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建军的声音不大，混在红星机械厂车间下午的轰鸣里，差点就散了。

“婉儿，婚事，要不……再等等？”

陈建军的声音不大，混在红星机械厂车间下午的轰鸣里，差点就散了。

可我听见了，每个字都像小锤子，轻轻敲在我的耳膜上。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抬起头，隔着飞扬的铁屑和油气的味道看他。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领口蹭了点机油，黑乎乎的一块，看着有点不舒服。

他眼神躲闪，不敢直视我，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衣角。

我心里很平静，平静得像结了冰的松花江江面。

我没说话，只是抽出挂在脖子上的毛巾，仔细擦了擦手上的油污，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擦得干干净净。

上辈子，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就在我们定下婚期，我把崭新的被面、枕套都准备好，连喜糖都跟供销社的熟人说好了额度之后。

那时候的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声音发抖，问他为什么。

他支支吾吾，说是为了工作，为了前途，说厂里要提拔一批年轻骨干，他想争取一下，结了婚怕分心。

我信了。我还傻乎乎地安慰他，说我等得起，多久都等。

结果，我等来了他和厂长千金刘梅手牵手去看电影的消息。

我等来了他妈，那个总夸我“懂事、本分”的张阿姨，上门来退还我们家送去的彩礼，一脸为难地说，“婉儿啊，是我们家建军对不住你。”

我等来了厂里所有人的指指点点和同情。

最后，我等来了自己潦草嫁人，在日复一日的琐碎和争吵中，把青春和力气都耗尽的一生。

而陈建军，靠着刘厂长的关系，一路青云直上，成了厂里的副厂长，后来改革开放，他下海经商，更是风生水起。

我死在四十五岁那年，因为常年劳累，身体早就垮了。闭眼之前，我在旧报纸上看到他的照片，作为优秀企业家，被簇拥在人群中间，意气风发。

我没什么怨恨，只是觉得不值。

如果当初，我没有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他身上，如果我能为自己多想一点，人生会不会不一样？

现在，我回来了。回到1976年的秋天，回到一切悲剧开始之前。

我看着眼前这个才二十出头的陈建军，他脸上还有着年轻人的青涩和局促，远不是后来那个油滑世故的陈厂长。

他还是我爱过的那个少年。

可我知道，这份爱，过期了。

“行啊。” 我开口了，声音很稳，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

陈建军猛地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惊讶，好像没料到我会这么干脆。

“听你的，” 我冲他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工作要紧，我不急。”

他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到放松，最后变成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欣喜。

“婉儿，你真好，我就知道你最通情达理了。” 他激动地抓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很热，带着薄薄的汗。

我没有抽回手，只是静静地感受着那份温度。

我知道，从我点头的那一刻起，我们俩的路，就彻底分岔了。

他要去走他的阳关道，而我，要去过我的独木桥。

这辈子，我不想再等了。

我要等的，不是一个男人模糊的承诺，而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崭新的未来。

晚上下工，我没像往常一样，急着回家做饭，而是绕了个远，去了废品收购站。

收购站的王大爷正靠在椅子上听收音机，咿咿呀呀的，是样板戏。

“王大爷，” 我笑着走过去，递上一根烟。这是我爸的，我偷偷拿了一根。

王大爷眯着眼看我，“哟，是林家丫头啊，有事？”

“大爷，我想问问，最近有没有人来卖旧书？就是那种……上学用的课本。”

王大爷吐了个烟圈，想了想，“课本？那玩意儿现在谁还看啊，都当废纸卖了。前两天倒是有个中学老师，家里搬家，卖了一堆，什么数理化的，我瞅着也看不懂，都堆在那墙角呢。”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心跳都快了几分。

墙角里，果然堆着一摞落满灰尘的旧书。

我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拂去上面的灰，一本《高中数学》的封面露了出来。

就是它们。

我知道，再过一年，1977年的冬天，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就会恢复。

这是改变无数人命运的一次机会。

上辈子，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我已经嫁作人妇，挺着大肚子，每天围着灶台和尿布打转。我看着厂里几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同事，捡起书本，废寝忘食地复习，最后考上了大学，离开了这个小小的工厂，心里不是不羡慕的。

可那时候，我的人生已经被绑死了，羡慕也只是羡慕而已。

这辈子，我绝不会再错过。

“大爷，这些书，我能买吗？” 我回头问。

“买那干啥？当柴火烧都嫌烟大。” 王大爷摆摆手，“你要是想要，就按废纸的价，称给你。”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一块三毛七。

最后，我抱着那沉甸甸的一摞书回家时，天已经全黑了。

我妈正在门口张望，见我回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数落，“你这死丫头，跑哪儿去了？建军都来家里等半天了，饭都凉了！”

我没吱声，抱着书进了自己那间小屋。

陈建军果然坐在我们家饭桌前，正跟我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看见我，他站起来，脸上带着点讨好的笑，“婉儿，回来了。”

我点点头，把书放在床底下，用一块旧布盖好，这才走出来。

“建军，你吃饭了没？” 我妈热情地问。

“还没呢，阿姨，等婉儿一起。”

饭桌上，我妈一个劲儿地给陈建军夹菜，嘴里还念叨着，“我们家婉儿就是脾气好，建军你说婚事缓一缓，她就听你的。你们年轻人，事业心重是好事，我们都理解。”

我爸也跟着点头，“建军有出息，我们脸上也有光。”

陈建军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劲儿地说，“叔叔阿姨，我会对婉儿好的。”

我默默地扒着碗里的高粱米饭，高粱米有点硌牙，我吃得很慢。

上辈子，我也是这么听着他们说话的，心里甜滋滋的，觉得陈建军有上进心，我爸妈通情达理，我们一家人以后肯定会和和美美。

现在再听，只觉得讽刺。

吃完饭，陈建军要送我回厂里的集体宿舍。我们厂是三班倒，我为了方便，多数时间都住宿舍。

走在路上，秋天的风有点凉，吹在脸上，像刀子刮过一样。

“婉儿，今天……谢谢你。” 陈建军突然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理解我。我妈也说，你是个好姑娘，让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待你。”

“嗯。” 我应了一声，没什么情绪。

他好像感觉到了我的冷淡，有点不安地搓了搓手，“婉"婉儿，你是不是……不高兴了？”

我停下脚步，转头看着他。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

“建军，” 我轻声说，“我没有不高兴。你说得对，工作重要。我们都还年轻，不着急。”

我说的是实话。

我是真的不着急，因为我压根就没打算跟他结婚。

他似乎松了口气，脸上又有了笑容，“那就好，那就好。”

他把我送到宿舍楼下，临走前，又说：“对了，婉儿，过两天厂里组织青年骨干去市里学习，刘厂长点名让我去。可能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

“刘厂长？” 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姓氏。

“是啊，就是刘梅她爸。” 他说得挺自然，好像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哦，那挺好的，是机会，你好好表现。” 我说。

“嗯，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他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我站在原地，直到感觉手脚都冻得有些僵硬，才慢慢转身上楼。

我知道，这次去市里学习，刘梅也会去。

上辈子，就是这次学习，让他们俩的关系有了质的飞跃。

回到宿舍，同屋的李姐已经睡了，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没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悄悄从床底下拖出那些旧书。

我翻开那本《高中数学》，里面的字密密麻麻的。很多知识点，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我拿出纸笔，就着月光，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一个公式一个公式地推导。

我的基础太差了，初中毕业就进了厂，要想在一年之内把高中三年的课程都补回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可我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我唯一能抓住的，可以改变命运的稻草。

夜很深，也很静。

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笔尖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

这一点点的声音，让我觉得无比心安。

我知道，从今晚开始，我的人生，真的不一样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像个陀螺。

白天，我是红星机械厂最勤快的女工，车床开得比谁都响，手脚麻利，从不迟到早退。这不仅是为了麻痹陈建军和他妈，也是为了我自己。在这个年代，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不能失去它。

晚上，我就是最刻苦的学生。

宿舍里人多眼杂，不方便学习。我就等所有人都睡着了，再悄悄起来，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

手电筒的光太亮，容易被发现，我就用黑布蒙住大半，只留下一小束光。

被窝里又闷又热，常常看得我满头大汗，呼吸都不顺畅。

有时候实在困了，头一点一点的，手电筒就从手里滑下去，砸在脸上，疼得我一个激灵，又清醒过来。

周末，别人都忙着逛街、看电影、谈恋爱，我却一头扎进厂里的图书馆。

那个年代的图书馆，没什么人去，管理员是个快退休的老大爷，整天打瞌睡。

我就找个最偏僻的角落，一坐就是一天。

饿了，就啃两个自己带的窝窝头，喝几口凉水。

渴了，就去水房接点自来水。

数理化的公式，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那些拗口的政治历史名词，背了又忘，忘了又背。

我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

有好几次，我看着那些天书一样的符号，真的想把书一扔，就这么算了。

可每当这时候，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上辈子，我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那种无力和绝望的感觉。

我就会想起陈建军那张印在报纸上的，志得意满的脸。

然后，我就会重新低下头，咬着牙，继续往下看。

我不能输。

这辈子，我是在为自己活。

陈建军从市里学习回来后，来看过我一次。

他给我带了市里最新款的的确良手帕，上面印着一朵小小的红花，很漂亮。

“婉儿，送你的。” 他把手帕塞到我手里，眼睛亮晶晶的。

我接过来，“谢谢。”

“这次学习，收获很大。刘厂长很看好我，说我脑子活，是可造之材。”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

“那你要更努力才行。” 我附和道。

“那是当然。” 他顿了顿，又像是无意中提起，“对了，刘梅也去了。她人挺好的，一点没有厂长千金的架子，还帮我跟她爸说了不少好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面上却不动声色，“是吗？那你要好好谢谢人家。”

“嗯，我请她吃饭了。” 他说。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有些好笑。

他以为自己掩饰得很好，却不知道，他眼里的那点小九九，我看得一清二楚。

他一边享受着我的“通情达理”，一边又心安理得地接受着刘梅的示好。

他想要的太多了。

既想要我这个贤惠本分的未婚妻，给他一个稳定的后方；又想要借着刘梅往上爬，实现他的“远大前程”。

上辈子的我，就是他这盘棋里，最先被牺牲掉的那颗棋子。

“建军，” 我把手帕叠好，放进口袋，“你以后……要是跟刘梅走得近，记得跟我说一声。”

他愣住了，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婉儿，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跟她就是普通同事。”

“我没别的意思。”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只是觉得，我们既然订了婚，就应该坦诚一点。你要是真的觉得她比我好，或者她能更好地帮你，我不会拦着你。我们好聚好散。”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心里很平静。

我不是在试探，也不是在赌气。

我是在给他，也是给我自己，画一条清晰的界线。

陈建军的脸色变了又变，从错愕到心虚，再到一点点的恼怒。

“林婉！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在你心里，我就是那种为了前途不择手段的人吗？” 他的声音提高了几分。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被我看得更加不自在，气势也弱了下去，“我……我跟刘梅真的没什么。婉儿，你别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 我说，“我只是把话说在前面。建军，我不想再像上次一样，等到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才是最后一个。”

上辈子，他和刘梅的事情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用同情的眼光看我，只有我还被蒙在鼓里，傻傻地为他编织着借口。

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我不想再经历一次。

陈建军沉默了。

过了很久，他才闷闷地说：“我知道了。婉儿，你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他走的时候，步子有些快，甚至带着点落荒而逃的意味。

我知道，我的话，像一根针，扎破了他心里的那个气球。

他开始害怕了。

他怕失去我这个“安全牌”，又怕抓不住刘梅那根“高枝”。

从那天起，他来找我的次数明显变少了。

有时候在厂里碰见，他也只是匆匆打个招呼，眼神躲躲闪闪。

我乐得清静。

没有了他的打扰，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977年的夏天。

厂里的空气越来越燥热，我的心也跟着一点点悬了起来。

我知道，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快到了。

这段时间，厂里的风言风语也多了起来。

主角自然是陈建军和刘梅。

有人说，看到他们俩下班后一起去了工人俱乐部。

有人说，看到刘梅给陈建军带自己家里做的饭。

还有人说，刘厂长已经把陈建军当准女婿看了，好几次在车间主任面前夸他。

这些话，总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耳朵里。

同宿舍的李姐是个热心肠，替我打抱不平，“婉儿，你可长点心吧！那陈建军都快被狐狸精勾跑了，你还跟个没事人一样！”

车间里跟我关系好的几个姐妹也劝我，“婉儿，你得去闹啊！去找那刘梅，撕她的头发！你才是正儿八经的未婚妻，怕她什么！”

“就是，再不然，就去找张阿姨，让她管管她儿子！”

我每次都只是笑笑，说：“我知道了，谢谢你们。”

然后，转身继续拧我的螺丝，或者在心里默背一个化学方程式。

他们不懂。

在他们看来，我是在被人抛弃的边缘，软弱又无助。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正在积蓄力量，准备一场他们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远行。

我的沉默和“不作为”，让很多人都看不懂。

包括陈建军的母亲，张阿姨。

她终于坐不住了。

那天下午，她直接找到了我的宿舍。

她来的时候，我正在做一张数学卷子，题目很难，我满头是汗。

“婉儿啊，在忙呢？” 张阿姨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脸上堆满了笑，那笑容却不达眼底。

“阿姨，您怎么来了？” 我站起来，给她倒了杯水。

“我来看看你。” 她拉着我坐下，眼睛却在宿舍里四处打量，最后落在我床头那本翻开的《政治经济学》上，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借的轻视。

“婉儿啊，最近厂里的闲话，你都听说了吧？” 她开门见山。

“听到一些。” 我点点头。

“唉，”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都怪我们家建军，年轻，不懂事，让人家刘厂长的千金给迷了心窍。”

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阿姨，这事不怪建军。” 我说。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婉儿你就是太善良了。” 她拍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阿姨是看着你长大的，打心眼儿里喜欢你。可是这事……建军他糊涂啊！刘厂长那边，我们家也得罪不起。你看……这婚事……”

她说到这里，停住了，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懂她的意思。

她是来劝我主动退婚的。

这样一来，既保全了他们陈家的面子，又不得罪刘厂长，还能落一个“林婉深明大义”的好名声。

算盘打得真精。

上辈子，她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时候我哭得撕心裂肺，求她不要这样，求她去管管陈建军。

她只是叹着气，说，“孩子，认命吧。”

现在，我看着她那张布满“善意”和“为难”的脸，心里一片平静。

“阿姨，” 我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和建军的婚事，是我爸妈和他爸妈，还有单位领导见证下定下来的。要退，也该是他亲自来跟我说。或者，您和我爸妈，两家人坐在一起，把话说清楚。”

张阿姨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她大概没想到，一向“懂事本分”的我，会说出这么一番滴水不漏的话。

“婉儿，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姨不是来逼你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 我打断她，“阿姨，我很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但是这件事，我觉得还是按规矩来比较好。不然，我没法跟我爸妈交代，您在厂里也不好跟人说，对吧？”

我把“规矩”两个字咬得很重。

这个年代，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和脸面。

我把皮球踢了回去。

张阿姨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天说不出话来。

她没想到，这块她以为最软的柿子，今天却硌了她的手。

“行，行，阿姨知道了。” 她站起来，勉强笑了笑，“你先忙，我……我先回去了。”

她走得有些仓促，连我送到门口，她都没回头。

看着她的背影，我知道，我和陈家的最后一丝情分，也断了。

我关上门，重新坐回到桌前。

那道刚才还让我头疼的数学题，此刻看在眼里，却觉得思路清晰了不少。

原来，当我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时，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跟着变强。

这件事，成了我人生中的一个中点。

我不再被动地等待别人来定义我的命运，不再因为他们的言行而影响自己的情绪。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了一个目标：高考。

我开始更加疯狂地学习。

我把所有能找到的，跟数理化、政治历史相关的材料，都翻来覆去地看。我甚至托人从北京的亲戚那里，搞到了几套据说是以前高考的模拟题。

那些题目，对我来说，就像天书。

我常常为了一个知识点，熬到凌晨三四点。

宿舍的灯熄了，我就去楼道里，借着昏暗的声控灯看书。有巡夜的师傅经过，问我干什么，我就说睡不着，出来透透气。

我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

脸色也因为长期睡眠不足而变得蜡黄。

李姐心疼地劝我，“婉儿，你别这样折磨自己。为了个陈建军，不值得。”

我只是笑笑，不解释。

她们都以为我是在为情所困，自暴自弃。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

那些难懂的公式，那些枯燥的定义，正在一点点地重塑我的大脑，打开一扇我从未见过的，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而陈建军，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

偶尔在厂区远远地看见他，他总是和刘梅在一起。

两个人并排走着，有时候会说笑，刘梅笑起来的时候，会习惯性地拍一下陈建军的胳膊。

那是一种亲昵的，旁若无人的姿态。

厂里的人见了，也都见怪不怪了。

大家似乎已经默认了他们的关系，而我，林婉，成了那个被遗忘的，尴尬的背景板。

我甚至听说，刘厂长已经答应，只要陈建军和刘梅结了婚，就把他提拔为车间副主任。

这是多大的诱惑。

我知道，陈建军不可能抵挡得住。

我以为我的心已经不会再痛了。

可是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傍晚，我加完班，撑着伞从车间出来，远远地看到他们俩站在厂门口。

陈建军撑着一把伞，大半个伞面都倾向刘梅那边。

他自己的半边肩膀，都被雨淋湿了。

刘梅正仰着头，对他笑着说些什么。

那个场景，刺痛了我的眼睛。

因为，曾几何时，那个为我撑伞，宁愿自己淋湿也不让我沾到一滴雨的人，也是他。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推入了一个黑暗的深渊。

上辈子的屈辱，这辈子的孤独，同事们同情的目光，亲人们不解的责备，还有我自己日复一日的苦熬……所有的情绪，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

我站在雨里，感觉浑身冰冷，连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

我开始怀疑自己。

我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也许，我应该像李姐她们说的那样，去大闹一场，去争，去抢。

就算最后输了，至少也轰轰烈烈过，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像个缩在壳里的乌龟，活得这么窝囊。

我不知道自己在雨里站了多久。

直到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林婉？你怎么站在这儿不走？伞都歪了。”

我回头，是车间的王师傅，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技术员，平时不怎么爱说话，但技术是全厂最好的。

我这才发现，我的伞不知道什么时候歪了，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和脸颊往下淌，衣服湿了大半。

“王师傅。” 我叫了一声，声音有些沙哑。

“快回去吧，别着凉了。” 王师傅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远处已经走远的陈建军和刘梅，眼神里没有同情，只是一种平静的了然。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的伞往我这边挪了挪，然后转身走了。

我看着王师傅的背影，心里忽然有什么东西，豁然开朗了。

是啊，我为什么要用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价值？

我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不再爱我的人而自我怀疑？

我的价值，不在于谁来爱我，谁来为我撑伞。

我的价值，在于我自己的双手，我的大脑，在于我能创造出什么。

就像王师傅，他在厂里，不靠人际关系，不靠阿谀奉承，就凭他那一手谁也比不上的技术，所有人都得敬他三分。

这才是真正的底气。

我深吸了一口带着雨水和泥土气息的空气，感觉胸口的郁结之气，一下子消散了大半。

我把伞打正，挺直了脊背，一步一步，稳稳地向宿舍走去。

雨水打在伞面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像是在为我鼓掌。

那一夜，我睡得格外香甜。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精神格外好。

李姐惊讶地看着我，“婉儿，你……想通了？”

我笑着点点头，“嗯，想通了。”

从那天起，我不再关注陈建军和刘梅的任何消息。

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报纸上的一则社会新闻，看到了，也就看到了，不会再在我心里掀起任何波澜。

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车床的轰鸣，和书本的清香。

1977年10月21日。

这一天，我记得比我的生日还清楚。

中午，厂里的广播喇叭里，突然传出了一个字正腔圆，带着激动情绪的播音员的声音。

“……为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尽快恢复高考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决定，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那一瞬间，整个工厂，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车间的轰鸣声还在继续，但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

几秒钟的寂静之后，是冲天的喧哗。

“恢复高考了？真的假的？”

“天哪！我们也能考大学了？”

“我初中都没毕业，能考吗？”

人们议论着，激动着，有人甚至流下了眼泪。

我站在车床边，手里还握着一个刚刚打磨好的零件，温热的。

我的眼泪也流了下来。

但是我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它静静地滑落。

我知道，我的时代，来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整个红星机械厂，乃至整个中国，都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厂里那些曾经有过读书梦的中年人，那些刚刚毕业，对未来感到迷茫的年轻人，全都沸腾了。

图书馆里，一夜之间挤满了人。

废品收购站的旧书，也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王大爷再见到我时，一脸懊悔，“林家丫头，你可真是神了！早知道，我把那些书留着，现在都能当宝贝卖了！”

我只是笑笑。

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了这一天，我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汗水。

报名那天，我去厂工会填表。

负责登记的干事看着我，有些惊讶，“林婉，你也要考？”

“嗯。”

“你……行吗？这都多少年没摸过书本了。”

“试试吧。” 我说。

我填表的时候，陈建军和刘梅正好也走了进来。

他们是来领结婚证的介绍信的。

刘梅的手里，还拿着几张刚发的喜糖。

她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一个胜利者般的，矜持的笑容。

“林婉，你也来报名啊？真巧。”

我没理她，低着头，认真填写着表格上的每一个字。

姓名：林婉。

性别：女。

年龄：20。

报考志愿：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

陈建军站在一边，看着我，眼神很复杂。

有惊讶，有不解，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轻视。

他大概觉得，我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不甘和抗议。

一种无力的，可笑的挣扎。

“婉儿，” 他走过来，声音压得很低，“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考大学不是闹着玩的。你这又是何苦呢？”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关怀”。

就好像，他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而我，只是一个在山脚下胡闹的孩子。

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

“陈建军，” 我说，“我考大学，跟你没关系。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的目光，没有一丝留恋，也没有一丝怨怼，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他被我的眼神看得一窒。

旁边的刘梅，脸色也有些不好看。她大概是想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结果却落了空。

“建军，我们走吧，别耽误人家上进。” 她拉了拉陈建军的袖子，语气里带着几分酸溜溜的讽刺。

陈建军没动，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好像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

“林婉，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忽然觉得很可笑。

“我没有生气。” 我说，“我还要谢谢你。”

“谢我？” 他更不解了。

“是啊，” 我站起身，理了理衣服，“谢谢你让我明白，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人这一辈子，能靠的，只有自己。”

说完，我把表格交给了干事，转身就走。

我没有再回头看他们一眼。

我知道，从我走出那个门口开始，我和他们，就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他们的世界，是柴米油盐，是人情世故，是厂里那一方小小的天地。

而我的世界，将是星辰大海。

考试前的日子，过得飞快。

我请了假，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做最后的冲刺。

我把所有的知识点，都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一遍遍地过。

那些曾经让我头疼的公式和定理，现在已经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

考试那天，天气很冷。

我穿着我妈给我新做的棉袄，口袋里揣着两个热乎乎的煮鸡蛋。

走进考场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有厂里的同事，有邻居家的哥哥，还有一些白发苍苍，年纪比我爸还大的人。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紧张和期盼。

我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场考试。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与命运的一场搏斗。

拿到试卷的那一刻，我的心，反而彻底平静了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笔，开始答题。

那些题目，有些我见过，有些很陌生。

但我没有慌。

我只是把我所学到的，所理解的，一点一点地写在卷子上。

一笔一划，都用尽了全力。

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雪花不知道什么时候飘了下来，落在我的头发上，脸上，凉丝丝的。

我抬头看着天空，感觉整个人都像是被掏空了，但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畅快。

我知道，我已经尽力了。

剩下的，就交给命运。

等待成绩的日子，是漫长而煎熬的。

厂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空气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焦灼的气氛。

大家见面，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考得怎么样？”

然后就是一阵长吁短叹。

这段时间，陈建军和刘梅结婚了。

婚礼办得很热闹，刘厂长包下了厂里最好的食堂，摆了十几桌。

我没有去。

李姐去了，回来跟我说：“那场面，可真气派！刘梅穿的红呢子大衣，听说是托人从上海买的。陈建军站在她旁边，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她顿了顿，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婉儿，你……没事吧？”

我正在看一本借来的《机械制图基础》，头也没抬，“我能有什么事？”

“唉，你就是嘴硬。” 李姐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确实没什么事。

我的心，早就不在那个小小的工厂里了。

我每天都在图书馆和宿舍之间两点一线，除了看专业书，我还开始自学俄语。

我知道，哈工大很多教材都是俄文的，我想提前做点准备。

我的生活，充实而忙碌，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

终于，放榜的日子到了。

录取通知书，是邮递员直接送到厂里来的。

那天上午，我正在车间干活，就听见外面有人喊：“林婉！林婉！有你的信！哈尔滨来的！”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放下手里的工具，几乎是跑着冲了出去。

邮递员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盖着红色的邮戳。

信封的左上角，印着几个烫金的大字：哈尔滨工业大学。

我的手开始发抖，抖得连信封都拆不开。

还是旁边的李姐帮我撕开了口子。

一张红色的，印着毛主席头像的录取通知书，从里面滑了出来。

“林婉同志：经审查，你已被我校机械工程系录取，请于……”

后面的字，我看不清了。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我只知道，我成功了。

我真的成功了！

我考上大学了！

周围的工友们都围了过来，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天哪！婉儿考上了！”

“还是哈工大！全国重点啊！”

“我们厂里出了个大学生！”

李姐抱着我，又哭又笑，“好样的！婉儿！你太给咱们女工长脸了！”

我被大家簇拥着，抛向空中，落下，又被抛起。

我笑着，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是喜悦的泪，是释放的泪。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人生，将彻底被改写。

我，林婉，不再是那个被人抛弃的可怜虫，不再是那个只能依附男人生存的弱者。

我将拥有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未来。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了整个红星机械厂。

我成了厂里的大名人。

厂长亲自接见了我，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林婉同志，你是我们厂的骄傲！我们一定要开个欢送会，好好为你庆祝！”

工会主席给我发了奖金，还有一套全新的被褥和脸盆。

我爸妈在家里，接待了一波又一波前来道贺的亲戚邻居，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我妈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我闺女有出息了，我闺女比男孩都有出息！”

我爸那个不善言辞的男人，也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

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有一个人，显得格格不入。

那就是陈建军。

他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收拾行李。

他站在我宿舍门口，看着我把一件件衣服，一本书一本书，整齐地放进行李箱。

他没有进来，只是那么站着。

他的脸色很难看，苍白，憔悴，像是好几天没睡好觉。

“恭喜你。” 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

“谢谢。” 我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

“我……我没想到，你真的能考上。” 他说。

“我也没想到。” 我说。

我们之间，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只有我收拾东西的窸窣声。

“婉儿，” 他终于忍不住，往前走了一步，“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

我停了下来，转过身，看着他。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慌乱和悔意。

“你什么意思？” 我问。

“我和刘梅……我们过得不好。” 他艰难地说，“她脾气很大，什么事都要听她的。她妈也总是管着我，我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那个车间副主任的位子，也一直没动静……”

他像是在抱怨，又像是在诉苦。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这些，我上辈子就已经知道了。

刘梅的大小姐脾气，婚后暴露无遗。陈建军在她家里，过得确实很压抑。而那个他心心念念的副主任位子，刘厂长也只是把他当驴一样使唤，从没真正兑现过。

他以为自己走了一条捷径，却不知道，那条路上布满了荆棘和陷阱。

“所以呢？” 我问。

“所以……我想明白了。” 他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乞求，“婉儿，还是你好。你温柔，懂事，从来不会给我压力。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可以跟她离婚，我们马上就结婚！”

他说得那么恳切，那么急切。

如果是在上辈子，听到这番话，我可能会感动得痛哭流涕，不顾一切地回到他身边。

可是现在，我只觉得可笑。

“陈建军，” 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回不去了。”

他的身体晃了一下，脸色变得更加苍白。

“为什么？你还在生我的气，对不对？我可以补偿你，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

“不是因为生气。” 我摇摇头，“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了。”

我指了指窗外，那片广阔的天空。

“我要去哈尔滨了。我要去念大学，去学我喜欢的专业，去看一个更大的世界。而你，要留在这里，继续过你和刘梅的日子，继续为了那个副主任的位子去钻营。”

“我们的路，从你决定推迟婚期，去接近刘梅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分开了。”

“陈建军，你想要的，我给不了。而我想要的，你也给不了。”

我的话，像一把刀，一刀一刀，割开了他最后的幻想。

他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不……不是这样的……” 他喃喃自语，“婉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没有机会了。” 我打断他，拿起桌上的录取通知书，在他面前晃了晃，“这，就是我的未来。而你，已经是我的过去了。”

我把通知书重新放好，拉上行李箱的拉链。

“我明天就走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我绕过他，走出了宿舍。

我没有再回头。

我能感觉到，他那道灼热的，充满了懊悔和不甘的目光，一直追随着我的背影。

但我知道，那已经与我无关了。

他的懊悔，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是他需要用一生去偿还的代价。

而我，要去迎接我的新生了。

离开的那天，厂里为我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厂长亲自把我送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摇下车窗，看着站台上那些熟悉的面孔，看着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一点点地后退，变小，最终消失在视野里。

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但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我知道，在那个遥远的，冰雪覆盖的城市里，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等着我。

我将在那里，用我的知识和汗水，浇灌出属于我自己的，最灿烂的人生。

很多年后，我成了哈工大的一名教授，主攻精密仪器研究，参与了好几个国家级的重点项目。

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的丈夫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温和儒雅的男人，我们相敬如宾，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我的人生，平静，充实，而幸福。

有一次，我回老家探亲，听李姐说起了陈建军。

她说，陈建军和刘梅早就离婚了。刘厂长退休后，他们家的光环也随之褪去，陈建军在厂里一直不得志，后来下了岗，自己做生意也赔得一塌糊涂。

“他现在，就在街边摆个小摊，修自行车。人也老得不成样子了。” 李姐叹了口气，“前两天我还碰到他，他跟我打听你，问你过得好不好。”

“我跟他说，你现在是大教授了，过得好着呢！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就蹲在马路边上，一个劲儿地抽烟，那背影，看着可怜巴巴的。”

我听着，心里很平静。

我没有觉得快意，也没有觉得同情。

他就好像我读过的一本旧书里的一个人物，故事结束了，人物的命运也就定格了，与我再无干系。

我只是庆幸。

庆幸在那个决定命运的岔路口，我选择了那条最艰难，却也最正确的路。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挣脱了命运的枷锁，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这，比任何报复都来得更有意义。

窗外，阳光正好。

我的女儿正在草坪上追逐蝴蝶，笑声像银铃一样。

我的丈夫走过来，从身后轻轻拥住我。

“在想什么？” 他问。

我回头，对他笑了笑。

“在想，今天天气真好。”

来源：一遍真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