节和航班的不便。

在那些重逢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自问，是否应该向毛里西奥坦白自己与拉瓦尔之间发生的事。我不喜欢对他有所隐瞒的感觉，尤其是像这样的重大问题。

我以前从未向他隐瞒过什么。我发现自己需要他的原谅，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我也渴望他的安慰。

然而，我选择暂时缄口不语。比起坦诚的需要，我更害怕自己会伤害到他，害怕我们之间的关系会因此破裂。

周一，我们各自回归工作。那些回忆仍会冷不丁地侵袭我，但我已经学会用某种技巧去控制它们。 直到两周后，拉瓦尔再次出现。

某天下午，我接到了一通国际长途电话，屏幕上显示的来电号码让我觉得陌生。在接听之前，我的心跳便已开始加速。我拿起听筒，短暂的沉默之后，电话那一头传来了阿马蒂小提琴的声音，那是属于拉瓦尔的琴声。

在我自己家中，与他相隔数千公里，再次听到他的琴声， 那些费尽心力才得以开始愈合的情感创伤，瞬间再次被撕裂。

这通电话表面上没有任何威胁，却将菲利普强行拉进了一个他本不属于的空间。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方式打电话？也许是为了重新建立联系，表明他仍然在想我，表明那份感情并未消退。这通电话表面上没有传递任何明确的意图，它带来的影响却让我的心绪久久无法平静。

不久之后，第二通电话来了。这一次，电话那端响起的是拉瓦尔自己的声音。他说，这通电话是他从离自己家两条街的电话亭打来的。他告诉我，之前的琴声已经向我传达了他的心意：他依然想着我们的关系，无法轻易将这段感情割舍。他倾诉着，足足讲了好几分钟，直到电话的余额耗尽。

而我几乎只来得及澄清重要的两点：第一，我同样思念着他，难以割舍；第二，我不希望他再打电话到我家来。

拉瓦尔用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代替了电话。他每天早晚都会给我发信息，事无巨细地分享他的生活，从他的情绪状态到他每天午饭和晚饭的菜单。他会跟我详细描述他的出行，以及工作安排中的活动，甚至还会和我分享他女儿们的俏皮话和偶发的头疼脑热。然而，对我来说最难以应对的，还是他对欲望的细致描绘。

就这样，我原本以为已经消失的那段平行时空，不仅重新开启，还逐渐变得日常化，占据了我现实生活的空间，而我自己也越来越从现实中抽离。

我对拉瓦尔的生活节奏变得愈发熟悉：他会在什么时间送女儿上学，有哪些日子是在家度过的，又会在什么日子离开家所在的小镇。

我们之间的信息交流让我得以进入他的世界，而他则通过不断询问，也设法在我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类似的空间。

我本来就是一个有强烈幻想倾向的人，由于拉瓦尔的介入，我的这种倾向迅速加剧。如果说在那之前，我大约有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活在现实中，大约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活在想象里，那么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完全颠倒了，以至于所有与我接触的人都开始对我的状态表示担忧，当然也包括毛里西奥。

我想他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怀疑，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

与拉瓦尔的通信让我逐渐上瘾，那无穷无尽的对话成了我日常生活里最令人心潮澎湃、最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因为某些原因，他的信息比平时迟了一会儿，或是无法及时回复我的信息，我的身体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症状：紧咬下颌、手心出汗、双腿不自觉地抖动。

在此之前，尤其是在哥本哈根的时候，我们几乎不会谈论各自的伴侣；然而，在这种远距离的交流中，这类的限制消失了。我们的婚姻成了日常窥探私欲的对象。

一开始，我们只会谈论伴侣的猜忌和担忧，但后来，我们开始评判自己的伴侣，甚至引发关于他们的争执，但也会提到他们对我们的温柔举动， 仿佛这样就可以为对方和自己辩解，找出继续维持各自婚姻的理由。

我的婚姻平淡、安稳，与我不同的是，拉瓦尔在婚姻中并不幸福，至少他是这么告诉我的。他的婚姻已经超过了十八个年头，绝大多数时候，它看起来都像一场真正的折磨。

他的妻子凯瑟琳不仅要求他全身心地关注和照顾她，还经常无法控制地向他宣泄情绪。一想到拉瓦尔生活在这样的日常环境中，我就感到无比心碎。

试想一下，在某个周日，窗外是布鲁塞尔绵绵不绝的雨水，而他被困在家里，忍受着妻子的责骂和训斥，这样的画面真是让人难过。

但拉瓦尔从未想过抛下他的家庭。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甚至准备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余生。

虽然我无法理解这样的妥协，但不得不承认，拉瓦尔的态度让我感到轻松，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离开毛里西奥的打算。

经过两个月的短信联系和偶尔的电话交流，我和拉瓦尔之间终于建立起一种让我觉得还算舒适的日常状态。

尽管我的注意力，或者说，我仅存的注意力，几乎完全集中在了只存于线上的拉瓦尔身上，但我的日常生活还算过得去，甚至可以说乐在其中，直到有一天，拉瓦尔提出我们或许可以再次见面。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拉瓦尔每季度都会去一次温哥华，在哥本哈根之行后，他建议我去温哥华与他会合。他毫不费力地帮我拿到了一份学校出具的正式邀请函，以便我去那里开设一个收费不菲的工作坊，授课的日期则与他那个冬天将在温哥华停留的时间一致。

这个计划固然危险，但充满了诱惑，我无法拒绝，尽管我知道，这次出行很可能会打破我好不容易才达成的脆弱平衡。

于是，我们在加拿大见面了。那是一趟为期三天的美妙旅行，我们再次被湖泊和森林环绕。

我和拉瓦尔之间重新燃起了在哥本哈根驻留时的感觉，但这次更为迫切，更为浓烈。我们尽可能避开一切社交活动，把除工作以外的时间都用来独处。

在他的房间里，我们穷尽一切能想到的方式，重新探索彼此的身体、反应和情绪，仿佛回到了一个不愿离开的熟悉领地。我们也进行了深刻的交谈，谈到这段关系给我们带来的感受，谈到它如何为我们彼此的生命增添了新的欢乐和意义。

我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幸福可以闪现于不同寻常之中，即使它受到家庭情况和地理距离的限制，也能在狭窄之处绽放光芒。

温哥华之后，我们又在汉普顿见了面。数月之后，我们又在柏林室内音乐节和昂布罗奈的古乐节上重逢。这些会面全都是菲利普安排的。

尽管如此，相聚的时光对我们来说总是显得短暂。至少对我而言，每一次分别都比前一次更难熬。

我变得更加心不在焉，情况比刚从丹麦回来时还要严重：我变得健忘，经常在公寓里弄丢钥匙。最糟糕的是，我开始觉得和丈夫一起生活变得难以忍受。 我已经没有兴趣再维持眼下的现实了，我的日常开始像废弃的建筑那样坍塌。

或许，如果不是婆婆的一通电话把我从这种迟钝的状态中唤醒，我永远不会意识到这一切。她和毛里西奥谈过了，感到非常担心。

“如果你爱上了别人，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你的控制，”婆婆用一贯直率的语气对我说，“那你就应该想尽办法去控制这一切。”

她的话落在我耳中，我虽不算全盘接受，却也并非无动于衷。

一天下午，毛里西奥比往常早下班。他到家的时候，公寓里正放着肖邦的钢琴和小提琴协奏曲，那是拉瓦尔十年前演奏的录音。我从未在毛里西奥面前放过这张唱片。

我不知道是自己脸上惊讶的表情引起了他的注意，还是他早就有意这么做，那天他开口问起我对他的感情。我很想真诚地回答他，解释我内心的挣扎和恐惧，尤其想倾吐我正在经历的痛苦。

然而，我唯一能做的，却是对他撒谎。

为什么会撒谎呢？或许是因为，我一想到背叛了一个自己仍旧深爱的人，就觉得无法忍受，尽管这种爱已经变样了。或许是因为，我害怕面对他的反应；又或许是因为，我内心仍有一丝奢望：早晚有一天，生活会回到正轨。

毛里西奥的母亲是对的，事情的发展确实已经超出了我掌控的范围。思量再三，我决定取消和拉瓦尔的下一次幽会，并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远离我的情人这件事上。

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解释了眼下的情况，并请求他帮我找回逐渐在我眼前消失的生活。我的这一决定让他情绪激动，但他还是表示理解。

拉瓦尔和我已经两周没有任何联系了。然而， 相互思念的两个人之间会建立一种超越传统沟通方式的联结。 尽管我下定决心要忘掉他，或者至少不再如此强烈地思念他，我的身体却违背了这一意愿，肉体上一些无法控制的感觉传达出了某种意志。

起初，我感觉下体有轻微的瘙痒。然而，尽管我多次检查发痒的地方，却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异常，因此我只能强迫自己不去在意。

那种瘙痒本来轻微得几乎可以忽略，然而几周后，它逐渐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无论处于何时何地，我都能感觉到下体的不适，而这种不适显而易见地让我联想到了菲利普的身体。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第一封拉瓦尔就此事发来的邮件。这是一封充满警觉的简短邮件，拉瓦尔在其中写道，他怀疑自己感染了一种严重的疾病，也许是疱疹、梅毒或其他性病，还提醒我要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这就是典型的菲利普， 也是一个有疑病症倾向之人的典型反应。这封邮件改变了我的看法：如果说我俩有相同的症状，那么我们很可能染上的是同一种病。

也许情况并没有他想的那么严重，但也可能我们感染的是霉菌病。如果的确是真菌感染，患处便会瘙痒，如果感染程度较深，还可能引起疼痛。它们让人时刻意识到染病部位的存在，那正是我们当时的感受。

我试着用温言软语安抚他。在结束对话之前，我们约定分别在各自的城市看医生。

医生的诊断结果如我所料。我的妇科医生告诉我，由于黏膜酸碱度改变，滋生了一些微生物，但我只需连续涂抹一种药膏就能将它们根除。

得知这一点后，我的情绪却未能平复下来。一想到某种活物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安顿下来，恰好占据的是彼此在对方生活里缺席最为明显的部位，我的心里既惊讶又感动。 真菌让我和菲利普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

起初，我非常认真地遵循医嘱外用药物，但没过多久，我就停止了治疗： 我对这片“共同的真菌”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和归属感。 继续用药物毒害它们，就仿佛在切割我自身重要的部分。

那持续的瘙痒感虽然谈不上愉悦，但至少像是一种安慰剂，让我能在自己的身体里感受菲利普的存在，并清晰地想象他身体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正因如此，我决定不仅要保留这些真菌，还要像精心侍弄一座小花园一般悉心照料它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真菌茁壮成长，形态毕现。最开始，我注意到的是一些小白点，成熟之后，它们变成了柔软且圆润的小肿块。后来，我身上竟长出了数十颗这样的“小脑袋”。

我会赤裸着身体，花上数个小时，心满意足地欣赏它们如何在我的外阴表面扩散，并逐渐向大腿根部蔓延。与此同时，我脑海里也会浮现出菲利普不知疲倦地努力清除身上真菌的画面。

然而，直到我收到一封他的电子邮件，才发现自己错了。邮件里写道：“我身上的真菌只有一种渴望，那就是再次见到你。”

那些日子里，原本用来与拉瓦尔交流的时间，都被我用来思考真菌了。我想起母亲感染过的真菌，还有那段几乎被我完全遗忘的记忆。我还开始阅读有关那些奇异生物的资料。

它们形似植物，但对生命和宿主的依附性却和人类非常接近。比如我了解到，虽然这些生物的动态特性千差万别，但它们都可以被归类为真菌。全球大约有一百五十万种真菌，人类研究过的却仅有十万种。

我得出的结论是， 感情和真菌有相似之处： 很多种截然不同的感情（有时候是多种情感并存）都可以被统称为“爱”。爱意的萌发往往也是出人意料的，仿佛命定一般。

某一天，我们因为一阵几乎难以察觉的瘙痒开始怀疑它的存在，而第二天，我们便发现它已经以一种貌似永存的姿态扎根了。

要根除一种真菌，或许和结束一段不受欢迎的关系一样困难。 对此，我母亲深有体会。她的真菌爱上了她的身体，它依赖着她，正如拉瓦尔和我之间滋生的这种有机体，急切地占据着那片缺失的领地。

我以为停止联络就能摆脱拉瓦尔，但我错了。

我以为做出这个牺牲就足以挽回我丈夫，但我也错了，我们的关系再也没能起死回生。

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毛里西奥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一开始，他只是每三天会有一个晚上不回家过夜，后来他不在家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

我在我们共同生活的空间中几乎完全缺席，尽管我无法忽视他的离开，却也无力阻止这一切。直到今天，我仍然自问，如果当时的我更加努力，是否可能重建我们愈加疏远的关系呢。

我确信，毛里西奥只对少数几个朋友提到了我们离婚的原因。然而，这些人又透露给了别人，消息渐渐扩散，传到了我们的熟人圈。甚至有人觉得，自己有权向我表示支持或反对，这一点让我非常愤怒。

一些人为了安慰我，说“凡事皆有因才有果”，他们说自己早就料到会有今天的结局，并认为对我和毛里西奥来说，分开是一种必要的成长。还有人告诉我，多年来毛里西奥一直与一位年轻的音乐学家交往，所以我不必感到内疚。但这一点从未得到证实。对我来说，这些话并没有起到安慰作用，反而加重了我的孤立感和无助感。

我的生活不仅不再属于我，还成了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正因如此，我既不愿意待客见人，也无法忍受独处。

如果我有孩子，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孩子可能会成为我抓住真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一个有力锚点。如果有孩子，我会关注他的成长和需求，而母子间那种无条件的、我极度渴望的亲密，也许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欢乐。

然而，在我的生活里， 除了几乎一直忙于工作的母亲， 就只剩下小提琴，而小提琴就是拉瓦尔。

最终，我决定再次联系菲利普。我们重新联系上的时候，他不仅带着与往常一样的热情，还给了我比以往更多的支持。他每天会打好几通电话，发无数条信息，倾听我的一切困惑，给予我鼓励和建议。

在那最初的几个月里，没有人像他那样全心全意地抚慰我，让我从情绪中恢复过来。只有通过他的电话和我们的线上对话，我才能感到一点与人类接触的愉悦。

与母亲在我童年时做出的反应不同，面对真菌，我选择无限期地保留它们。与寄生物共生，便意味着要接受被侵占的现实。

任何一种寄生物，无论表现得多么无害，都带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扩张需求。 必须为它设定界线， 否则它会逐渐侵占你的整个身体。 比如说，我从不允许身上的真菌扩散到大腿根部或是下体以外的其他地方。

菲利普对待我就像我对待这些真菌一样。他从未允许我走出自己的“领地”。 他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打电话到我家，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允许我拨打他家的座机。我们见面的地点和时间由他决定，他也总会因为妻子或女儿的缘故取消我们的约会。

在他的生活中，我是一个随时可被召唤的鬼魂；而在我的生活中，他是一个偶尔现身但从不留下任何承诺的幽灵。

现在我明白了，寄生物在本质上永远无法被满足。无论我们得到多少食物和关注，都会觉得不够。而维持我们生存的那种隐秘状态，也常常让我们感到挫败。我们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悲伤状态中。

据说，潮湿的气味和抑郁的气味是非常相似的。对此我毫不怀疑。每当胸中积累的痛苦变得难以承受时，我就会像依赖心理医生或抗焦虑药物一样依赖拉瓦尔。虽说并不总能立即回应，但他几乎也从不拒绝我。

尽管如此，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我的需求也让菲利普觉得难以忍受。没有人喜欢被侵占。他的家庭生活已经压力重重，无法再承受一个像我这样充满恐惧和痛苦的女人 —— 现在的我已经与他在哥本哈根认识的那个女人截然不同了。

虽然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但感觉已不复当初。他也害怕起来。他感受到了自己需要在我的新生活中承担的责任，此外，哪怕在我最无心的话语中，也能读出我想让他离开妻子，与我共度余生的要求。我感受到了他的变化。

因此，即便付出健康的代价，我还是减少了与他联系的需求。然而，我对他的渴望依旧不可估量。

两年多过去了，我接受了自己宛若隐形人的状态，过着几乎没有自我生命意识的生活。 为数不多能滋养我的，只剩下回忆、在世界各地的短暂相会，以及从另一个看似属于我，实际上完全不属于我的生命中偷来的点滴。

我仍然从事着音乐行业，但我演奏的一切都像极了拉瓦尔，充满了他的影子，就像是一份扭曲的复制品，无人问津。

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不过，我知道有些人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多年，甚至可以在这样一个维度下建立家庭，形成一片隐秘的真菌“殖民地”，直到某一天（往往是宿主去世的时候），隐藏的真相才会浮出水面。

但类似的情况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的身体是盐碱地。拉瓦尔和我不会有任何后代。有时，我甚至觉得能隐约从他的脸上或声音的语调中察觉到一丝厌倦，就像我母亲对她那块发黄的脚指甲的排斥。

因此，尽管极度渴望获得他的关注，我还是极力让自己保持克制，让他只在渴望我或需要我的时候才记起我的存在。对此，我并无怨言。尽管我的生命显得微弱，但我并不缺乏养料 —— 哪怕只有点滴滋养。

在余下的时光里，我把自己关在公寓，几乎保持不动，就连窗帘都有好几个月没有拉开了。

我将一直这样下去，被永远圈定在他生命的某个角落里， 或者，直到我找到一种药物，能够最终彻底解放彼此。

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