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月3日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对如何开拓新的侦查思路进行了研究。这天，距灭门案发生已经整整半个月，领导的重视自不待言，不但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多次来电询问，连中南公安部杨奇清部长也来电了解过情况。因此，当晚专案组正在重温卷宗材料，以图对前一阶段的侦查思路进行

（文章内容来自声呐研究所）

五、木匠和屠夫

10月3日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对如何开拓新的侦查思路进行了研究。这天，距灭门案发生已经整整半个月，领导的重视自不待言，不但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朱涤新多次来电询问，连中南公安部杨奇清部长也来电了解过情况。因此，当晚专案组正在重温卷宗材料，以图对前一阶段的侦查思路进行分析时，朱涤新局长的突然到来并未令专案组诸君感到特别意外。

朱局长听取了专案组对侦查情况的简略汇报后，没有半句批评责怪，只是点着头说“同志们辛苦了”。大家以为他接下来要作指示了，可是他却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个案子是能够圆满侦破的！”然后，就让秘书拿出了三条“红双喜”香烟、两斤茶叶慰劳专案组，便微笑着离开了。

专案组于是继续分析，你言我语一番议论后，认为根据掌握的案件情况来看，之前的侦查思路和措施没有错，之所以未能取得效果，可能是没有发现本案的亮点。副组长刘渠生遂提议，再次前往现场，看是否有新发现。这个建议获得了一致赞同。接着，又有人提出有必要对死者之一仲以川的妻子邵佩珍的直系亲属再次进行访查了解，这个提议也当场被接受。于是，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前往“大鼎昌油酱店”查看现场，另一路访问邵佩珍娘家。

次日上午，侦查员按照计划分头行动。组长汪清德与侦查员张锦城、柳毅、周四海、任忠去了邵佩珍的娘家。邵佩珍的娘家住在汉阳区青石桥，其父母还健在。邵老头儿水手出身，在长江上漂泊了三十多年，后来用积蓄下来的钱钞开了一家竹行，专门制作竹篙、缆绳、靠球等船用工具。长期的水手生涯练就了老爷子一副健壮的体魄，虽已年过七十，身板依旧硬朗，嗓音洪亮，中气充沛。其妻邵周氏是个缠着小脚的瘦小老太太，比丈夫年长两岁，也颇健康，思维清晰，语言表达能力较强。女儿一家被害不过半月，这对夫妇还沉浸在悲伤之中，对侦查员说他们相信共产党人民政府，希望公安同志尽快破案，替女儿全家报仇。

侦查员说明了来意，想请二老把邵家在武汉的全部直系亲属都召集来，专案组想开一个座谈会。邵老头儿说这没问题，我这就请人去通知小辈们。汪清德说不劳您老人家大驾了，请您把他们的家庭或者工作单位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有车，一个个去把他们接过来就是了，有工作的正好跟他们领导或者老板说明一下，给请个假。

邵氏夫妇一共生育了九个子女，两个幼时夭亡，加上邵佩珍被害，如今还剩六个，都已成家，分别住在汉阳、汉口，离老家这边还算近，但也到午后一点多才把六个子女连同他们的五个配偶(一位在外地)请了过来。

之所以要举行这么一个家庭座谈会，是因为在之前的调查中已经得知邵家有子女定期回老家看望父母并互相问候的习惯，一年中大约有四五次大家庭聚会。仲以川作为邵佩珍的丈夫，平时可以不来看望岳父母，这种聚会则是必须参加的。专案组认为这种家庭聚会是很容易使参与者身心放松的，也许仲以川在跟亲戚的接触中无意间吐露过什么对于侦查工作有用的内容，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线索了。

邵老头儿的竹行在抗战胜利后关门歇业，房子地皮都是当初创业时买下的，属于私有产权，所以现在住得很宽敞。座谈会就在原先堆放竹子原材料的后院举行，葡萄架下放上竹椅竹凳，侦查员连同邵家方面一共十多人坐着还显得很宽敞。汪清德把来意说明之后，要求众人围绕跟仲以川相关的内容，想到什么就反映什么，哪怕只是听到仲以川说过别人一句什么，或者别人说过仲以川一句什么，都有必要说一下。

邵佩珍在邵家活着的六个子女中排行老三，上面是两个哥哥，下面是三个妹妹。旧时大家庭中的这个排行是很容易受到兄弟姐妹重视的：在两个哥哥眼里，她是妹妹；在三个妹妹眼里，她则是姐姐；并且又是家里的大女儿，出嫁前是协助母亲承担着家里的大小家务事宜的，所以，无论哥哥、妹妹对邵佩珍都很有感情。她突遭横祸，使他们极为悲痛，头天得到消息就一齐赶到武汉市公安局，要求迅速侦破该案，严惩凶手。因此，在之前侦查员找到他们要求提供情况时，都很是配合。现在专案组第二次找到他们，而且一来就是四名侦查员，领头的是市局干部、专案组长，使他们感受到政府对该案的重视，自是积极协助，汪清德的话甫一落音，他们便争着开口，你一言他一语地说起了仲以川的情况。

这些人说了许多，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内容。看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侦查员正暗自着急时，一直走进走出给大家端茶添水没有好好坐一会儿的老太太邵周氏总算有空闲坐下来了。她还不知道侦查员想了解些什么，但她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待到听说公安人员要了解已故女婿的生前情况，马上开口发言了，她一开口，侦查员顿时眼睛一亮！

邵周氏说，大女婿平时来这边的次数是几个女婿中最少的，可能是因为他做生意比较忙的原因，不过，他每次来倒是都愿意待比较长时间的，半天打底，一天也有，他喜欢陪着别人说话。记得今年大年初二那天吧，他跟先端还说了好一阵话呢。

侦查员忙问说了些啥。老太太说：“让我想想……好像是说到了什么‘会’。对了，说到了‘善福会’。两人谈得还蛮热络呢！”

侦查员赶紧请教：“先端是哪位亲戚？”

“先端是来生的妹夫。”

“那么来生又是谁呢？”

来生是邵家次女邵宝珍的丈夫，与仲以川是连襟关系。来生也在场，于是作了说明：年初二那天，他们夫妇过来给二老拜年，先端那天外出赴婚宴，办婚事的那户人家正好就在附近，于是他就来看看、聊聊。不巧的是老岳丈拉着来生去打麻将，正没奈何，仲以川过来说你去吧，我和先端聊天喝茶。侦查员自然要问：“先端是干什么的呢？”

来生说先端姓叶，三十三岁，是在长江客运码头上打杂的工人。那么，老太太听见两人在聊的什么“善福会”又是怎么回事呢？来生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善福会’。你们要了解的话，最好去找叶先端。”

这是专案组在半个余月的调查中第一次听见有人提到“善福会”。别说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就是手里掌握着线索，也不会轻易放过，所以，自然要去找叶先端。于是，侦查员记下了叶先端的住址，再三叮嘱在场的所有人必须对此保密。

汪清德四人返回武昌区局专案组驻地时，另一路前往“大鼎昌油酱店”调查的侦查员刘渠生、景义、姜志曦等已经回来了，他们这一路还真发现了亮点——

那三个凶手，之前一直被认为是装修匠人，其中有木匠也有泥瓦匠。因此，法医对仲以川等四具尸体解剖检验时所得出的结论是：“凶手是用刀斧之类的工具碎尸，尸块的骨头断面表明凶手具有专业从事木工或者屠宰工作的技能。”侦查员对这一结论的理解是凶手中有人肯定是木匠，而忽视了碎尸者也可能从事屠宰工作的推测。在之前查摸犯罪嫌疑人的工作中，对被查者的社会关系中是否有木匠予以了特别注意。可是，尽管已经数次勘查过“大鼎昌”现场，竟然没有人对案发前业已进入现场的凶手事实上并未干过正规的木工活儿这一点予以注意！

这个情况，就是提议再次查看现场的专案组副组长刘渠生发现的。刘渠生注意到，现场店堂里乱七八糟堆放着的那些柜台、桌椅、木料，都是完好如初没有进行过任何加工的，店堂迎门放着的那个临时制作的长条形木工操作台的周围，散落着一些锯断的不超过半尺长的零星木料，乍一看，很容易使人认为是木匠干活后留下的残渣。可是，拿起来仔细查看，却可以通过断面的拼接发现这其实是从一根木料上锯下来的。而且，这些木料的断面明显歪斜，显然出自不谙木工活儿的外行之手。再看那工作台，断面也是歪歪斜斜，而且铁钉也砸得不利索，十颗中有三四颗没有一砸到底，而是砸弯后直接敲平在木头里的，这肯定不是木匠的手艺了。

如此看来，那三个凶手很有可能是冒充匠人师傅以装修为名潜伏在“大鼎昌”隔壁店堂里伺机下手的。下手之后，碎尸的不是这三位，而是另有其人，那人可能是木匠，也有可能是从事屠宰工作的人。两者之间，以后者的可能性为大，因为如果对方有木匠的话，那指派一名木匠过来就是了，既能假装装修以免让内行看出破绽，行凶后也能动手碎尸，不必另外派人来了。

一干侦查员有此发现后，原先沉重的心情略微显得轻松了些。他们进入现场后，是关上了前面的大门的，这时觉得有些闷，于是就把大门打开了，顺便每人点燃一支香烟抽着歇口气。一支烟还没抽完，有人在门口往里探头探脑，侦查员姜志曦便问：“什么事？”

那是两个中年妇女，臂上套着红布袖章，上面印着什么字看不清楚，但一看就知道是居委会的。果然，她们自我介绍是居委会的，前来检查卫生。侦查员这时才看清楚袖章上印的是“武昌区爱卫会(即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检查员”字样。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当儿，为防止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细菌战，国家对卫生工作抓得很紧，居委会隔三差五检查居民家庭卫生，予以评比并张榜公布。当下，姜志曦就摇头，说这里的事儿还没有结束，新的住户尚未进来，谁来搞卫生？

那二位正要离开，被刘渠生唤住，说大嫂歇会儿吧，我们聊聊。于是，她们就坐下跟侦查员聊了片刻，这一聊，就聊出了一个新情况：这二位中的一个姓戚的大嫂告诉侦查员，灭门案发生的那天下午，即9月19日下午三点左右，她在挨家逐户检查卫生时看见烟纸店里有一个陌生人，跟三个匠人师傅抽着烟聊得挺热络的。此人三十岁出头，个头儿很高，体格健壮，穿着短袖汗衫，露出的两条胳膊肌肉发达，就像运动员似的。

刘渠生追问：“你还记得那人另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吗？比如脸上有疤痕、胳膊上文着青龙之类？”见戚大嫂摇头，又问，“那么，他穿的短袖汗衫有什么特征吗？”

戚大嫂想了想说：“那人的那件汗衫有八成新，白色的，前面印着蓝色的图案，是一条轮船，好像还有一个很大的铁锚；下面有两行小字，您问是什么字？对不起，我没上过学，什么字都不认识。”

刘渠生很有心，寻思即使是文盲，也是分得清汉字、英文和阿拉伯数字的形状的，当下耐心启发，终于得知那两行小字，上面一行是汉字，下面那行是阿拉伯数字。

这个穿汗衫的陌生人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刘渠生一行返回武昌区局后立刻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此人有比较大的嫌疑。于是就推测这个家伙的身份，他是干什么职业的。刘渠生想起那件汗衫上的图案，就拿了一张白纸在上面划拉着。刘渠生没有专门学过美术，但他自幼对画画颇有兴趣，经常划拉，画出的东西也就有点儿像了，当下就画了一件短袖汗衫。几个人正围着这张画琢磨时，汪清德他们回来了，双方一交换各自获得的情况，刘渠生乐了，说那个穿汗衫的男子有可能就是叶先端啊！

刘渠生这样认定的理由是：那件汗衫上印的图案是一条轮船和一个很大的铁锚，似乎可以理解为航运业的特殊标记，而图案设计者把铁锚设计得特别大，是为了突出铁锚的特定意义。什么特定意义？想来想去大概就是码头了——船舶停泊时不是需要用铁锚来固定船位吗？而这个姓叶的恰恰是在码头上工作的。至于那件汗衫，想来可能是奖品。可能是某项体育比赛，多半是篮球赛，不是说叶先端是个高个子吗，正好能打篮球；下面印着的两行小字，上面一行是汉字，内容应该是该项赛事的名称，下面一行是阿拉伯数字，那就是日期了。

专案组于是立刻指派两名侦查员前往长江客运码头去调查。长江客运码头是国有企业，当时的人事管理已经正规化，侦查员一查叶先端的档案，又是一个激灵：这人十六岁开始工作，干的就是屠宰活儿——杀牛，一直干到抗战胜利后才因闪了腰而改行到长江客运码头上打杂工。再往下看，又有发现：叶先端于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参加了“一贯道”，直到解放后政府打击反动会道门时才响应号召，与武汉地区成千上万的“一贯道”普通徒众一并签名退出。

如此，叶先端的疑点就骤然升级：“一贯道”分子，与仲以川聊过“善福会”；灭门案发生前数小时曾出现在凶杀现场，与凶手谈笑风生；曾从事屠宰多年，具有碎尸的技术手段。专案组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推断：会不会叶先端也是现场凶手之一，他与其他凶手事先潜入“大鼎昌”，在仲以川一家纳凉结束返回时，忽然闪身亮相。当时仲以川肯定大感意外，但因为熟识，也不至于叫喊什么的，隐藏在旁边暗处的其他凶手就趁机下手行凶。

专案组于是决定采取行动，当晚，叶先端被悄然捕拿进了武昌区局。

六、凶手死了

叶先端对于自己的突然被捕显出一副震惊的神色，所以一进局子就向侦查员提出质问：“为什么抓我？”

负责讯问的是专案组长汪清德、侦查员姜志曦、景义、纪小果，汪清德主持，纪小果担任记录。汪清德便问叶是否认识仲以川，叶说认识。跟仲是什么关系？叶说老仲是我大舅子陈来生的连襟。然后就问两人是怎么相识的，叶先端说是今年年初二他去参加朋友家的婚宴时因时间尚早，又正好在大舅子岳丈家附近，他知道那天陈来生在那里，就去坐坐，喝杯茶聊聊天消磨时间。正好仲以川也去给岳丈拜年，就这样认识了。

“那天谈了些什么呢？”侦查员问。

“大家都是武汉人，无非就聊些当地的事儿吧，解放前、解放后的都聊到了。”

“有没有聊到过反动会道门组织？”

“这个……说到过‘一贯道’。因为我之前听我老婆说起过老仲原是‘一贯道’里的，在武昌那一带有点儿名气，解放后第一个站出来揭露‘一贯道’的黑幕，受到了政府的表扬，电台记者都去采访过他的。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些关于‘一贯道’的事情，因为我以前虽然也参加过‘一贯道’，但我是最普通的道徒，不了解坛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一直觉得有些神秘。”

“除了‘一贯道’，另外还谈到其他什么‘会’啊、‘道’啊、‘帮’的吗？”

叶先端想了想：“我还听仲以川说到过‘善福会’，他说早在解放前就已经有了，是一个跟‘一贯道’完全不同的、讲究行善积德纳福的组织，问我是否听说过。我说没有，有点儿好奇，就跟他聊了几句。他说这方面很有话题的，让我以后专门找他去聊。我临走时，老仲给我留了他的地址。”

侦查员问叶先端后来是否去过仲以川那里，他说去过，那是9月19日下午，就是老仲全家出事之前的那个下午。那天他轮休，去武昌看望一个生病的同事，顺便就去了仲以川那里。原是想听老仲说说“善福会”的事儿，可是那天老仲有点儿忙，他店里的一个放货的木架子坏了，需要立刻修理。叶先端去后正好帮他一会儿忙，还到隔壁正在装修的那家店里去借过工具呢。

侦查员见叶先端从容不迫、神色镇定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便知这人多半跟案子无关，于是就直截了当问他9月19日离开“大鼎昌”之后的活动情况。叶先端回答得也很利索：他是下午三点过后离开“大鼎昌”的，老仲一定要留他吃饭，但他因为跟一个邻居约好了晚上去打牌，不能失约，就告辞了。不过，牌也没能打成，因为他一到家就陪着老丈人去医院了。老人家腹泻发烧，必须立刻去医院治疗。这一去，医院就让住下了，次日下午才出来。他呢，当天晚上就留在医院陪夜。

专案组当即派员前往医院核查，证实确有此事。那天当班的护士长对这个姓叶的码头工人留有很深的印象，因为那天晚上来了好几个急诊病人，都是叶先端相帮从救护车上抬进急诊室的。

于是，叶先端被当场释放。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公交车停驶了，专案组开了吉普车把他送回家。

线索再次断了，专案组面临着山穷水尽的境地。次日，汪清德、刘渠生两位组长正交换意见，如何开辟新的侦查思路，转机随着一个打进来的电话出现了。

电话是市局总机打给专案组的，话务员说汉阳区局来电，有情况要跟专案组联系。汪清德对刘渠生说：“有戏了！”

9月19日中午，专案组组建伊始，汪清德就进行了布置：以武汉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各旧货店铺、钟表店、首饰店下达布控通知。因为不清楚仲以川家被劫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只能粗略地估计是金银首饰、钟表、衣服等，考虑到凶手有出手销赃的可能，所以有必要采取布控措施。之后，随着对案情的分析，专案组认为灭门案应属于与“善福会”相关的政治性案件，凶手作案后掠走仲家的细软不过是一种旨在转移侦查视线的手法，所以对于布控的效果已经不敢抱太大希望了。果然，案子发生半个多月，布控效果迟迟未见。哪知，就在侦查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当的时候，半个月前的布控终于取得了成效！

汉阳区车站横街有一家“寄昌旧货行”，专门收购并出售各类旧货，大到寿材，小至手表，不论属于哪一类商品，该行都收购，然后分门别类清点，尚具正常使用功能的立刻摆出来出售；损坏的予以修理，整修好后出售。老板宋寄昌早在9月20日下午就接到派出所的布控通知，自是小心在意，每天亲自坐镇店堂里留心着。半个月来已经怀疑过几个疑似售客，但悄然报到派出所后都给民警排除了。这天上午，宋寄昌去区工商联参加座谈会，旧货行照常营业。九点多钟时，来了一个售客，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瘦高个子，脸上有些许麻子，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洋面口袋。

接待此人的是上月刚满师的小仇，他示意对方把布袋里的东西倒出来，是一件皮夹克和六件大大小小的毛衣，一番讨价还价后，最后以五十万元成交。前面说过，由于警方未能提供布控物品的名称，加上之前已经数次虚疑售客，连派出所方面也有点儿不耐烦了，所以此刻小仇对此并未在意。一会儿，宋老板回来了，进门就奔账台去看他不在的时候成交了什么东西，一看付款单子上写着“衣服七件，价伍拾万元”，心里就一动。解放初期生活水平低，五十万元可供七口之家紧巴巴的一个月生活了，什么衣服要值这个价位？当下就去看衣服，一看有皮夹克，就觉得值得怀疑了。因为在当时，一件普通的皮夹克已经属于贵重衣物了。尽管眼前这件是旧的，但质地式样都不错，做工精细，翻到里面一看，还钉着“军用品”的标记。

宋老板是一个胆子特别小的商人，当下，他想想不妥当，于是就带了小仇拿着那七件衣服往派出所跑，向接待民警作了自案子发生以来的第五次反映。民警翻看了衣服，对那件军用品皮夹克产生了兴趣，因为派出所有一份市局印发的关于灭门血案情况的内部通报，当然里面没说到什么“善福会”，可是有被害人仲以川的简历，其中仲以川曾当过伪警察、宪兵等情况给这个民警留下了深刻印象，眼下这件军用皮夹克是否与国民党宪兵有关系呢？于是，就立刻向主持工作的刘副所长汇报了。刘副所长看了皮夹克，觉得应该向分局报告此事。这样，电话终于打到了专案组。

专案组自是分外重视，个个满怀希望。汪清德与刘渠生商量后，决定由刘渠生率领三名侦查员前往汉阳区向旧货行方面进行调查。刘渠生带着侦查员张锦城、景义、纪小果去了“寄昌旧货行”，先问了问情况，听小仇说下来，认为那个麻脸售客跟9月20日专案组几个侦查员去烟纸店时遇到的那个男子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也疑似跟烟纸店老板娘陈王氏签订租房合约的那个冒充“品味馆”老板薛明贵的那位。

然后又看了衣服，确认那件军用夹克系国民党宪兵部队所发的军用服装，从尺寸大小看来，跟仲以川的身材完全相符。再看其余六件毛衣，其中两件跟仲以川的身材尺寸相符，其余四件一时难以判断，于是干脆拿着全部衣服奔汉阳区请死者邵佩珍的娘家人辨认。

邵老爷子一眼就认出那件皮夹克是女婿冬天常穿在身上的，老太太也认出了另外几件毛衣是女儿和两个外孙的衣服。正说着，正好二老的小女儿来娘家送东西，马上认出其中一件红色的旧毛衣是她亲手给小外甥编织的。

刘渠生四人至此终于可以长长地嘘一口气：真正有价值的线索终于冒出来了！

可是，往下的事儿并不轻松，因为“寄昌旧货行”方面无法提供那个麻脸售客的姓名住址之类的信息。那时候，市民向旧货行出售物品还不需要出示户口本、工作证之类的身份证件，旧货行还是按照旧社会时的方式进行交易，对方的信息是不予登记的。不过，刘渠生等人还是想作一番努力，于是二赴“寄昌旧货行”，四个侦查员分头跟行里的店员谈话，指望他们能够提供一星半点的线索。

好运气再次降临了。旧货行的账房先生想起了一个情节：那个麻脸售客拿着小仇开的领款单子到账台上来取款时，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掏出香烟要敬他一支。账房先生说不抽烟，摆手谢绝了，付款时按照店里定下的规矩说欢迎以后有旧东西出售时再次光顾“寄昌行”。麻脸售客点头，微笑着嘟哝了一句：“我回家去翻翻，可能还有些东西，还拿到贵行来卖。”

专案组于是就想到了一个措施：守株待兔！

次日上午“寄昌旧货行”开门营业时，四名侦查员已经化装进入了岗位，其中两个潜伏在店堂后面的库房里，两个化装成路人在附近溜达。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潜伏在旧货行内的那两个侦查员是一天一轮，早上开门前进入岗位，到下午旧货行关门才能离开；而在外面执勤的，则是轮流上岗，两小时轮一次，连同汪、刘两位组长在内的几个侦查员轮班。

一天蹲守下来，没有收获。

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

第四天也很快过去了，仍不见那个麻脸售客冒出来！

10月8日，第四天晚上，专案组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还要继续蹲守。一番热烈讨论后，全组达成了共识：蹲守措施是正确的，灭门案的凶手既然劫掠了仲家的细软，而且已经出售了其中的部分物品，那肯定有再次出售的念头。那个麻脸家伙之所以没有再次光顾，十有八九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会是出于警惕。于是，专案组就向市局领导汇报了这个思路，领导同意继续蹲守下去。专案组考虑到人手安排需要适应持久战，所以将原先的四人一岗改为三人一岗。

又蹲守了两天，麻脸售客终于再度出现了！

10月11日午前，这个侦查员盼望已久的对象貌似悠闲地踱进了“寄昌旧货行”，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说请估估价。这次，宋老板在店里，全店也只有他懂钟表，自是亲自出面接待。看下来，说这是一块“英纳格”老怀表，至少已有三十年历史了，里面的零件还没有磨损到不能走动，但不能保证今后几年里不出故障。对方点头说他知道，请老板开个价，看能卖多少钱，如果他觉得还可以，就成交。稍停，又补充了一句：“前几天我也来过贵行，卖了几件旧衣服，如果老板开价公道，我以后还会来的。”宋老板心跳如鼓，竭力保持着平静，装模作样地考虑了片刻，说这块表可以卖三十八万元。对方说能不能再增加些，五十万元怎么样。宋老板摇头又点头，加了两万元。对方再要求加价，几次三番拉锯下来，最后双方同意四十二万元成交。

专案组事先制定蹲守计划时已经决定，目标出现后暂不抓捕，由侦查员跟踪，查明其下榻处，然后追查其他同伙。这是一个双料案子，牵一发可能动全身，发现目标后一定要慎重，几时动，动哪一个等等都必须经过再三考虑。因此，侦查员就没有惊动目标，任凭麻脸男子取了款离开了旧货行。他的背后，店堂内外的三个侦查员立刻出动，拉开一段距离悄然跟踪。

算来也是这个麻子合该倒霉，这天执行任务的三位侦查员是专案组副组长刘渠生和侦查员周四海、柳毅——正好是9月20日后参加专案侦查的，没在烟纸店与嫌疑人见过面，否则没准儿就惊动了目标。这三位都是具有相当经验的精干侦查员，别说三个盯一个，就是一盯一也足以保证像一帖老膏药样一直黏着目标。可是，现实中偶尔也有阴沟里翻船的不测情况，这天这三位就不幸碰上了。

目标离开旧货行后，先去了附近的一家面馆吃面。吃完面出来，就朝摆渡码头方向走去。一路走着，倒也不疑有他，头也没有回过。到了码头，刘渠生就觉得情况不大有利：由于先前江面上突然起了薄雾，轮渡开得很慢，码头上就积压了一些乘客。面对这种情形，就只好对目标特别留心了。好在周四海、柳毅都是有经验的，也不用刘渠生使眼色，早已挤上前去，在目标前面一左一右占了位置；刘渠生则留在后面，形成了一个“品”字形包围圈。从理论上来说，目标无论往哪个方向去，都可以确保有人在后面跟踪。

三个侦查员就以这种阵势跟随着目标一起挤上了轮渡，轮渡启航后，太阳从云层中钻了出来，薄雾顿时一扫而净，江面上一片清晰，轮渡便加速驶到了对岸。侦查员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码头上的人群吓了个激灵，刘渠生一颗心便吊了起来，寻思别把目标丢了哦！这份担心不幸立刻就成为了现实。轮渡靠岸后，船上的乘客还没全部上岸，两侧等着登轮的乘客就迫不及待地挤开了木栅栏涌了上来。刘渠生挤在人群里，眼睁睁地看着目标上岸后脚不沾地样地离开，而在他前面的柳毅、周四海两人，已经被挤得不见影踪了。刘渠生心里非常焦急：目标一旦丢了，有可能再也不去旧货行了，那岂不是到手的鸭子闹飞了？即使目标手里还有赃物继续拿到“寄昌旧货行”去销赃，那还不知又要隔多少天！这可怎生奈何啊？

就在这时，刘渠生眼前倏地一晃，闪现出一颗寸草不生的光头，一个胖胖的秃子从他身边奋力挤过。刘渠生见之心里顿时闪过一个念头，立刻奋力挤开人群，紧紧跟着这个秃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先前在轮渡上时，刘渠生曾看见目标麻脸男子跟这个秃子说过几句话，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死马当活马医，寻思既然说得上话，或许两人是相识的熟人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可以从这个秃子嘴里获知目标的情况——哪怕是些许情况，也比没有好。

刘渠生跟着出了码头时，已经汗流浃背，秃子人胖，更是大汗淋漓，驻步茶摊前掏钱买茶喝。就在这时，刘渠生见柳毅、周四海满脸沮丧地返回了，一看就知道跟丢了目标。于是，便冲两人使了个眼色，于是，三人就包围了秃子。待秃子喝了两杯茶忽然发现异样时，一张褐色烫金字的证件在他眼前晃了晃，耳畔一声低喝：“到旁边去说几句话！”

秃子是武昌一家私人营造行(如今称为建筑公司)的老板，姓姜。他确实跟目标认识，但并不熟，只知道对方姓洪，是个营造业的小包工头，好像住在郊区仪襄乡。

刘渠生三人当即直奔仪襄乡，找了乡里的公安特派员小朱。小朱刚从原第六区(1952年7月前武汉市是以数字命名全市各区的)公安局调来三个月，对全乡的户籍情况还不熟，别说只有一个姓氏了，就是给他一个全名也不能立马说出麻脸男子的情况。不过，好在有姓氏，有职业，还有很明显的生理特征，所以，他说还是有把握找到此人的。

这时已是傍晚，刘渠生三人决定不回城里了，就住在乡政府。乡政府设在一座古庙里，说是政府，其成员用现在的眼光看实在少得可怜：乡长、书记、农会主席、民兵队长、公安员各一，其中民兵队长是半脱产的。晚餐后，住在附近的乡民兵队长赵世骥来跟小朱商量下周组织民兵打靶的事儿。小朱把赵世骥介绍给刘渠生等人。侦查员寻思民兵队长应该是当地人了，于是就向赵世骥打听麻脸汉子。赵世骥听侦查员说完目标的情况后，倒抽了一口冷气，失声道：“啊！莫非是他？”

侦查员窃喜，看着赵世骥静候下文。赵世骥定定神说：“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好像是河塘村的洪彬啊！如果是他，那我是认识的。”

洪彬是何等角色呢？赵世骥作了一番简单介绍：此人出身于一个世代泥瓦匠家庭，今年三十五六岁样子，泥工手艺很好，为人甚是精明。他十四岁跟着父亲学泥工手艺，十七岁满师后即放了单飞。单飞了三年，就开始跟城里那些营造商直接打交道，自己接活儿。到二十四岁时，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了。据说洪彬的志向是做一个营造业老板，可是直到现在也未能如愿，只是一个连活儿也时有时无的小小包工头。究其原因，人们都说那是洪彬为人过于精明的原因。

对于上述介绍，一干侦查员最感兴趣的关键词是“泥瓦匠、河塘村”，当下听了就决定连夜去会会这个名叫洪彬的人，如若确是那个麻脸汉子，那就算是上上大吉，立马逮捕就是！

于是就让赵世骥带路，一干人连同小朱一起前往河塘村。河塘村是个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农村人歇得早，这会儿已经家家熄灯，一路走去，除了一迭声的狗吠声之外，不闻其他声音。赵世骥说他不知道洪彬家的确切位置，于是只好敲开一户农民家的门打听。过去后立刻将其宅前后通道控制住，然后推门而入，可是，洪彬却不在家。其妻说丈夫一向这样，一个月里在家的日子不超过二十天。

刘渠生下令搜查，结果在盛米的那口大缸的底部搜得一个木盒，内盛金戒指三枚，小孩儿佩戴的金木鱼两个、银项圈一个，银洋三十五枚，这些金银中的部分正是死者邵佩珍的娘家人向专案组提供的被劫掠的赃物。

至此，终于可以确定洪彬确系灭门案凶手之一。往下，就是抓捕洪彬了。

两小时后，一张无形的大网即在武汉全市布下，仪襄乡更是如临大敌，不但专案组全体人马都赶到了，还从市局和几个区局临时抽调来四十名警察协助抓捕，各村民兵也全部出动。

如此阵势，洪彬应该落网了吧？答案却令人沮丧：次日晚上八时许，在距河塘村五里地的孝女庄外的孝女桥下，浮起了一具尸体——洪彬死了！

七、民兵队长

法医对洪彬的死因作了鉴定，确认是酒后失足落水溺亡。

专案组对此结论感到颇有些意外，有侦查员嘀咕说怎么这么巧，好不容易费了老大劲总算查到头上来了，这小子却溺死了？为此，汪清德、刘渠生特地约见了两位主持解剖的法医，当面听取他们对于认定依据的解释，然后跟法医进行了探讨。这两位都是资深侦查员了，破案实践经验丰富，经历得多，听说得更多，法医最后不得不接受他们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洪彬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酒醉程度是事实，但并不能排除被别人灌醉的可能性；在酒醉之后，失足落水溺亡是一种可能，被人推搡落水也是一种可能。因此，洪彬之死也有可能是他杀——巧妙的他杀。

这样，往下如何开展侦查，专案组就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围绕着洪彬的死亡进行调查；另一种则是暂时撇开死因不管，而致力于围绕着洪彬生前交往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以图找出另外两个参与制造灭门案的凶手。专案组内部在作何种选择时产生了不同意见，由于各自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当然，最后还是达成了一致：暂时不查洪彬的死因，而将重点放在追查另外两个凶手上面。

这个选择意味着需要很大的工作量。洪彬生前是泥瓦匠出身的包工头，这种人的社会交往极广，被民间称为“吃百家饭的”，要查清他的社会关系不但难度颇大，而且是否做得到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专案组还是要做。汪清德、刘渠生商议：先初步查摸一下，如果调查的对象确实很多，那就向领导提出借调警力相帮调查。

初步查摸下来，洪彬的社会关系确实了得，不但营造行业人数众多，就是和他保持着联络来往的亲戚也有上百个，此外，还有结拜弟兄、干爹干妈干子女，以及非营造行业的社会朋友。名单汇总后，送到汪清德手里。汪清德浏览了一遍，对副组长刘渠生说：“要不，先着手从这三百多人查摸？”

刘渠生看了看，表示赞同。然后，就把名单交给了纪小果和任忠，让他们立刻把全部名单抄一份，分成十个部分，以便分派调查人员。那二位在抄录时，其中的任忠发现了一条捷径！

任忠抄录的是洪彬生前的亲属和结拜弟兄、干亲的那部分，在抄到结拜弟兄时，发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赵世骥。任忠这个人，看上去土里土气的，十足一个乡下人，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见到一个人、听说一个名字，他都可以无意识地自动记录在脑子里，过一段时间如果不用才自动删除。他作为对刘渠生三人的增援力量，随专案组连夜赶到仪襄乡政府后，在院子里看到过贴出的乡政府工作人员分工名单，就记下了那几个乡干部的姓名。当下，见到洪彬的生前结拜弟兄中有这样一个跟乡民兵队长完全相同的名字，不禁大吃一惊。

于是，任忠就向汪清德作了汇报。汪清德闻之也是大惊，稍一考虑，便问这部分名单是哪位调查到的，把那人叫来。片刻，侦查员柳毅来了，汪清德便指着赵世骥的名字问他：“这个人是谁告诉你的？”

柳毅说：“这是洪彬在武汉的堂兄洪金贵向我提供的。”

“洪金贵知道不知道这人现在是乡里的民兵队长？”

柳毅马上摇头，脸上露出吃惊的神色。

一旁的刘渠生说：“行了！跟这位赵队长聊聊吧！”

赵世骥就在乡政府另一间屋子里跟公安员小朱待命。这两天他为协助公安破案忙得脸色发暗眼睛布红，听到招呼，以为又有啥任务分派下来了，兴冲冲地进来，见汪清德、刘渠生神色严峻，不禁一个愣怔。这个愣怔使侦查员加重了对他的怀疑，汪清德使个眼色，一旁的两个侦查员立刻上前把他夹住。当时的乡民兵队长，相当于后来的公社武装部长，因为清匪反霸工作的需要，是配发手枪的，当下枪自然给卸了下来。赵世骥急赤白脸道：“干吗？干吗？”

刘渠生喝道：“别嚷！坐下回答问题！”

可是，不管怎么问，赵世骥都矢口否认他与洪彬结拜弟兄之事。这样，就只好先把赵世骥就地看管起来。汪清德、刘渠生两人商量下来，决定一面对赵世骥进行调查，一面查摸那两个估计应该也是从事泥工职业的凶手。

刘渠生负责对赵世骥调查，先从区里调取了履历表。赵世骥是文盲，区里决定让其担任乡民兵队长时要求他填写履历表，他是请区政府的文书代笔的。这份履历里看不出他有什么历史问题：1914年出生于仪襄乡五牛庄，雇农成分；1934年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前往江西，两年后逃离部队，之后一直在武汉打工；抗战胜利后回乡，用打工攒下的钱买了两亩田耕种谋生，农闲时做泥工，一直到解放。

刘渠生正对着这份履历细细琢磨时，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抓住了一个姓邹的泥瓦匠！

这个名叫邹宝根的泥瓦匠说来还真很晦气，他是在侦查员到他家里去打听其下落时忽然回家的。回家就回家吧，冷不防看见有公家人装束的正在跟他老爹说话，不禁浑身一颤，竟然拔腿就逃。这样，侦查员再不想动手也得行动了。被扭获后，一个侦查员才发现这人曾经见过面的——那天前往烟纸店查看时，这家伙正在化石灰啊！这样，才明白他为何要拔腿就逃了。

邹宝根的经验没有赵世骥老到，他到案后立刻作了交代，而且语速很快，以至于担任记录的那位侦查员不得不要求他稍稍说得慢些，好将供词顺利记录下来。

根据邹宝根的交代，专案组立刻去逮捕了另一个也在烟纸店曾经见过面的熟人孟庆生。孟庆生的交代也很利索。赵世骥在邹、孟两人的供词夹攻下，不得不作了交代。

是日，1952年10月13日，这起被称为“双料专案”的特大案件终于彻底查清了——

赵世骥早年到武汉市里打工的时候，就已经参加了“一贯道”，其入会引领人就是“大鼎昌”老板仲以川。两人关系甚为密切，赵世骥还时不时向仲以川请教武术，后者算是他的半个武功师傅。抗战胜利后，赵世骥回乡务农兼做泥工。这段时间，赵世骥仍热衷于“一贯道”，倒并非信仰，而是想通过“一贯道”这座桥梁为自己谋取一个人生上升的空间。这点，跟仲以川可谓不谋而合。1948年春夏之交，仲以川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湖南“一贯道”内部发生分裂，有道徒宣布与“一贯道”决裂，自己组织一个新的会道门，名谓“善福会”，不禁大感兴趣，遂与赵世骥商量在武汉也发起组织“善福会”，以后形成气候了，就可与“一贯道”分庭抗礼。赵世骥与之一拍即合，于是两人就着手搞起来。

可是，要想组建这样一个组织是一桩难度极大的工程，两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理论”没“理论”，所以，半年后赵世骥就心灰意冷不再想这事儿。而仲以川还是津津乐道，每次跟赵世骥见面的主要话题就是谈他的建会理想，其实也不过是空想而已。这样，赵世骥就渐渐对这个半师半友的油酱店老板厌烦了，由减少接触次数一直到不相往来。

解放后，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时，仲以川作为早几年就已经公开反叛的“一贯道”骨干分子成了一块香饽饽，到处作报告搞现身说法。赵世骥得知后嗤之以鼻，只有他才知晓这其实是怎么回事。仲以川偷听敌台，跟台湾特务组织取得联系的情节，赵世骥起初并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跟仲以川断了来往。8月中旬，仲以川忽然来仪襄乡，出现在赵世骥面前。赵世骥大觉意外，连忙问对方有什么事。仲以川见这个乡民兵队长公务繁忙，也就长话短说：“咱俩分手已久，老弟你可能已经忘记哥哥了，可我还是常常惦念着你的。我也留意着老弟的情况，知道你如今在共产党手下混得还不错，当了乡民兵队长，还加入了共产党，属于预备党员了，呵呵，恭喜！恭喜！”

仲以川说到这里，忽然话锋一转：“不过，我看共产党的天下是坐不长的，联合国军出兵朝鲜已经一年多了，因此，我看老弟你还是适可而止，为自己留条后路吧。我不跟你多说，只是告诉你，我已经跟台湾取得了联系，把我们当初组建的‘善福会’报告他们了，他们对此极感兴趣，颇多鼓励，不时在短波广播里呼叫呢。下一步，我准备跟他们取得实质性的联系。我已经搞了一份‘善福会’的名单，会长自然是我，你老弟呢，是唯一的副会长，成员呢，我已经把你手下的那些民兵都报上去了。你问名单是哪里来的？呵呵，乡政府墙上不是一个村一个村都贴出来过嘛，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过来了……”

仲以川还要说下去时，被赵世骥一声愤怒的咆哮打断了：“滚！TM的，你乱说些啥呀！”

仲以川哈哈大笑：“老弟啊，这件事你自己掂量吧，我不强迫你，你也别强迫我。反正我要做的事，肯定要进行下去的，只怕到时候你还要再三道谢呢！如此，告辞了，后会有期！”说着，扬长而去。

赵世骥被仲以川的这次来访整得心惊胆战。解放后，他隐瞒历史问题，伪装积极，取得了组织的信任，不但混入了共产党，而且还当上了半脱产的乡干部。照这条路顺顺当当走下去，以后的前途肯定不会差，吃皇粮当公家人是少不了的，甚至还有希望被提拔当官，这是何等辉煌的前程啊！而眼下仲以川却要伸手拆台，把他从光明大道上拉下来，打入地狱。赵世骥当然不干，经过几天的考虑，他决定将仲以川杀了灭口。

主意打定后，如何实施还是一个问题。赵世骥寻思先得稳住仲以川，于是就悄然进城拜访了仲以川，佯称经过考虑，愿意继续跟仲以川合作，一切都听老哥的安排。仲以川哪知对方已打定主意要他性命，只道赵世骥权衡利害关系，已经想通了，甚是高兴。赵世骥这次访问“大鼎昌”，意外发现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那就是隔壁贴着出租启事的烟纸店。赵世骥的智商实在不低，他由烟纸店的那则启事精心策划了一个灭门方案。

之后，赵世骥就去找了他的结拜兄弟洪彬，指使其制造灭门案，并倾其所有拿出了五十五万元钞票作为作案经费。洪彬这人虽然精明过头，但很讲义气，他认准的人就可以言听计从。况且赵世骥还告诉他仲以川家颇有钱财，作案后概归其所有。于是，他就答应下来，找了两个铁哥们儿邹宝根、孟庆生作为帮手，许诺成功后所获钱财均分。之后的事儿就归洪彬进行了。前面说过，这人是做包工头的，既熟悉市里情况，又深谙社会行事道道，这种事儿虽然平生第一回做，可是有了赵世骥事先的策划，他在这个框框里足可充分自由发挥。很快他就假借“品味馆”老板薛明贵的名义向陈王氏租下了“大鼎昌”隔壁的房子，然后叫上两个帮手假装装修。

一切都准备好后，洪彬、邹宝根、孟庆生三人就决定于9月19日晚上下手，作案方式确是如同专案组勘查后所推断的那样进行的。将仲以川全家四口的尸体碎尸后埋在石灰池下面，是由赵世骥精心策划的一个环节。因为他考虑到“大鼎昌”后面的那条小河是断头浜，抛尸后不久就会浮于水面。而他要给外界造成的错觉是“仲以川举家出走”——至于原因，那就不需要他解释了，谁有兴趣谁琢磨去吧，尸体一浮起来就露馅了。这样，就只有碎尸后处理。河里不能扔，只有往外面带，然后扔掉，这样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须知“大鼎昌”只要半天不开门就会有人报告派出所的，哪里还有往外携带尸块的机会？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先埋在石灰池下面再说了。

洪彬三人作案后，卷走了全部细软，还从账台抽斗里找到了那份“善福会”的名单。这份名单交到了赵世骥手里，赵世骥看了看，上面果然有他和仪襄乡九百多名民兵的姓名，哪个村庄都写得清清楚楚。赵世骥看过后，立刻烧毁了。

三凶手获得的赃物，根据洪彬与赵世骥的约定，由洪彬处置，但赵世骥反复叮嘱洪彬，必须藏匿一段时间后方能销赃，销赃前必须征求他的意见。赵世骥没有料到洪彬答应得好好的，之后却变卦了，才过了半个余月就销赃了。那天，当侦查员来到乡政府了解“麻脸男子”时，赵世骥就知道出事了。大惊之下，脱口而出说他认识洪彬。当晚前往河塘村捉拿洪彬未果，赵世骥借布置全乡抓捕洪彬的机会，去找了另两名凶手邹宝根、孟庆生，指使他们找到洪彬后将其灌醉推入河中溺毙，否则洪彬一旦被捕，你们两人也难逃法网。那二位寻思反正已经杀过人了，此刻不对洪彬下手，准定在劫难逃；杀了洪彬，倒还有活命的可能，于是就答应了。他们是知道洪彬最近的落脚点的，就连夜过去，佯称有事相商，将其诓至孝女庄外的土地庙喝酒，把洪彬灌醉后推入河中溺毙。

1953年元月23日，赵世骥、邹宝根、孟庆生三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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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