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哪，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肯定要经过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斟酌斟酌再斟酌，另外还需要信心、决心和勇气，突发事件例外。我就是其中之一，思想斗争将近两个年头，今天终于实现了，我毫不后悔。车子在风雨中穿行，我总觉得速度太慢，可是不知不觉中我饱受磨难的杜达莲泡已经被远远

人哪，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肯定要经过反反复复的思想斗争，斟酌斟酌再斟酌，另外还需要信心、决心和勇气，突发事件例外。我就是其中之一，思想斗争将近两个年头，今天终于实现了，我毫不后悔。车子在风雨中穿行，我总觉得速度太慢，可是不知不觉中我饱受磨难的杜达莲泡已经被远远地甩在身后，车上的人大部分都在养神，我观察了一下，没有任何反常现象，我望着车窗外的风雨和大地，朦朦胧胧，就好像我的逃亡前途一样看不清楚。我在想，这会儿可能社员们早都起床了，该下地挖沟排涝了，也可能发现我不在了，他们很快就会派人找我，我跟王全桂事先已经约定好，假如有人找我，你就说他早就下地走了，跟他们装糊涂打哑谜，尽量拖延时间，好让我跑得远一点。可能这会儿已经有人到我家找我了，我又想到，他们真正发现我跑了，也得在几个小时之后，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我有那个胆量，起码说这几个小时是安全的，我心里踏实了一些，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车子来到大虎山，在路边停下了。

我们十几个人鱼贯地下了车。我发现大虎山这儿好像没下雨，路面挺干燥，空气挺新鲜，街上的人来来往往也不少，过去虽然我没有来过，但对这里早有耳闻，因为生产队每年买卖大牲口都要派人到大虎山来，据说这儿有个很大的牲口市。但我无暇顾及这些，看看周围没有异常情况，就直奔火车站。火车站里人也不多，我很快买了一张去沈阳的火车票，是下午五点多钟的火车，现在距离发车时间足足有十个小时，这对我来说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十个小时，能办多少事啊？就得在大虎山这么干耗着，万一有人追来，我往哪里躲藏？而且这离着台安县也不算远。我在街上来回走了几趟，想改乘公共汽车去沈阳，但到汽车站一打听，因雨水太大，去沈阳的客车停运了，我没有办法，只好在大虎山这个小地方耗上几个小时。我买了包烟，找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在一家小商店的门前坐下来，边抽烟边思考着今后的一切一切。

我突然想到我应该给生产队和大队写一封信，告诉他们我不是逃走，我是要上访，我一定要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另外我也要求他们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不要难为我的家属，我还得给我老伴儿写一封信，做出她一概不知的样子，好摆脱她的困境，别落个同流合污，于是我来到电报局，买了信封和信纸，就利用公共笔和墨水认真地写了两封信。至今我还记得大致的内容，在写给生产队和大队的信中，我说："各位领导，请你们宽恕我的冒昧行为，我是迫不得已，才没请假离开杜大的，因为我请假你们也不给，我说我冤枉你们也不信，让我老婆替我上访，你们又说我不老实，实出无奈，我只有铤而走险，自己去市里省里申诉，我的确是被冤枉的，我相信党的政策，此行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请你们不要难为我的家属，党的政策是人犯家不犯，我的出走是我自己做的主，我老伴儿和孩子全然不知……"，写给我老伴儿的信大致的意思是说："全桂请你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由于我的问题给你们娘儿仨带来了内心的创伤和精神的折磨，不得已我才铤而走险，我要亲自去省市申诉我的问题，假如问题弄不明白，我希望我们俩的婚姻至此结束，你如果离开我就好像小鸟出笼，再不用为我的事担忧了，也不必为我受苦了，为了你和孩子的自由我不得已做出了似乎荒唐的行为，请你谅解，再见！"

我把两封信写完仔细斟酌，见没有什么漏洞就发出去了。看了看表，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八九个小时，我东转一圈西转一圈，等啊等啊，好难熬的时间啊，过得怎么这么慢，好不容易才盼到通往沈阳的火车检票了。登上列车，车上人很多，没有座位，我就站在两个车厢中间的夹道里，随时察看着左右的动静，看看有没有熟人，有没有可疑迹象，一旦有意外，我好采取紧急措施，但是我尽量保持神态安详、若无其事的样子，恐怕被人发现有异常，时间过得真慢啊！这是一趟慢车，不慌不忙地往前走着。

在午夜十一点半左右终于到沈阳了，我从车上下来走出车站，才感觉到有点儿饿，我花两毛钱买了个苏式大面包，狼吞虎咽，几口就吃下去了。沈阳站人非常多，灯火辉煌，人来人往，这个地方绝不能久留，一旦遇上熟人就麻烦了，所以我几步穿过站前广场，直奔宗仁家走去。那时已经到了午夜，街上几乎没有几个行人，只有路灯在闪着光，我边走边想，全桂这一天是怎么熬过去的，大队能轻易地放过她吗？现在他们肯定知道我是逃走了，但是光想有什么用？现在是外行拉胡弦﹣﹣自顾自！

我看着眼前熟悉的建筑，回忆着我童年时代在这座城市度过的时光，我心里盘算着，现在我终于离开了那个整我的地方和坎坷不平的土地，脚下踩的是柏油路，相比之下，走起路来舒坦极了，我还想到沈阳是我的故乡，在我的脑海中，有很多美好的回忆，现在我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哪怕让我洗个热水澡，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再吃一顿香喷喷的饭菜，即使叫他们逮住也值。

大约在子夜十二点半，我终于来到北站前宗叔的家门口，先是轻轻地敲了几下房门，他家住的是临街的房子，我不敢使劲儿敲，怕惊动了四邻，刚敲了几下，就听见宗叔在屋里问："谁啊？这么晚了还叫门。"我赶紧回答："宗叔是我，我是田芳。"为了叫他听清楚，我把"田芳"两个字说得很亮很响，宗叔先是愣了一下，紧跟着把门打开，用手电筒在我身上照了一下，后来确认是我这才说："小子，你怎么这么晚到我家来了，快进屋快进屋。"说着他还往我身后看了看，我说："没人就我自己。"宗叔说："全桂呢？"我说："没来，还在农村呢。"宗叔把街门关好，他家是长筒形的房子，一分为二，外屋是挺大的一铺火炕，住着他的仨女儿和两个儿子，里屋住着他自己，那时会说书的老伴儿已经故去了，就剩他一个人拉扯着一帮儿女，我首先观察的是宗叔脸上的变化，是欢迎啊还是有反感，老人非常热情，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热水，又说："吃饭没？"我说："吃了。"我又说："三更半夜的，给您找麻烦，实在于心不忍。"他说："咱两家谁跟谁啊，当初你父亲有恩于我家，我想什么办法也得报答啊！"我说："宗叔，我可不是想叫您报答我什么，我到您这里来是有件事想求您。"宗仁带着惊异的眼光望着我："啥事？小子你说吧。"对真人不能说假话，于是我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和盘托出，宗仁没有插话，静静地听着，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头脑灵活，思路敏捷，最后我说："宗叔，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想在您这儿住几天，给上面写几份申诉书，到省里去上访，一定要把我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宗仁丝毫没迟疑，果断地说："没问题，行，你住到我这儿还安全，我还管饭，这个事就这么定了，看你两眼通红，大概没睡好觉吧，现在别的甭说，你先睡好觉，等养足了精神咱爷儿俩再唠。"

这第一步走出来很顺利，我心里踏实多了，也上来了困劲儿，倒头便睡。这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被宗叔叫起来，宗叔说："你的呼噜声可不小，把你弟弟妹妹们都给吵醒了。"我说："是啊是啊，太乏了。"宗叔说："洗洗脸吧，咱们边吃边唠。"宗叔的儿女都随他爹的脾气，对人非常热情，管我叫大哥，就好像亲哥哥似的，吃完饭后，我又把昨天半夜的话重复了一遍，宗叔不断地插话，问这问那，我是有问必答，通过一天的交流，事情终于说透了，宗叔说："小子，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现在坏蛋有的是，都撞腿肚子，别看我这儿肃静，也得多加点儿小心，街道那些老娘儿们蹿来蹿去，还有住街道那些民兵，讨厌极了，你要把词想好了，一旦有突发情况你就说从鞍山来看我的。"我说："知道。"

我是从1970年2月2日下放到农村的，1974年4月25日离家出走的，在农村度过了四年多，现在暂时回城了，能混到哪天很难说，可能随时随地被人家发现或带走，所以我闭门不出，尽量不与外人接触。4月27日那天，我拿着写好的上访材料，到了北陵省政府信访接待室，那儿等着接待的人太多了，屋里屋外到处是人，就跟票房子差不多，我领了个号，在那儿耐心地等着。过午之后，才轮到我的号，接待我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显得有些疲倦，看着我递上来的厚厚的申诉书，皱了皱眉头："咋这么多？"然后他取出纸笔，问我姓名、年龄、民族、性别、宗教信仰，问了一遍，我一边回答，他一边记，后来他往椅子上一靠，半眯缝着眼问我："你主要上访啥问题啊？"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词如数家珍一般向他讲述起来，讲着讲着，我听见了呼噜声，一看，得，这位累极了，睡着了，也不知道我说了半天他听见没有，好在有材料，我不谈了，他也醒了，他歉意地对我说："上访的人太多了，从早忙到晚，你看看大半天都过去了，还有这么多人。"我说："是啊，你们的工作量实在太重了。"他说："这样吧，记已经登完了，你给我点儿时间，我回去看看材料，下周一你再来找我。"我称谢之后离开了信访办。

回到宗叔家里，宗叔把晚饭做好了，正等我的消息，一见面他就问我："材料交上去了？"我说："交上去了。""跟他们谈了吗？""谈了。"宗叔冷笑一声说："这他妈都是走形式，信访办顶个屁用，跟他们说也是白说，你讲话了，你写的材料转八圈还得送到你原来单位去，他们啥问题也解决不了。"我说："即使真是如此，咱也得按程序办事啊，死马就当活马医呗。"

一晃，我来到宗叔家五天了，眼看就是"五一"节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向家里报个平安，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我怕别人偷看，写得非常简练，反正我老伴儿能明白。在信皮上，我也没写通信地址，就发了出去。信通过孙正平的手很快转到我老伴儿手中，5月3日，我收到老伴儿的回信，由于老伴儿文化低，也不会用词，写得很简单，但很明白，大致的意思是说：你走了，大队当天就知道了，派了两次人来找你，第二天他们知道你出逃了，大队小队都传开了，单田芳跑了，大队把我找到大队部，问我你爱人逃跑的事知道不？我是一问三不知，你给大队和我写的信也收到了，他们肯定不信，但也没难为我，我和孩子都挺好，过两天我抽时间去看你。我看罢信后，心里热乎乎的，如释重负，我把信给宗叔念了一遍，宗叔长叹一声："一人倒霉，九族遭殃啊，可苦了全桂和孩子了。"假期之后，我又找到北陵信访办，找到接待我的那个人，他对我说："你的材料已经转到鞍山去了，现在还没有下文，过几天你再来听信吧。"我只好转身离开，心想不好，为什么呢？倘若他跟鞍山的人通上气，那帮人就能顺藤摸瓜，跑到信访办来抓我，所以这个地方不能再来了，因为来八次也解决不了问题。

回去之后，宗叔给我开了门，我往炕上一看，花花绿绿的全是彩纸和手编的纸花，他带着三个女儿，正在做这种花，炕上地下全是纸屑，我坐到旁边傻看着，禁不住问道："宗叔，你们编这干啥？"宗叔笑着说："小子，这玩意儿能换人民币，你有了人民币就能填饱肚皮。"我惊奇地问道："这花是卖的？有人买吗？"宗叔拿起一朵放到我眼前，解释道："这种花叫水泡花，是用蜡纸做成的，在水里能泡两三个月不褪色，这要买只玻璃杯泡上两三朵，红红绿绿多好看哪，我这儿还有蜡制的小蜡鸭小蜡鱼，可以浮在水上，在家里放上两个杯子，赏心悦目有多好啊！"我说："多少钱一朵啊？"他说："一朵水泡花外加一个小鸭子和一条小鱼卖一毛钱。"我又傻乎乎问道："有人买吗？"宗叔大笑说："没人买我们做它有啥用？实话告诉你吧，瓦匠活我早就不干了，那玩意儿又累又不挣钱，我是跟人家学会的制作水泡花，跟你妹子在一起办起了'制造厂'，你二妹三妹都天天出去卖，每天都能拿回十块八块的，成本才一两块钱，足够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费用了。"

我听罢之后，脑瓜一转，我现在走投无路，正愁没有经济来源，临出门时带的那二十块钱，现在只剩下了八块钱，如果我也会制作水泡花也能上街去卖，或多或少不也有些收入吗？于是我向宗叔提出来这个要求，宗叔说："好啊，你真要能放下架子卖水泡花，吃饭肯定没问题，不过你敢出头露面吗？"我说："我不能露面，万一被人认出来，非把我抓走不可。"宗叔把大腿一拍说："哦，想起来了，丫头慧莉多大了？"我说："十八了。""让丫头卖，你给背根包（装货的包），市场虽然管理得严，但对老太太小丫头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说："是啊，可卖的问题解决了，我也不会做啊！"宗叔说："这有啥难的？比造飞机简单多了，来来来，给你一把剪子，一捆小铁丝，我教你怎么做，往后我们做活也有你一个，练几天你就熟悉了。"

宗叔给我开启了经济之门，指出了挣钱的道道，这就像收徒弟教给他书一样，就等于把饭碗传递给他了。此后我天天认真地做水泡花，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没过几天，我就成熟练工了，宗叔说："哎，别说，你做的真不错，拿到市场上肯定有人买。"我听了十分高兴，宗叔是个十分热心的人，他从桌子下面取出制造小鸭子、小蜡鱼的模具，都是石膏制成的，他又传授我如何画蜡如何配色，如何打造模具，如何打造小蜡鱼和小蜡鸭子，他是真心地传授给我，我是真心地学习，经过反复实验，我也掌握了这门技术。当时我忘记了逃跑的恐惧，一门心思地想把这门小技术学精学好，因为今后在漫长的逃亡生活中我要依靠它维持生活，这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不能有半点马虎，我在制造水泡花这方面所下的功夫，一点也不亚于当年学习评书所付出的辛苦。

按照宗叔的提示，我又给家里写了封信，这封信一是报平安，二是叫我女儿迅速赶到沈阳宗叔家中，几天后，我女儿慧莉真的来了，我们爷儿俩见面那种欢喜就不用说了。我想知道我离开杜大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以及家里的变化，我女儿不慌不忙地向我介绍了整个经过，大队找全桂谈了两次话，让她说出实情，我老伴儿一口咬定不知道，大队拿她没办法，后来也就不问了，现在大队小队都知道我逃跑的消息了，人们在田间地头总唠这件事，据说公社也派出人正在想办法找我，其他一切正常，慧莉还说闵龙山欠的表钱也还了，现在家里头就靠这点儿钱维持生活，我听了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地。

当天下午我把慧莉领到城里中街，在沈阳故宫博物馆的外面吃了一顿午饭，然后我们爷儿俩坐到台阶上，我把我的经过也向她介绍了一遍，我说："现在我学会了制造水泡花的技术，就是缺少一个卖花的人，你敢不敢像宗家你二姑三姑那样去卖水泡花？"我女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敢。"

有了她这句话，我吃了颗定心丸，回到宗叔家里之后，我把与慧莉商量的经过和宗叔讲了一遍，宗叔说："好啊。"他还专门告诉慧莉，现在市场管得很严，连卖点儿小花也有人干预，说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管理所的人和民兵见着就抓，有时把你的杯摔了，有时把你的货没收了，但是你不要害怕，仅此而已，犯不了什么大罪，尤其对老人和女孩他们还是比较手软的，宗叔还说："现在你们手里头没有货，我可以批发给你们，每一套按成本价收你们三分钱，你们没货就从我这儿拿。"我和慧莉都同意了。

使我难忘的是卖水泡花第一天的经历，我们从宗叔那儿批了一百套货，也就是一百套水泡花，从宗叔家里借了个黄书兜还借了一只玻璃杯，我们在北市场转了半天也没敢卖，虽然这儿的人很多，但怕遇上熟人，一旦被熟人发现，岂不因小失大？我们想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可人少了又卖不出去，结果转了两个多小时，一朵花也没卖。后来我灵机一动，想了个两全的办法，我就带着女儿奔了沈阳郊区一个叫虎石台的地方，这儿远离市区，大多数都是二井的矿工和农民。我女儿也不傻，她管我要了几朵水泡花，让我在住宅的外面等着她，她以讨口水喝为名，走进一家住宅，有个老太太正在做午饭，慧莉说："老奶奶我渴了，讨口水喝行吗？"老太太说："那有啥不行的，门口就是水缸，你随便喝。"我女儿利用这个机会用玻璃杯装满了水，把水泡花放在里边，水面上还放了一只小蜡鸭子和小蜡鱼，然后叫老太太看，老太太惊问道："这是什么？"慧莉说："这是一种摆设，叫水泡花，您看这色彩多鲜艳，放到窗户台上和桌上，也是点缀房间的好东西。"老太太看罢赞不绝口，问多少钱一个，慧莉说："一毛钱一个。"老太太说："我买俩吧。"这下我们总算开了张，这也是个热心的老太太，把街坊邻居都叫来看新鲜，街坊邻居也被吸引住了，这个说我买一个，那个说我买两个，慧莉乐得合不拢嘴，马上跑到外面找我，我在外面正提心吊胆地等她，就见她笑着向我奔来："爸，开张了，快给我拿点货。"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小地方卖了二十多朵，一下子收入两块多钱，我拿着这些钱，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回忆起当年这点儿钱算得了什么，可是现在，这点儿钱就是我们的救命钱，它使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保障，比当年大把大把挣钱还要兴奋，接下来慧莉就以讨口水喝为名走乡串镇，下午五点多钟把一百多个货全卖光了，我们高高兴兴地从虎石台返回沈阳。

那时已到晚上八点多钟了，我叫慧莉在杂货铺买了两瓶白酒，还给弟弟妹妹们买了些水果，当我回到宗叔家时，宗叔正焦急地等待，他一看我们安全回来时，长出了一口气说："我以为你们爷儿俩出事了，被人家扣起来了。"我拍拍空书包说："托您的福，一百个货都卖光了。"宗叔说："行，真行，这可得好好祝贺祝贺。"我把酒和水果摆到桌上说："叔啊，这是孝敬你的。"老头高兴地说："只要你们能挣钱我就没白费心，就凭咱两家的交情谈什么孝敬不孝敬的，你爸活着的时候曾说过，这叫患难相扶，荣辱与共，你们有了饭门我也就放心了。"

第二天，我们又从宗叔那儿批了一百套货，又奔了虎石台，换了另外一个村庄，慧莉依然按着老办法，走家串户，这招确实有效，可以说是送货上门吧，不到下午三点一百套货又全都出手了，我们爷儿俩兴奋地回到宗叔家，宗叔惊呼道："今儿个回来得真早，又卖完了？"我说："是。"我还说："虎石台那边的人很喜欢这小玩意儿，就是路途远一些，我们爷儿俩往返走了一百多里地，虽然路远点，但安全可靠，也没有人抓也没有人管。"宗仁点点头说："你们又开辟了一条路，离开大城市也不是没有饭门，很好很好。"

俗话说一回生两回熟，一周下来，我和慧莉都变成熟练工了，手里头也攒了几十块钱，我赶忙写信告诉全桂，让她方便的时候能来一趟沈阳。三天后，宗叔买了一条大鱼，焖的大米饭，我们刚端起饭碗，全桂就到了，我仔细打量打量她，和我当初走的时候没有啥变化，气色挺好，脸上也不带着恐惧的样子，宗叔说："全桂真是个有福气的人，我们这儿第一次炖鱼你就赶上了，快点上炕吃吧。"

我们两家处得跟一家人似的，没有什么背人的话，我们边吃边谈，我问全桂："现在队上的情况咋样？"全桂说："你刚离开大队头一个月吵得满城风雨，安大舌头说迟早要把你抓回去，现在过劲儿了，也没人提你了，也没人难为我，他们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们。"我把我这边的情况向她做了介绍，她当着我的面又对宗叔千恩万谢，全桂说："现在家里边就剩下老铁一个人了，明天就得回去。"到了晚上我对全桂说："我在宗叔家住的时间不短了，可能邻居们也有所觉察，街道也来过两次，恐怕在这难以持久，在一个地方住久了，就容易发生危险。"她说："那怎么办？"我说："我想换个地方，带着慧莉远赴长春，因为离鞍山越远越安全。"全桂问我："你到长春投奔谁啊？"我说："去投奔咱舅舅，舅舅敢不敢收留还是个问题，先试试看吧，估计问题不大，现在一切都是试探着往前走，假如我在长春有了安全的落脚地，就把你和老铁都接出来，彻底地离开杜大。"全桂点头同意，看到我和女儿又有收入又比较安全，她也就放心了，第二天我又给了她五十块钱，我们洒泪分别。

因为那时候形势仍很紧张，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驻街道民兵和派出所对往来人口查得比较严，宗仁为了安全起见，把我和慧莉安置在一个老荣军家里，那个老荣军姓张，光棍一个，快七十岁了，他家离宗仁家不远，在一条很深很深的胡同里，老荣军还安了一道木门，他家房间挺大，因为没人收拾，所以又脏又乱，自从我们爷儿俩住进去之后，慧莉抓紧时间给他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我们每天卖水泡花回来总要给他捎回点吃的，老荣军非常高兴，他说："你们俩就安心住在我家吧，当初我为革命作过贡献，受三等残疾军人待遇，除了每年慰问的时候给我送点东西，民兵和派出所谁也不上我这儿来，我看出来了，你们是好人。"

老头爱下棋也爱讲故事，闲暇的时候他还给我讲了一首《听月楼》的故事，至今我也没忘，有时候我陪着他下盘棋，老头十分开心。转眼冬天快到了，我考虑到这不是长期安身之所，按照计划向宗叔辞行，要到长春去，宗叔说："也好，你们到长春去趟趟路子，如果买卖好做，我也去，货不用愁，我抓紧时间给你们做，没有货了就叫慧莉回来取。"就这样我们两家人连夜赶工做了一千套水泡花，那东西支支棱棱，装了两大包，我给全桂发了封信，告诉她我们去长春的消息，之后我跟女儿两个人带上货远赴数百里之外的长春。

全桂的舅舅住在天光路，那是个远离市中心与农村接壤的地方，虽然比较偏僻，但也很安全，我们到舅舅家的时候，他还没下班，我们在门口等了一会儿，下午五点多钟，他拎着瓦刀和工具回来了，看见我们爷儿俩就是一愣，惊问道："你们怎么来了？"我说："您没下班，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他说："快进屋，快进屋。"

那个时候我的警惕性非常高，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事，首先我要给对方相相面，揣测他的心里是欢迎啊还是厌烦，是害怕还是恐惧，看见舅舅的表情，不像有厌烦样子，我才多少放了点儿心。进屋之后，老头把工具放下，着急地问我："全桂和老铁呢？"我说："都在农村呢。"接着我就如实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老头听完半天没说话，后来他说："田芳啊，你这么做可太冒险了，这要是叫人家抓住，后果不堪设想啊！"我说："我实在在农村待不下去了，但有一线之路我也不敢铤而走险，如果您这里方便，我就跟慧莉在这里住些天，如果不方便，我们再另找地方。"

其实舅舅的心里挺害怕，但嘴还挺硬，他说："既来之，则安之，你们就先住下吧，不过要多加小心，我们这儿的街道挺不是东西，见着生人就盘问，你们最好少出去，以免惹来麻烦。"听舅舅的口气我猜到他是心存恐惧，我们爷儿俩在这儿不会住多久就得离开。

这个舅舅姓赵，是全桂的亲舅舅，大儿子国忠在武汉大学读书，二儿子国柱在长春科研所当职员，也结了婚，因为家庭不和，老头一个人住在这儿，跟儿子之间很少走动，女儿赵云凤嫁给了一个鲜族人，叫金吉善，舅舅不同意，因此两家亲戚也很少走动。老头住的这间房子没有窗户只有门，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屋里潮湿阴暗，跟周围的邻居也很少走动，作为一个老人残年暮景实在是很可怜。当初我和全桂日子过得好的时候，舅舅和两个表弟、表妹以及那时候还活着的舅妈经常到鞍山去，全桂也没少花钱周济他们，大表弟之所以能念上武汉大学也全靠着我家的支持，现在情况变了，我们从天上跌到十八层地狱，身败名裂，被迫潜逃，老头尽管害怕，还是咬着牙把我们留下了。

我跟慧莉成天去街上卖花，走遍了长春的闹市区，今天五商店门前，明天二商店门前，从四马路到七马路，凡是人聚集的地方我们几乎都走到了，过了没几天，所带的一千个货全都卖光了，我打发慧莉回沈阳找宗叔去取货，结果慧莉去了三天还没回来，把我急得要命，整天到路口去等慧莉。在慧莉走后的第三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舅舅惊慌失措地对我说："刚才你没在屋，街道主任来了，问我你家是不是来了两个人，跟你家是什么关系？要到派出所去登个记。"我一听也有点傻眼，舅舅接着说："派出所可不是好地方，登记得本人去，你现在哪能露面呢？"我听了十分堵心，但是从舅舅的眼神中我发现，方才他说的似乎是在撒谎，他是有意地要撵我们走，但又说不出口，才编了这么个理由，我说："舅舅，等慧莉回来，我们就搬家。"他问："你们要回沈阳吗？"我说："不一定，看看再说吧。"

转过天慧莉从沈阳回来了，只带来五百个水泡花，我说："太少了，不够卖的，你过两天还得回沈阳，好不容易挣点钱都得搭到路费上。"慧莉说："宗爷爷家忙不过来，这还是我帮着做才凑了五百个。"接着我谈到了要搬家的事，慧莉吃惊地问我："我舅姥爷要赶咱们走？"我说："虽然他没这么说，意思却是这么回事。"

慧莉一听也傻了眼，我们爷儿俩商量了半天，到谁家去落脚呢？按理说我们在长春的朋友不少，大部分都是曲艺界的，但不能去投奔他们，一去就露馅了，后来慧莉说："要不找我三姨去吧。"她住在七马路，老金家。本来我不想去，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从来没打过交道，人家能收留我们吗？可是事到如今，又别无他法，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买了几瓶烧酒和点心到了七马路老金家。

老金家住的是个大杂院，楼上楼下几十户，他家住在大门口的地方，金吉善的老爹老妈看见来了外人都愣住了，我那表妹赵云凤一眼看见了我们，从里边接了出来，她倒是蛮热诚的，她用鲜族话跟她的家人做了介绍，鲜族老夫妻也热情地让我们到家里坐，他们家里得脱鞋上炕，跟汉族的风俗不同，我们献上礼物后，我跟云凤说了经过，我试探地问她："我们要在这儿住几天可以吗？你那老公爹能不能答应。"赵云凤笑着说："没问题，他的最大爱好就是爱喝酒，你只要供他酒喝没有什么不愿意的。"经过云凤的安排最终鲜族一家同意我们住下来，不过他们提出时间不要长了，十天半月还可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算没住马路，从内心感谢老金家把我们收留了，三天就把五百个水泡花卖没了，慧莉还得回沈阳去取货，这回只取回了三百个，我说："太少了，用不了三天就卖完了。"

慧莉对我说："爸呀，我发现宗仁一家看咱们货卖得这么快，有点眼红，有意拖着不给咱货，最好的办法是咱自己也会做，省得这么被动。"我说："我也有同感，可是现在连个落脚地都不稳定，哪有地方去做货啊！"

此后慧莉又回了沈阳一趟，又取回三百个货来，转眼十天过去了，按照老金家的要求，我们顶多能在这儿住十天半个月，摆在眼前最大的麻烦是寻找住处，上哪儿去落脚呢？这真是一大难题，根据当时的经济收入，租个廉价房不是问题，但是因为我的问题，不敢单独自立门户，于是我又给全桂发了信，三天后全桂到长春来了，也住在老金家，我们三口人便商量着下一步如何解决住处问题，我老伴儿想了想说："别着急，有地方，我还有一个舅妈住在桃园路，过去是唱清唱的，跟咱家老太太都挺熟悉，听说她老头不在了，现在她一个人生活，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全靠街道补贴，咱们到那儿去试试，如果舅妈同意留下咱，问题就解决了。"

当天晚上我们三口人从七马路走到桃园路，真够远的，足有十五华里，在晚上九点多钟才找到舅妈家，舅妈家也是住在一所大杂院里，是个丁字形的楼群，她住在二楼一间很小的房间里，不足八平方米，一张破木床，占去了房间的三分之二，有炉子和水缸以及破东乱西，把整个房间都摆满了。我们的出现令舅妈十分惊喜，热情地招待我们住下，说是多年不见了，咱们好好地唠一唠，我一看有门儿，心里多少踏实了些。说起王全桂和这位舅妈的关系是比较亲热的，全桂学徒的时候，管她叫亚琴姐，后来许亚琴嫁给了一个搞曲艺弹三弦的，比全桂高了一辈，所以全桂就改口管她叫舅妈了。全桂出徒之后，虽然不是大红大紫，但收入也很可观，那时舅舅舅妈业务不景气，经常求助全桂，全桂是个热心人，从不忘旧，所以对他们的支持很大，要不也不能投奔她来。我和慧莉先睡了，我们四个人同挤到那个大木床上，全桂和舅妈唠了一夜。第二天全桂告诉我："我把该说的话都说了，舅妈同意咱留下来，不过她生活困难，需要咱们养活。"我说："应该的应该的，从今以后，她家的活儿，咱包下了，老太太的生活咱也包下了。"

老太太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她还对我说："咱们二楼还住着六家，其中第三家有个姓毕的不是东西，他还是街道上的治保主任，那家伙坏得冒油，你们出来进去要小心着，如果问起来，你们就说你们是长春人，被下放到农村去了，因为农村的日子不得过，又返回长春来找工作，暂时住在我这里，过几天就搬走，千万别跟他说别的。"她还告诉我们："住在一楼的第一家，姓刘是回族，他们家是木匠，为人忠厚老实，跟我处得不错，我有了困难就请他们帮助，老刘家户大人多，肯定能给咱帮上忙，你们要好好处着。"

听罢舅妈的介绍我心里有了底，于是我跟全桂决定，应该把老铁接出来，彻底与杜大脱离关系，户口也不要了，粮食关系也不要了，咱们就全靠着水泡花解决问题，要不价全家四口分成两地，彼此都不放心，全桂同意了，回杜大去接老铁。

通过舅妈的介绍，我认识了一楼刘家，刘大哥果然是个爽快的人，听说我是个说书的，他非高兴，没事就给我泡壶茶，让我给他讲段评书听，我为了联络感情，乐得接受了，晚上没事我就下楼，给他家讲《童林传》。刘家是个大户，多儿多女，亲戚也比较多，后来居然炕上地下全是听评书的人，他家简直变成茶馆了，我担心地对刘大哥说："咱们这可是放毒啊，中央明令要破四旧，现在闹得动静这么大，我实在有点担心。"刘大哥笑着说："田芳你放心，在这周围你大哥可以说蛮吃得开，派出所、安保都有咱的朋友，讲点儿古代故事犯啥错误。"听了他的话，我多少放了点儿心，不过我跟他说还是来的人越少越好，他也点头同意了，此后我们两家的关系处得相当之好，无论是买粮票还是买苞米面都是刘家给帮忙，这下住处和吃饭问题都解决了。

按着慧莉的提示，我着手买石膏、造模具、买蜡纸、做水泡花、买石蜡做蜡鱼蜡鸭子，这下舅妈家成了小型加工厂，木床上到处是花花绿绿的蜡纸，炉子上是化蜡的铁盆，我又教给慧莉制造水泡花的过程，我们自力更生制造第一批单字号的水泡花，也用不着再回沈阳去批货了。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