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健康传播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至今，如何进行本土化发展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核心关切。近年来，学者尝试引入全球南方学者的视角，如印度裔学者莫汗·杜塔提出的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CCA）以超越西方经典范式。该路径
作者：苏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镜（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8期
导 读：
本研究认为，健康传播研究致力的本土化，应当既包括中国意识，也具有全球视野；既观照本土，又不生造概念；既打破西方霸权，也能与全球对话。
一、引言
健康传播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至今，如何进行本土化发展成为我国学术界的核心关切。近年来，学者尝试引入全球南方学者的视角，如印度裔学者莫汗·杜塔提出的文化中心路径（Culture-Centered Approach,CCA）以超越西方经典范式。该路径聚焦“边缘群体”，目的是恢复被主流健康传播叙事忽视的边缘声音[1]。然而，这种中心—边缘的划分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健康传播实践？是否真的突破了西方范式的局限？美式健康传播研究在哲学根基、认识论、价值观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值得反思？是否有其他勾连本土与全球、不同于西方经典范式的理论路径？
本研究认为，健康传播研究致力的本土化，应当既包括中国意识，也具有全球视野；既观照本土，又不生造概念；既打破西方霸权，也能与全球对话。这也正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从哲学层面解构以本质主义为底色的美式主流健康传播研究范式，引入欧洲批判学派的反思视角和中国学者对文化和跨文化研究的思考，力图探讨健康传播研究勾连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并尝试建构起一套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理论框架，将其用来指导具体的健康传播研究，力图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和学术霸权，释放健康传播研究的想象力。
二、基于本质主义的美式主流健康传播研究范式
（一）基于本质主义的美式主流健康传播研究：理性至上、二元对立思维
贝克（Backer）在回顾了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00期的文章后发现，有关健康传播干预效果的研究是绝对的主流，始终受到研究人员、资助者和决策者的重视[2]，这种特点也延续到了今天。正如麦卡洛克（McCullock）等所发现的那样，当前健康传播研究基本上全面继承了美式传播学的衣钵：定量的研究方法，基于个体理性和聚焦行为改变的理论框架等。[3]张皪元从认识论角度将健康传播分为实证/后实证主义取向、诠释取向、批判取向以及文化取向。[4]学者们发现近年来海外健康传播研究虽有所丰富，主流仍然是实证的。为何美式主流健康传播研究具有比较强大的生命力和统治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回归到其所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哲学基础——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思维方式。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等把现代性归结为形而上学的统治，根本特征是先验性的理性、主体性、真理等是“解释世界和存在基本范畴”[5]。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事物被分成表象和本质。因此，透过表象揭示本质，就是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力图探寻世界的本原，把“抽象的主体”当作万物的本性[6]。以本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谓的原因和规律、普遍性、同一性等就成为西方学者追求的最高目标[7]，同时，这也揭示出了本质主义的痼疾，即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将现象与本质剥离，才能探求本质。
在医学与健康领域，本质主义思维范式为现代生物医学模式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健康只能通过工具进行测量[8]，而关于健康的权威知识似乎只能掌握在少数专家手中，普通人只能是被治疗、观察、规训和凝视的对象[9]。医学史专家张大庆回顾了西方近代疾病观念的变革，认为近代西方医学的本质是“本体论的疾病实体解释路径”[10]，用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原理建立起一套解释生命、疾病的框架，并形成了知识霸权。这一模式，在传播学领域，主要为美式健康传播研究范式所继承。
在这一范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知—信—行”研究假设及其各种变型的理论模型。它们将一种特定的关于健康的知识当作是唯一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标准和前提，并认为个体能够做的仅仅是按照这种知识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且这些模型和研究总是聚焦个体维度，缺少从社会的、民族的、国家的、全球的等中观和宏观维度考察健康传播实践的研究。在这种主导的研究范式下，形成了专家/精英和个体、医生和患者、现代医学科学与传统医学或所谓愚昧落后实践的二元对立，有关健康的定义权和解释权被掌握在少数权威手中，受众个体被假设为是理性的，这一理性的表现即有且仅有按照专家/精英的知识来改造自己才能获得“健康”。
（二）尚未突破本质主义的文化中心路径
尽管文化中心路径试图突破二元对立，但仍受限于底层研究的本质主义框架。杜塔基于自己在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地位和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和研究，认为在美国主导的健康传播范式中，健康的知识被隐藏于普遍理性的话语，体现的是西方的价值观，不仅精英视角明显，过于关注传播效果，且存在有认知偏见、脱离语境偏见和现状偏见等问题[11]。杜塔提出的文化中心路径，研究主流的健康传播理论和方法是如何在健康的建构过程中系统地消除了边缘文化社区的声音，并试图帮助这些被边缘化和被压制的文化社区表达他们对健康的认识并展开抗争[12]。
杜塔在Communicating Health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文化中心路径的健康传播研究框架，指出其是建立在文化（culture）、结构（structure）和主体能动（agency）三个概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上[13]，同时这三个概念的交汇处也为倾听边缘社区的声音创造了机会，为传统上沉默的群体提供了发声的机会[14]。随后，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全球范围内对所谓“边缘化”群体涉及健康实践的研究，如尼泊尔女性关母性意义的建构[15]等。在国内学者对美式主流健康传播范式反思的背景下，该理论被引入中国，不仅有学者[16]对其进行了系统介绍，杜塔等人还将其用来研究中国的议题，如对中国农村留守家庭成员健康照料的意义建构[17]等。
文化中心路径是一种对主导范式的突破并提出了另一条可能的健康传播研究路径，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它试图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但却又不自觉地受其影响。
一方面，文化中心路径批判了生物医学模式的霸权表现，并将文化置于健康意义的理解和健康传播实践的舞台中心位置，指出社区成员理解健康和疾病的方式根植于他们的文化信仰、价值观和实践中[18]。但另一方面，文化中心路径的基础理论是底层研究（subalternstudies），强调的是“看见”边缘化（marginalization）[19]，它将健康传播关注的目光聚焦在被主导文化“消除”的部分，即主流社会中的边缘化社区，力图搭建有边缘群体参与、能够表达出他们声音的、有关健康叙事的话语空间，但这种边缘与中心的表述，依然体现出二元的思维模式，仍然可以窥探到本质主义的影子。后殖民主义批判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直言不讳地指出，底层研究本质上仍是本质主义的[20]。她认为底层研究是对本质主义的一种策略性应用，而非颠覆[21]。
另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在中国，是否存在文化中心路径所强调的边缘群体和底层，是否真的有中心—边缘之分？作为印度裔学者，杜塔从自身所处的边缘文化地位出发提出了文化中心路径，但中国的文化从来不是以主流与边缘二分法划分的，而是始终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融合。要寻求另一条可能的、连接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健康传播研究范式，需要的是重新寻找哲学层面的突破，并从中国学者不同于西方的文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中汲取养分。
三、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的理论源泉
（一）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的哲学根基：反本质主义的非同一性与交往理性
实现对美式主流健康传播范式的突破，前提是在哲学层面实现转向，即摆脱本质主义的束缚。从这一角度来看，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对本质主义的批判，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都可以为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提供哲学滋养。
在黑格尔之后，欧洲哲学界开始了反本质主义的研究浪潮，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等均对本质主义所强调的理性进行了猛烈抨击。如，尼采认为人们所追求的最高本质甚至连上帝都是虚构的概念；[22]海德格尔更是将“理性”“科学性”视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合法假面具；[23]德里达[24]和福柯[25]则分别从语言和历史层面对形而上学发难，解构语言内部的逻各斯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对本质主义更系统、全面的批判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其核心是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对非同一性的强调及对交往理性的重建。
霍克海默认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古希腊理性主义，极少能够看到非理性因素，如情感、意志和本能等，所强调的理性更多是知识/科学/技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26]。据此，霍克海默形成了以批判技术理性为核心的启蒙辩证法，并用此揭示人如何经由所谓的理性走向理性的反面和启蒙的自我毁灭[27]。阿多诺则通过对文化工业的研究认为，启蒙最主要的武器是抽象和概括，目的是抽离出一个可计算的东西，启蒙最终被化约为了追求同一性[28]。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阿多诺继而又提出了否定的辩证法，将批判矛头指向同一性和第一哲学（也即本质主义）。他认为，对同一性的批判，就是要拒斥同一、反对体系、拒斥本体论、反对基础主义和第一哲学，坚持差异与一致性，强调个别性、特殊性和非概念性[29]。他所强调的这种非同一性也指出了跨文化的健康传播实践和研究的前提：只有承认不同，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沟通与交往。
受到阿多诺的启发，哈贝马斯运用阿多诺式的主题对科学进行批判，从而试图恢复其与实践的关系[30]。他认为，理性批判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理性的重建，如此才能克服理性危机，并将解决方案投向主体间性，认为历史理性的关注点应该从“主体—客体”结构向“主体—主体”（主体间性）结构转变，即“自主的、平等的主体间的合理的交互关系或相互关系”[31]，承认交往双方地位的平等性。
尽管在主流传播研究范式下，批判学派被置于与实证/后实证主义对立的位置上，并在“实证—批判”的二元关系下作为补充的存在，但欧洲学术界对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为我国研究者突破本质主义束缚，寻求健康传播理论突破提供了哲学滋养。
（二）中国学者的文化与跨文化研究：跨文化的健康传播何以成为可能
西方学术界较为公认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爱德华·霍尔，在他之后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更多关注当代西方如何与他者沟通、如何适应他者文化、如何向他者传播自己的文化[32]。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学者将文化现象和文化交流置于更广阔的时空维度和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不仅关注单数文化的形成过程和结果，也关注复数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意义生成，有时甚至不刻意区分文明和文化。
季羡林曾对文化及文化交流现象进行过论述。他认为，一个民族在创造了文化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必然是跨文化的。[33]但遗憾的是，这种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文化交流，西方近代哲学传统强调理性至上与同一性逻辑，却逐渐被忽视。赵汀阳认为，当前文明之间跨文化性的减弱，原因在于出现了“文化边界”（cultural boundary）的意识形态，[34]即认为文化与文化是处在隔离、排斥甚至敌对的状态，在强调文化边界的基础上试图去干涉另一种文化，就使得文化成为了问题[35]：不仅降低了不同文化间相互学习、交流的好奇心，也进而导致了所谓文明间冲突的命题[36]。赵月枝认为，基于这种文化观形成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重在如何将自己的文化传播给别人，而不是彼此之间如何进行平等的交流，并不是真正的“跨文化”[37]。
上述三名学者对于跨文化的具体论述虽有所不同，但对文化和文化交流所秉持的态度却是一致的：第一，都认可不同文化的主体性，承认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解释系统，不存在价值层面的高—低、先进—落后等的差别，因此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为了替代、同化甚至消灭另一种文化，而是平等地交流，建立起“复数真理知识世界”[38]。第二，跨文化是互化的过程，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具有混杂性、生成性和再生性。第三，跨文化的主体是多样的，可以是两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可以是两种医学间的跨文化，也可以是不同族群间的跨文化，甚至可以是不同文化信仰的个人间的跨文化。第四，文化是流动的，横向来看，它始终在与其他文化交流，纵向来看，文化自身的历史演变也具有跨文化性，它始终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文化是人们的生活方式，跨文化也是人们的生活方式——恰如季羡林所说，文化发展必然存在交流，文化本身就是跨文化的，在不停地流动、变化、对话、交往。
也正是基于上述对文化和跨文化的认识，本研究认为，文化中心路径虽然突出强调了文化，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化的混杂性、生成性、变化性，在无意间忽略了跨文化的传播现实与研究维度。
基于此，本研究期望，健康传播研究可以引入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理念，超越美式健康传播研究的范式，建立体现中国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符合当前全球化景观中南方国家普遍崛起的健康传播研究新范式。
四、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超越主流范式的理论建构
（一）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理论框架：跨文化、主体间性与后结构主义
杜塔所提出的文化中心路径理论模型包含三个核心关键词：文化（culture）、结构（structure）和主体能动（agency）。借鉴杜塔的理论建构方式及前文所提到的欧洲及本土的学术滋养，提出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也可以从以下三个关键词出发：跨文化（trans-cultural）、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1.跨文化（Trans-cultural）
西方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被认为是解决疾病的唯一方法，科学理性主义的思维也被当作是应对疾病普遍且合理的解决方案，这种认知目前仍然在推动着全球范围内的健康传播讨论[39]，这导致了对健康意义、健康问题、健康实践和健康传播等理解的固化、单一化。
健康和健康传播只有一种定义和范式吗？显然不是。查克拉巴提认为，要叙述现代医学的历史就必须要谈论帝国主义的历史，这是因为现代医学既是通过殖民积累医学经验、整合其他医学，也正是通过帝国主义的扩张确立了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40]。从查克拉巴提对现代医学形成过程的历史回溯可以看出，现代医学实际上也是西方与其他地方互动、跨文化实践的产物，其普遍性不过只是一种特殊性，这也意味着世界上理应不止一种对医学、对健康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定义。
本研究认为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关键之处在于把握健康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这里所说的跨文化，是在承认文化的生成性、混杂性的基础上，把跨文化视作为动态的过程和概念，即在动态的时空中考察涉及健康的跨文化传播的现象、表现、结果和影响，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交往当作“常态”而非“非常态”，并以此来认识、理解不同文化对健康和医疗的认识体系、解释体系、观念体系、实践体系以及相互间的交往。因此，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要承认不同文化群体对于什么是健康、如何理解健康各有不同，认可他们的健康观也是其文化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今天各个文化族群对“健康”的认识，之所以呈现出现在这种面貌，既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也是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结果。
2.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
启蒙辩证法将批判的矛头对准工具理性，指出其实质是将主体之外一切视为客体——否认他者与自我的平等地位，认为他者只能被研究、被观察，而不具有平等交往的可能性。而哈贝马斯提倡的主体间性，是建立主体间自主、平等的结构和关系[41]。从主体间性出发，交往的前提是承认彼此的主体地位，由此才能达成对话和共识，甚至可以用来“处理不同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42]。
基于本质主义的美式主流范式，核心特点是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明显，具体表现有二：一是将原本地方性的西方理论、方法、经验视为是普世的、具有全球解释力的，如果不能解释，不是这些理论、方法、经验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问题；二是将非西方国家置于研究对象的客体位置，无形中凸显和巩固了西方国家的优越性。
在讨论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时，需要思考的前提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词是什么？是西方还是中心？
从反本质主义的哲学立场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是中心而非西方，这也意味着避免产生“新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是避免产生“新中心主义”。本研究提出基于主体间性的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首先要承认不同文化群体的主体地位，摒弃从价值层面判断所谓的文化优劣、中心或是边缘。其次，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从“新西方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借鉴“行省化欧洲”的相关理念[43]，即不把任何一种文化及其形成的健康观、医疗观视作是先进的、普世的而有意或无意地贬斥、矮化甚至是批判其他文化的健康观、医疗观，真正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来研究彼此。再次，从主体间性出发，可以拓展跨文化研究的“主体”范围——不同文明圈、不同族群间，甚至是不同的亚文化群体和个体都可以纳入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范畴。
3.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吉登斯和萨顿认为结构（structure）和主体能动（agency）是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前者指社会能够限制、左右个体的行为，后者指个体行为具有能动性，也会对社会产生形塑的作用[44]。然而，结构主义所认为的人类当中存在的普遍的、能够决定人的行为和事件的结构，是抽象的、去历史的和去文化的[45]，这引发了学者的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催生出了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学者德里达等人从文本出发，通过提出“延异”等概念对结构主义进行解构，旨在实现主体的解放，超越明显的结构限制[46]。特别是，后结构主义者关注文本与话语，而这恰恰也是传播学者更有可能作为的方向。
需要明确的是，将后结构主义视为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出发点，并非要完全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解构一切，而是期望能够将结构和主体能动所限定的封闭空间打开，突破这组概念本身的二元对立，提出结构并不是先验的存在，也不是永恒不变、不可撼动的，而是强调结构本身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可塑性，以及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结构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默认了结构的先验性，也就承认了对社会中心—边缘的划分，即便是像杜塔那样关注到所谓的边缘人群，但仍然未将他们从固化的空间中解放出来，而是在认可其边缘地位的基础上寻求出路，难以让所谓的边缘真正获得主体解放的地位。在跨文化的健康传播中突出后结构主义，就是要延展时空，在开放的、流动的时空中考察结构自身的变动性，以及文本、意义、符号跨越时空的生成、繁殖与表达。
（二）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路径与可能议题
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的前提是重新理解健康与健康传播。以本质主义为底色的美式健康传播研究范式，对于健康的理解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不容置疑的、不能被突破的。以此为出发点开展的健康传播研究是视野狭隘、缺乏想象力的。因此，开展跨文化健康传播研究的前提是超越本质主义，将健康和健康传播的概念视作是变动不居的、多种可能的和多重意涵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健康的认知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我们继承的文化、政治体系的过程和产物”[47]；从群体来看，经过漫长的发展，不同文化群体对于什么是健康、如何维系健康和治疗疾病的实践各有不同。不同文化势必会孕育出不同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和治疗观，而这些观念也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交往、借鉴与影响。
事实上，国外健康传播学界已经敏锐地开始改变将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健康视为理所应当的研究前提的做法。在健康传播研究期刊Health Communication上，各类实证量化研究虽仍然是主流，但近年来也逐渐出现讨论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健康”的不同认识的文章。如加米尔（Jamil）和库马尔（Kumar）曾对阿联酋的孟加拉国低收入移民的健康叙事进行研究，发现该人群将健康视为一项复杂的整体实践，不仅仅是生物医学所说的根除疾病，而是与信仰、精神、家庭和社区等交织在一起。[48]此类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将不同群体如何理解健康作为研究对象，对健康概念寻求突破。
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的关键是在流动的时空中考察健康传播。如何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本研究认为，以时、空为参考系，可以在以下三种坐标中挖掘可能的研究议题：时间固定、空间变化；时间变化、空间固定；时间、空间同时变化。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目前时间固定、空间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多，如当前学者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研究[49]。所谓时间变化、空间固定，是从历史发展变化的角度考察某一空间内的健康话语、健康意义、健康认识的建构与变迁。在此方面，历史学、语言学的学者已有所探索并值得传播学界借鉴。他们发现原本被视为“本土”“传统”的文化基因实际上本身就是跨文化的结果，如葛海涛、张大庆从概念史的角度对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分析后发现，“大医”概念实际上是南亚佛教“大医王”概念的本土化。[50]此外，在时间变化、空间变化的坐标中开展跨文化研究，就是从历史的维度打捞不同文明/文化内部或之间有关健康的意义的形成与交换。如苏婧将健康传播研究拓展到前现代的中医与阿育吠陀医学的跨文化交流，发现两种医学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一直在进行跨文化的传播实践，典型代表是阿育吠陀金蓖术在古代被吸纳、发展成为具有中医针灸疗法特色的“金针拨内障”技术，在改革开放后又通过医学交流将其带回它的诞生地。[51]
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是破除以效果研究为中心，将与健康有关的文本、话语、符号等均纳入研究的中心视野。在回溯了美国的传播研究发展后，凯瑞认为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根植于传递观并导致大众传播研究存在视野狭窄、效果研究成为主流等局限[52]。在借鉴英国文化研究和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阐释人类学观点的基础上[53]，凯瑞进一步提出，传播的文化学就是要把人类行为看作文本，解读其中的隐喻、行动和意义[54]。
传统的以效果研究为中心的健康传播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下两个困境：第一，作为工具的健康传播与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有何区别，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学术贡献如何体现？第二，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兴起前的、有关健康和健康意义的文本、交流等是否算是健康传播，应当如何研究？可见，当只把传播当作一种工具时，健康传播的地位矮化了、视野局限了并且可能会越来越窄。本研究认为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需要把有关健康的文本、话语、符号、知识的形成、交流、碰撞、结果等纳入研究范畴。例如，李经纬通过历史文本的研究发现，隋唐之后，佛教文化不仅逐渐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其中的“慈悲”“平等”“爱人”等观点更是成为中国传统医德的组成部分[55]。
跨文化的健康传播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方法以质化为主，可以将对话作为方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在研究方法层面上，可以质化的方法为主，或是用后结构主义所擅长的批判范式，解构生物医学、美式健康传播的霸权地位；或可借鉴历史学研究方法，将目光投向各类历史文本，在流动的时间和空间中挖掘古今中外健康交流的历史、影响、结果等；抑或是引入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甚至是项飙提出的“把自己作为方法”[56]，把个体问题经验化并通过对话实现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强调引入历史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当把健康传播研究的重点从效果研究转向健康意涵的动态考察，文本和文本间性就成为研究的基础和关键，且需要有识别和考察跨文化文本的意识。此外，将研究的对象聚焦在文本上，非英语的历史文本也应当进入研究视野，如廖育群通过对日本阿育吠陀的史料爬梳发现，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成立“阿育吠陀研究会”，关注亚洲不同医学间的交流和发展[57]。
第二，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对文化的分析是一个探求意义的解释过程，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重点是要把他们放置在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中[58]，强调开展文化研究应从研究对象的文化出发，这提示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的前提是要尊重每一种文化及其生发出来的健康观，不把自身的健康观作为评判其他健康观的标准。进言之，在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时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升级为“把对话作为方法”，从而同时凸显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主体意识、问题意识，既能将研究议题投向自身，打捞自身文化中的健康叙事，更能真正赋予研究对象主体地位，在平等交流中实现意义的交换、共享。
五、结语
为什么要进行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理论建构？本研究认为，这既是基于中国学者主体意识萌发的理论尝试，也是对于健康传播研究连接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一种理论探索。关于主体性问题，本研究认为核心是从自身所处的时空环境和阿多诺所说的非同一性出发，提出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范式和方法，既不是将西方的“问题意识”作为自己的“问题意识”，也不是将自己的“问题意识”推广成所谓的普世的“问题意识”。本研究所提出的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正是基于此的一种探索。
为什么要强调跨文化？因为跨文化既可以是宏观层面的，也可以是微观层面的，大到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流，小到个体间对于某一具体健康问题的交流，都属于跨文化的范畴。本研究期望能够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等的哲学理念出发，汲取中国学者关于文化交流的研究养分，最终在流动的文化时空中考察有关健康的意义、话语、实践和交流，把握不同文化主体对于前述概念的建构、讨论和互鉴。
如何开展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具体来看，有以下三点举措：一是要重新理解健康和健康传播，文化和跨文化不是健康的一个维度，而本就包含其中；二是要摈弃对文化价值的高低判断，把不同的文化群体放在平等的关系中考察，从主体间性出发研究健康实践和健康传播；三是从二元对立的封闭空间中解放对结构和主体能动的认识惯性，从具体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问题出发，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跨文化的健康传播研究，无意于完全否定现有的、主流的美式健康传播范式，而是期望健康传播研究不要为某一种范式所固化、窄化，学者们能够以更开放的、平等的态度来研究不同文化群体的健康实践和健康传播，做出中国学者的研究贡献，释放健康传播的想象力。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健康中国2030’战略下我国社交媒体平台虚假信息传播与治理研究”（批准号：22BXW069）成果】
参考文献：
[1][11][12][13][14][18][19][39]DUTTAMJ.CommunicatingHealth[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8:Introduction,44-68,6-15,7,149-204.
[2] BACKER T E. A look back and a look forward: The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celebrates 100 issues[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012,17(3):247-249.
[3] MCCULLOCK S P, HILDENBRAND G M SCHMITZ K J & PERRAULT E K. The state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content analysis of articles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0-2019)[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21,26(1):28-38.
[4]张皪元.健康传播研究的框架与走向[C]//洪俊浩主编，传播学新趋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256-290.
[5][23]章国锋.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现代性的解构与“形而上学批判”[J].世界文学，2001(01):295-309.
[6]李墨一.德里达对现代性的批判、特点及其启示[J].湖北社会科学，2019(06):75-80.
[7]黄颂杰.实体、本质与神[J].哲学研究，2008(08):91-96.
[8]张大庆.论医学的人文精神[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4):20-24.
[9]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前言.
[10]张大庆.医学思想史札记之二:西方近代疾病观念的变革[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0(04):68-69.
[15] Basnyat I &Dutta M J.Reframing motherhood through the Culture-Centered Approach: Articulations of agency among young Nepalese women[J].Health Communication,2012,27(3):273-283.?
[16]曹昂.健康意义、另类视角与本土情境——“文化中心路径”对健康传播学的批判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07):57-76+127.
[17] Sun K & Dutta M J.Meanings of care: A culture-Centered approach to left-behind family members in the countryside of China[J].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2016,21(11):1141-1147.
[20][21]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正在消失的当下历史[M].严蓓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08-322,144.
[22]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尼采文集[M].江文编，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
[24]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上)[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访谈代序.
[25]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第4版修订译本)[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前言.
[26][27]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8-20,1-30.
[28]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5.
[29]西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导论.
[30]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M].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20.
[31]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7-8.
[32]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1):103-113.
[33]季羡林.季羡林谈东西方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141-146.
[34][38]赵汀阳.跨文化聚点研究:文化边界,新百科全书与综合文本[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05):131-141.
[35]赵汀阳.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J].世界哲学，2004(03):35-47.
[36]赵汀阳，阿兰·乐比雄.你是利玛窦那样的人吗：关于一神论的系列通信之一[J].江海学刊，2017(02):21-32.
[37]赵月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J].全球传媒学刊，2019(01):115-134.
[40]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从全球史看现代医学的诞生[M].李尚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16.
[41]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65-200.
[42]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J].外国文学评论，2000(01):27-32.
[43]史安斌.政治传播研究的“行省化”：理论反思与路径重构[J].国际新闻界，2018(02):66-72.
[44][45]安东尼·吉登斯，菲利普·萨顿.社会学基本概念[M].王修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33.
[46]德里达.解构的时代[J].何佩群，译.段丽萍，校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01):44-48.
[47]帕特丽夏·盖斯特-马丁，艾琳·伯林·雷，芭芭拉·F.沙夫.健康传播:个人、文化与政治的综合视角[M].龚文庠，李利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0.
[48] Jamil R & Kumar R. Culture, structure, and health: Narratives of low-income Bangladeshi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United Abra Emirates[J].Health Communication,2021,36(11):1197-1208.
[49]徐永红.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以文化适应为视角[D].华东师范大学，2014.
[50]葛海涛，张大庆.《大医精诚》中“大医”的概念史探究[J].医学与哲学，2016(11A):95-97.
[51]苏婧.中医与南亚传统医学的跨文化传播研究[D].清华大学，2019.
[52][54]郭建斌.理解与表达：对凯利传播仪式观的解读[Z].“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会议论文，2006:35-61.
[53][58]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7-18
[55]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83-84.
[56]项飙，吴琦.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对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
[57]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30.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苏婧，张镜.跨文化的健康传播：哲学批判、理论建构与研究议题[J].青年记者，2025(08):86-93.
来源：大众新闻-大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