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墨韵浸润姑苏

摘要：从山塘河到胥江，从环城河到吴江古纤道，从无锡五七桥到吴江油车墩，全长七十三公里的大运河苏州段，贯穿了苏州全境。这些河道并非某一朝代集中开凿，运河之水流淌变迁，河绕城转，城因河兴，千百年来古城与运河相伴相生，苏州大运河承载着苏州城的历史。

蔡雯桦

从山塘河到胥江，从环城河到吴江古纤道，从无锡五七桥到吴江油车墩，全长七十三公里的大运河苏州段，贯穿了苏州全境。这些河道并非某一朝代集中开凿，运河之水流淌变迁，河绕城转，城因河兴，千百年来古城与运河相伴相生，苏州大运河承载着苏州城的历史。

寒山寺诗碑

沿着运河之水流淌，首先经过寒山寺。寒山寺位于大运河苏州段东侧，距离江村桥码头仅不到一公里。苏州宗教碑刻，影响最大的当推寒山寺所藏诸石。地处古城西郊的寒山寺为千年古刹，始建于梁代。明代和尚姚广孝在《寒山寺重兴记》中写道：“出阊门西行不十里，即枫桥。桥之南去寻丈地，寒山寺在焉。临运河塘，其塘北抵京口，南通武林，为冲要之所……”使寒山寺名扬天下的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可惜此诗的手迹未能留传下来。据叶昌炽所撰的《寒山寺志》记载，历代名人所书张继《枫桥夜泊》诗碑有三通：北宋王珪所书为第一石，惜已失传；明代文徵明重写者为第二石，现虽留存，但文字早已漫漶；清代俞樾另又补石勒书，是为第三石。

清末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苏巡抚陈夔龙重修寒山寺时，有感于沧桑变迁，古碑不存，便请清末著名书家俞樾手书了第三块《枫桥夜泊》诗碑。此诗碑高约2米，宽68厘米，厚32厘米。碑正面镌刻唐朝诗人张继《枫桥夜泊》诗，以行草书书写，全诗正文28字，并刻俞樾跋语三行45字。写明了苏州寒山寺内原有文徵明所书的《枫桥夜泊》诗碑，由于年代久远，文字漫漶不清，故重修此石碑。

俞樾作为晚清学者，《清史稿》评价其“湛深经学，律己尤严，笃天性，尚廉直，布衣蔬食，海内翕然称曲园先生”，章太炎与吴昌硕皆是出自俞樾门下。

俞曲园早年科举应试，字体工整圆润，有馆阁之风气。后学篆隶，书风为之一变，隶形篆意，古朴厚重，不加雕饰，犹如经生治史。俞樾的《曲园尺牍》除了古朴、稚拙之外，更有闲雅、潇洒风流的气质，宋人之意跃然纸上。这或许是翰札特有的形态，也或许是俞樾独特的魅力。

虎丘墨痕

经枫桥行至虎丘，是历代文人游历玩赏处，宋代苏东坡曾言：“过姑苏不游虎丘，不谒闾丘，乃二欠事。”苏州运河西部群山起伏，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摩崖石刻。虎丘的石刻集中在山前，行至千人石区域，映入眼帘便是“虎丘剑池”这四个朴茂沉着、刚劲方正的擘窠大字，字径1米。其右上隅为明马之骏于万历甲寅（1614）所书题跋，指出“虎丘剑池”四字为颜真卿书。但颜真卿生于陕西，扬名河北，殒命河南，一生功业皆在北方，如何与苏州虎丘相关联？

最早记载颜真卿书“虎丘剑池”的是元人郑杓《衍极》一书：“颜鲁公书‘虎丘剑池’，李监书‘生公讲台’，在苏州虎丘寺。”《衍极》成书于元延祐七年（1320），与颜真卿隔了约五百年远。元之前文献，如唐代李吉甫所著的《元和郡县志》、陆广微的《吴地记》以及宋代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等，均未提及“虎丘剑池”的石刻大字。至于颜真卿亲手书的说法，更是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持。同时，根据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有“虎丘山，为避唐太祖之讳，更名为武丘山。”颜真卿身为唐人必不敢犯忌讳，“虎丘”二字应当不是其手笔。

清人顾广圻在《思适斋集》记载，蒋堂在自己的五言诗注释中提到“蔡书剑池”，此姓氏代指蔡襄，鉴于蒋堂与蔡襄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推测蒋堂所作之诗，用以纪念“剑池”二字。这证明“虎丘剑池”石刻的作者应是北宋书法家蔡襄。

细观“虎丘剑池”四个大字，整体书风遒劲端庄，寓变化于沉稳之中，工巧相宜。从取法上来看，受颜真卿影响较深。“虎丘剑池”四字笔画以凝实见长，方圆并用，起止有度。“虎”字长撇遒劲有力，实为妙笔。“丘”字笔画整体浑厚饱满，显得端庄工稳。“剑池”二字用笔较为圆润，浑厚质朴，敦实含蓄。从章法上来看，此四字间距合宜，自然天真。

至明代阎尔梅曾作《早春游虎丘诗》。阎尔梅，字用卿，号古古，因生而耳长大，白过于面，又号白耷山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文家。《早春游虎丘诗》借景抒情，将内心的情感融入到对虎丘早春景色的描绘之中，使人体会到其早春游虎丘愉悦的心情。此作书法笔画刚劲有力，有古朴醇厚之韵味。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呼应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疏密得当，整体给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与其的诗文风格相得益彰。

成化庚子年（1480）元宵节前三日，明代吴门画派的代表画家沈周在虎丘为水部任职的同乡徐仲山饯行，徐仲山即席赋诗，沈周唱和，随后作《虎丘送客图》以赠别。画面疏朗有致，笔墨秀逸，画中展现了一位文士在松下停琴观泉的闲适场景，远山树木葱郁，近处古松泉流。此画并非真实场景的写实，而是通过艺术手法传达了文人的生活态度和理想。沈周、吴宽题诗描述虎丘送别的情景，并赞扬其水利治理方面的成就。吴宽题诗道：“徐子昔年官水部。疋（匹）马东行历齐鲁。运河水满万艘通。汶泗交流无壅土。归来泉志手亲编……”左侧沈周题跋沉着稳健，笔画形态多变，带有一种天然的老辣劲挺、干枯老硬之感，充分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成熟的书法技巧。

名家手笔

经胥门入苏城，姑苏古城被众多园林环抱。苏州园林甲天下，从某种角度而言，众多的园林碑刻也为苏州的盛名立下汗马功劳。一块块镌刻名家手书的条石，嵌砌在廊庑壁间，随着廊庑的高低起伏而有序排列，似一幅幅组合的艺术长卷，别有意趣。运河沿岸的拙政园作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原藏数百方珍贵书条石，刻有历代书家法书，后几经变迁，不少已散佚，今存留者，有明代书法家文徵明手书的碑刻，如四块《王氏拙政园记》就是文徵明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撰书的正楷，清光绪年间由钱新之重摹。

《王氏拙政园记》后附《补园记》，撰者张履谦，书者为俞宗海，有金陵冯秋田、冯春谷兄弟同镌。此作书法古朴典雅，笔画的轻重缓急把握精准，给人以端正大方之感，体现出规整之美。《王氏拙政园记》既有如画般的感性描叙，又有深刻思辨的理性论述，其间还渗透了文徵明真挚的感情，是一篇思想与艺术高度融合的园记名篇。

姑苏城市区内护城河沿岸的苏州碑刻博物馆存有大量书法遗迹，其中有现存少见的米芾撰并书的《乐圃先生墓表》北宋刻石。墓主乐圃先生即《吴郡图经续记》的作者朱长文，朱乐圃是著名的吴中文人，长期未仕，隐居苏州故里“乐圃”三十余年，专心著述，目不窥园，后在苏轼等人的举荐下于元祐年间担任苏州州学教授。米芾与朱乐圃交往甚密，朱乐圃死后米芾饱含真情地为其撰写了这方墓表。

米芾的表文被朱家人刻成碑，竖立在苏州吴县至德乡。岁月辗转，乐圃先生之墓迁至灵岩山东北麓，此碑也历经风霜，字迹模糊不清，可辨识者不足百二十字。有赖于历代文人墨客之传抄篆刻，表文得以广泛流传，未致湮没无闻。后民国时期李根源重刻此墓碑，并对此作给予极高的评价：“字势飞动控纵，为余所见米书第一。余走遍吴山，元以前碑碣从未一见，况此宋原刻耶。”此作书法走势如同飞动一般，既有控制又有放纵，实为米芾书法作品中的佳作。

北宋司马光手书的唐隶八分书石刻《思无邪·公生明》，原置于苏州三元坊书院巷江苏巡抚衙门内，现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上款“司马文正公书”，下款“淳祐元正摹刻”，右上角已残缺。从款识可知，此碑文字为司马光手书，南宋淳祐元年刻石。司马光在书写此刻石时，笔锋运用较为刚硬，笔画的起笔、转折处多呈现方折形态，给人以斩钉截铁之感，如“公”字的横折，尽显力度与干脆，体现出其书法的硬朗风格。碑文“思无邪”出自《论语》，“公生明”语出《荀子·不苟》，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理念和道德准则，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教育意义。此作书法笔画线条并非平滑流畅，而是在书写过程中带有一定的涩感，使线条更具质感和力量感，仿佛每一笔都蕴含着书写者司马光的坚定意志。

苏州大运河书法遗迹是先辈留与我们的一笔珍贵遗产，从园林中的假石条书，到虎丘塔下离别的身影，每一处都叙述着往昔的传奇故事。沿着这条水路向北延伸，穿越江南的蒙蒙烟雨与繁华盛景，直通帝都，无不展现着大运河沿线文化的丰富多彩。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