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定元年（1161年）的初冬，中都城外的护城河结了薄冰，刚刚登基的金世宗完颜雍踏着残雪走进大安殿。殿内的烛火映着他凝重的面容——此时的金国，刚经历海陵王完颜亮南征惨败与宫廷政变的动荡，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北方契丹起义未平，南宋的隆兴北伐又箭在弦上。这位从辽阳起
大定元年（1161年）的初冬，中都城外的护城河结了薄冰，刚刚登基的金世宗完颜雍踏着残雪走进大安殿。殿内的烛火映着他凝重的面容——此时的金国，刚经历海陵王完颜亮南征惨败与宫廷政变的动荡，国库空虚，民怨沸腾，北方契丹起义未平，南宋的隆兴北伐又箭在弦上。这位从辽阳起兵、以“拨乱反正”为名继位的君主，手中接过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烂摊子。而他接下来二十九年的统治，却以“大定”为年号，书写了金国历史上最稳定繁荣的“大定之治”。
完颜雍深知，海陵王的穷兵黩武与暴敛是祸乱之源。他即位当月便下罪己诏，痛陈“前主（完颜亮）失德，劳民伤财”，随即下令停止南征，遣散征调的民夫，释放因反抗征兵而被关押的百姓。对于契丹起义军，他摒弃海陵王的“剿杀”政策，派使者招抚：“尔等本是我大金赤子，因徭役所迫才不得已为乱，若放下兵器，既往不咎。”起义领袖移剌窝斡虽一度顽抗，但在完颜雍“剿抚并用”的策略下，次年便兵败被杀，北方边疆渐趋安定。
稳定政局后，完颜雍将重心转向内政。他对海陵王时期的弊政大刀阔斧改革：精简冗余官署，罢黜靠迎合海陵王上位的贪官，起用被排挤的贤能之士。河北人石琚，因反对海陵王修宫殿被贬，完颜雍得知其贤名，破格提拔为参知政事，石琚后来官至丞相，以清廉正直著称。更难得的是，完颜雍打破女真贵族对高位的垄断，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山东人党怀英精通儒学，被任命为国史院编修，主持修撰《辽史》；山西人郝天挺以经学闻名，被召为太子侍读，为皇室子弟讲授汉文化。这些汉族官员与女真大臣共事，虽偶有文化摩擦，却在“以民为本”的共识下形成合力。
经济复苏是“大定之治”的基石。完颜雍出身宗室旁支，早年曾任地方官，深知民间疾苦。他多次下令减免赋税，尤其对遭受战争、灾荒的地区，“免税三年，流民返乡者给以耕牛种子”。针对海陵王时期土地兼并严重的问题，他推行“通检推排”——重新丈量土地、核实财产，按贫富等级征税，防止豪强逃避赋税。河北、山东一带因战乱荒芜的土地，他鼓励百姓开垦，规定“开垦荒地者，五年内不纳税”，很快吸引了大批流民回归。
水利与手工业的发展，让金国的经济活力倍增。中都附近的卢沟河（永定河）常泛滥成灾，完颜雍命人修建堤坝、疏通河道，既防了洪，又灌溉了两岸农田。他还在黄河下游设“都水监”，专司治水，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手工业方面，中都的官营作坊规模扩大，冶铁、制瓷、纺织技术都有突破——山西大同的铁矿产量比海陵王时期翻了一倍，河北定窑的白瓷不仅供宫廷使用，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西域。民间手工业也蓬勃发展，中都的“锦绣坊”聚集了数百名工匠，所产丝织品精美程度堪比南宋，连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者都在日记中感叹“北地丝织，竟不逊江南”。
文化上的兼容并蓄，是“大定之治”的鲜明特色。完颜雍虽为女真君主，却不排斥汉文化，也不刻意打压本民族传统。他下令修复被海陵王毁坏的孔庙，亲自前往祭拜，称“孔子之道，可为万世师表”；同时，他也保留了女真的“国语骑射”，要求皇室子弟“既通汉文，亦习女真语，不忘本族根本”。大定年间，金国的科举制度日趋完善，女真进士科与汉人进士科并行，既选拔了汉族文人，也培养了通晓儒学的女真官员。中都的国子学、府学招生规模扩大，连偏远州县都设有书院，《金史》记载“大定年间，学者辈出，文风之盛，前所未有”。
完颜雍的统治以“节俭”著称。他反对大兴土木，曾说：“宫殿够住即可，何必劳民伤财？”有大臣提议扩建皇城，被他斥责：“前主（完颜亮）修宫殿，百姓怨声载道，我岂能重蹈覆辙？”他的衣食也极为简朴，一件龙袍穿了多年，洗得发白仍不忍更换，后宫妃嫔也不许佩戴珍宝。这种作风影响了整个官场，大定年间的官员多以清廉自守，贪腐现象远少于海陵王时期。
到了大定后期，金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中都人口增至百万，街道上车马络绎不绝；中原地区“仓廪充实，每县粮仓皆有余粮”；与南宋、西夏的贸易频繁，边境市场上“宋绢、西夏盐、女真皮毛，琳琅满目”。南宋使者范成大出使金国时，看到中都的繁华与百姓的安定，在《揽辔录》中不禁感叹：“金世宗在位，政通人和，北地之盛，近世罕见。”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完颜雍病逝于中都福安殿，享年六十七岁。他在位的二十九年里，金国疆域内“四境之内，晏然无事”，人口增长，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达到了鼎盛时期。“大定之治”的出现，既得益于完颜雍的励精图治，也离不开他对汉文化的包容与对女真传统的坚守——这种“兼容并蓄”的治理智慧，让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在中原大地上实现了难得的长治久安。
如今，北京房山的金代皇陵遗址中，完颜雍的陵墓虽已残破，但“大定之治”的历史记忆仍在。它提醒着后世：一个王朝的繁荣，不在于疆域的辽阔，而在于统治者能否革除弊政、体恤民生；不在于强行推行单一文化，而在于在多元融合中找到平衡。完颜雍用二十九年的“大定”，为金国刻下了最辉煌的印记，也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的治理，留下了值得借鉴的范本。
来源：生活的颤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