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河口会师刚结束，红军正准备北上。粮弹要靠肩挑，文件要靠人传，一匹性能优良的骡马，就是行军生命线。黑骡子陪耿飚走了上万里路，稳、忍、灵，是全师公认的“老兵”。

“1935年6月19日，你说它彻底不见了？”耿飚瞪大眼睛问警卫员。短短一句话，宣告了黑骡子的失踪。

两河口会师刚结束，红军正准备北上。粮弹要靠肩挑，文件要靠人传，一匹性能优良的骡马，就是行军生命线。黑骡子陪耿飚走了上万里路，稳、忍、灵，是全师公认的“老兵”。

遗憾的是，成百上千匹牲口临时集中，恋群的习性让黑骡子钻进了别的队伍。川西山谷又狭窄、又混乱，想循迹追踪几乎不可能。耿飚心里清楚——它很可能被兄弟部队当作公用牲口牵走，不算损失，却再难归队。

部队离开两河口前必须解决交通工具。参谋人员摊开地图，发现东面二十多里有牧民夏季放牧点，于是，耿飚带了三名战士攀山越岭。海拔一路攀升，刺骨寒风把汗水瞬间吹干，这段跋涉硬生生拖到傍晚。

天边火烧云刚褪色，草坡上出现了几十匹散养马。牧民告诉他们，这些马多是汉商从藏区换来后暂放的“银行存货”，几年没人认领并不稀奇。马儿膘肥体壮，可惜对人极度戒备，拉缰绳的方法完全派不上用场。

耿飚挑中一匹体态匀称、四蹄乌黑的雪白儿马。它看见陌生人，嘶鸣一声便窜出去，动作利落得像高原雪豹。没有套马杆，没有绳圈，正常驯马套路统统失效。这时候，参谋长决定玩命一把——跑过去抓尾巴。战士们听得目瞪口呆。

当时的耿飚才二十六岁，正是力气最盛的年纪。他屏住呼吸，突然加速，脚下碎石被踢得乱飞。第一次扑空，他没气馁；第二次勉强碰到尾尖；第三次终于抓稳，借惯性飞身而上。马背光滑，他前倾压低重心，却还是被猛甩出去。草地上扬起尘土，他嘴角赫然挂血。

倔强成了唯一燃料。耿飚又冲，又摔，又冲。烈马甩蹄，青年军官咬牙。往复一个下午，马力下降，他的耐力却像上紧的发条。夕阳把两道影子拉得很长，最后一次，白马只挣扎几秒就停住喘气。它认输了。

牧民看傻了眼，嘟囔道：“从没见过这种抓马法。”耿飚却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已在实践中摸索到诀窍——抓尾巴的同时贴近马臀，靠惯性旋转上鞍，等烈马第一次上抬后背时立即夹紧双腿，把身体重心锁住。后来每遇生马，他重复这套动作，从未失手，这就是后来军中流传的“耿氏飞马”。

带着驯服的白马返回两河口途中，十多匹草原马远远跟随。原来这匹白马是马群首领，群体本能让“部将”自动跟队。耿飚索性再跑回牧民帐篷，把马款一并结清。

鞍鞯脚蹬、笼头缰绳很快配齐。队伍重新出发时，朱德总司令正为没有合脚坐骑发愁，只好骑一头瘦骡子。耿飚二话不说交出两匹好马。林彪、聂荣臻、左权等人闻讯，也各得其所。川西山路难走，这一批马在接下来的北上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运送伤员、转移机要文件、前出侦察，无一不靠它们提速。

细节值得一提。7月穿越松潘草地时，滩涂、水沟、暗流密布，人力负重十分危险。耿飚命令将新马编成小分队，先行探路。马蹄轻，与沼泽拉开距离，踩出的浅痕成了后续大队可靠标识。一天时间里，红军少陷泥淖近百人，行军效率提升近三成。

耿飚自己只保留那匹雪白儿马。八年抗战期间，它陪主人转战华北敌后，冬夜突袭、夏日奔袭，从未断蹄。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机械化部队渐渐取代骑兵，这匹马顺理成章退役，被妥善安置在华北某军马场。有人问耿飚为何念旧，他答：“它不是牲口，是共过生死的兵。”

进入建国初期，耿飚在外交岗位屡建奇功，从缔结中法建交意向，到处理中越边境事务，都体现了一种韧劲。有干部开玩笑：“那股死磕到底的劲头，当年抓马时就显露了。”不可讳言，军旅生涯炼出的胆识与魄力，在谈判桌上同样吃香，面对翻云覆雨的国际局势，他依旧稳如钉子。

史料显示，耿飚掌握五门外语，却最愿意讲起那段追马往事。他常用一句玩笑结束：“马要是不服，就跑到它服为止；事要是没成，就干到它成为止。”这句朴素的“骑马哲学”，后来被不少年轻干部引用。

耿飚的经历证明，偶然失去一匹骡子，未必是坏事。若无那场硬碰硬的驯马，他也许不会悟出“抓尾飞身”的独家技巧；若没有那批草原马，长征北上或许要付出更高代价。历史细节常被忽视，却恰恰隐藏着决断、勇气与创造力。正因如此，“徒手治服烈马”的传奇，在红军口口相传，成为战场之外另一种别开生面的胜利。

来源：神渡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