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项对世界顶尖期刊《科学》（Science）超过11万份投稿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内部数据分析，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通往科学荣誉殿堂的道路上，研究者的地理位置似乎扮演着一个隐秘而关键的角色。数据显示，在2015至2020年间，来自中国的学者投稿被接收的概率仅
一项对世界顶尖期刊《科学》（Science）超过11万份投稿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内部数据分析，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在通往科学荣誉殿堂的道路上，研究者的地理位置似乎扮演着一个隐秘而关键的角色。数据显示，在2015至2020年间，来自中国的学者投稿被接收的概率仅为2.3%，这一数字尚不足北美地区同行（美国与加拿大）8.3%成功率的三分之一。
这项由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计算机科学家亚伦·克劳塞特（Aaron Clauset）领导的研究，首次将学术界长期以来心照不宣的“隐忧”——即顶尖期刊在稿件筛选中是否存在系统性偏见——以确凿的数据摆上台面。通过与《科学》及其姊妹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的合作，研究团队得以深入期刊后台，剖析那些决定一篇论文命运的复杂变量。结果不仅量化了巨大的地域差距，更指出机构声望、合作者规模乃至学科主题，都在共同编织一张影响着全球科研成果能否获得顶级认可的无形之网。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控诉，而是一场由数据驱动的、对科学“守门人”机制的深刻审视。
在传统观念中，同行评审被视为科学质量控制的核心。然而，克劳塞特的分析揭示了一个更为关键的环节：论文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由期刊编辑在最初的筛选阶段便已决定。大量的稿件甚至在送达外部审稿人之前，就已被编辑“拒之门外”。统计模型显示，编辑的初筛决定，比后续同行评审的意见更能准确预测一篇稿件的最终结局。
这一发现凸显了编辑团队的巨大影响力。《科学》期刊拥有一支由前沿科学家组成的全职专业编辑团队，他们负责对雪片般的投稿进行第一轮 triage（分诊）。相比之下，《科学进展》则采用了学术界更常见的模式，依赖于活跃在科研一线的外部学者担任编辑。尽管模式不同，但两个期刊的编辑都会进行广泛的筛选，以减轻审稿人的负担。然而，这个旨在提高效率的流程，也创造了偏见或个人偏好可能介入的空间。“这种多阶段的评估过程，在许多节点上都可能受到编辑和审稿人偏见或个人偏好的影响，”克劳塞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些编辑“守门人”不仅要判断研究的科学严谨性，更要评估其是否具有足够的“广泛兴趣”（broad interest）以符合《科学》期刊的定位。这种判断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可能无意中偏爱那些来自知名机构、由庞大团队完成、且属于当下热门领域的研究。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来自顶尖梯队机构的论文接收率（11.6%）是末尾梯队机构（3.4%）的三倍多；拥有10位以上作者的论文（9.9%）比1至5位作者的论文（3.3%）更容易被接收。学科之间的差异尤为 stark，某些领域的接收率高达9.6%，而另一些则低至1.7%。这些因素叠加，使得来自非顶尖机构、从事非热门领域研究的学者，在敲开《科学》大门时面临着更高的门槛。
数据揭示了差距，但差距本身并不等同于偏见。对于中国学者面临的巨大成功率鸿沟，存在着多种可能的解释，这也是当前学术界辩论的焦点。
一种观点认为，这主要源于结构性差异。克劳塞特指出，中国独特的学术评价和奖励体系，长期以来高度激励学者向顶尖期刊投稿。这种“无论成败，先投再说”的策略，导致投向《科学》的稿件基数巨大，其中可能包含大量质量参差不齐或主题过于狭窄的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拉低了成功率。此外，语言和写作风格的差异，也可能成为非英语母语学者需要克服的额外障碍。英国赫瑞瓦特大学专注于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丹尼尔·法内利（Daniele Fanelli）也提醒，在将任何差异归因于偏见之前，必须拿出更直接的证据。
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即使不存在明确的歧视，隐性的文化和地域偏见也难以完全排除。一位学者的机构背景、合作网络乃至姓名，都可能在审稿过程中触发审稿人和编辑的无意识联想。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研究员阿迪娜·戈德伯格（Adina Goldberger）虽未参与此项研究，但她评论道：“与其他领域相比，科学出版是一个较少进行自我反思的领域。《科学》这样的期刊是科学的守门人，调查其接收数据，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和科研资助有着真实的影响。”换言之，无论差距的根源为何，其结果都可能固化现有的学术等级，让优势资源进一步向北美和欧洲的顶尖研究中心集中。
《科学》期刊自身对此也给出了回应。其执行主编瓦尔达·文森（Valda Vinson）表示，研究数据截止于2020年，而在此之后，中国学者的论文接收率已有所上升，这可能反映了中国科研生态系统的日趋成熟。这与近年来中国在高质量研究产出上持续增长的宏观趋势相符。
面对这份不甚光彩的“体检报告”，《科学》期刊的总编辑霍尔登·索普（Holden Thorp）展现了开放的态度。他表示，允许内部数据被公开分析，其目标就是“愿意照照镜子，试着分析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这一举动本身，被许多观察者视为提升学术出版透明度的重要一步。
那么，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学术界提出了多种方案，但每一种都面临挑战。
“盲审”（Blinding）——即在审稿时隐去作者和机构信息——是最常被提及的改革方向。然而，以往的研究发现，在许多细分领域，审稿人往往能通过研究方法、引用文献等线索猜出作者身份，使得盲审效果大打折扣。索普也指出，在《科学》这样庞大而复杂的投稿系统中实施严格的对照实验，成本极其高昂。
更具建设性的路径，或许在于主动弥合结构性差距。一些期刊已经开始尝试为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或来自科研资源欠发达地区的学者设立指导计划，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顶级期刊的期望，提升稿件质量。此外，人工智能（AI）写作工具的崛起，也有望帮助非英语母语的学者跨越语言障碍，使他们的研究成果能以更清晰、更具竞争力的方式呈现。
最终，克劳塞特的研究并未给“是否存在偏见”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但它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无可辩驳的数据，迫使全球科学界的核心机构直面其内部运作可能存在的不平等。这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科学》期刊的审稿流程，更是整个全球科研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声望经济和地域不平衡。正如为美国地球物理学会提供出版建议的水文学家乔里·勒贝克（Jory Lerback）所言，这样的数据至少可以帮助期刊开始有效追踪潜在的偏差。而对于一个以客观和公正为基石的共同体来说，承认问题的存在，永远是迈向解决方案的第一步。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