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华文广告的发展历程中，不同地区与时代的创作者以其独特的生命经验与美学追求，共同构筑了这一领域的多样面貌。“华文广告口述历史”项目正是致力于系统梳理这些个体叙事与行业记忆的一次实践。

在华文广告的发展历程中，不同地区与时代的创作者以其独特的生命经验与美学追求，共同构筑了这一领域的多样面貌。“华文广告口述历史”项目正是致力于系统梳理这些个体叙事与行业记忆的一次实践。

《中国广告》创想实验室与该项目中的记录者、南京大学研究生黄心语，围绕她撰写的“林少芬：我没有留恋，也没有停在那边”一文展开对话。在这次访谈中，她分享了如何透过林少芬“不回头”的创作姿态与人生选择，理解一位顶尖创意人如何将东方哲学与美学融入广告叙事，并最终超越广告，完成自我实现的历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记录，不仅留存华文广告人的思想与实践，也为更多同行者提供启迪与勇气。每一段口述，皆为时代存证。

不是简单的生涯回顾，而是找到“林少芬美学”的因与果。

《中国广告》：

您作为林少芬女士华文广告口述史的 “记录者”，最初是如何参与到“华文广告口述历史”项目中的？在接触这个项目前，您对新加坡华文广告或林少芬女士的认知处于什么阶段？为了采访，您做了哪些前期准备？

黄心语：

我参与这个项目，主要得益于我的导师胡菡菡老师的推荐。2024年年底，吴金君老师提出了要给华文广告著一部口述历史的想法，和胡老师的理念一拍即合，这个项目就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正式落地了。我们作为胡老师的学生，也参与到其中。

一开始我担心过自己是否能够胜任，因为我实际上是新闻实务专业的，平时对广告领域的了解比较有限。但是老师认为这个项目需要的是扎实的访谈和采写技巧，这些我在本专业修读的时候是系统学习过的，本身也觉得这个项目很有意义，所以就还是很积极地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了。

在接触项目之前，我对新加坡华文广告的认知基本停留在一个模糊的概念层面。我知道它是一个在多元文化夹缝中生长出来的独特领域，也是在“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对于少芬老师，我的认知就更加符号化一些，我知道她是“新加坡4A广告界的标杆”，但她对于我而言更像是一个教科书上的名字。

我们为这次采访的准备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我先去了解了新加坡大致的广告史，包括那段时间的业界环境，以及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那完成之后，就对林老师当时所面临的业界生态有了一个大概的图谱，也对那个年代的新加坡广告界有了一些疑问。

后来我去细读了林老师的作品，才知道她是提出“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的作者。还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广告，都是出自她之手，我尽可能找到了她所有的公开作品和早期访谈，从这些作品和她本人的事实中，我发现她常常谈到“儒释道”精神，谈东方美学，谈对音乐和视觉的追求，然后把这些作为后续访谈可以采用的点，借她之口，把这些我们所收集到的东西系统地表达。

我的三位同门胡雅凡、桂佳欣和张江龙拟定了一份针对广告人的采访提纲，在这个过程中分了几大块，包括一开始的她的成长背景，进入广告行业后的初体验等，核心是试图探寻她是如何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创造性解决方案的，以及这背后的价值观驱动，有哪些人物和事件促使她逐渐形成今天专属于她的一项“林少芬美学”，避免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简单的生涯回顾。

《中国广告》：

您撰写的文中多次出现林女士的 “金句”，以及她对 “欲望与创意”“品味培养” 的独特观点。整理这些内容时，您如何判断哪些观点最能代表她的创作哲学？

黄心语：

金句之所以是金句，在于它是一个人价值观的高度凝练，一句简单的话背后会有一个庞大的认知体系作为支撑。

我在写这篇文章前系统地拜读了她的作品和访谈，所以对她的创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我的判断标准是：这个观点是否在她的人生叙事和作品实践中反复得到验证，并且能否解释她其他的一系列选择和行为。

例如“半桶水的人做广告是最好的”这句话，其实一开始是她朋友说的。初听这句话我们会觉得好像违反常理，但当你了解到她并非广告科班出身，而是凭借对文学、美学，还有攻读翻译专业的经历，以及家族文化的碰撞，在许多个“半桶水”式的热爱和涉猎，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融合美学之后，你就会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想，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可以佐证她的创作哲学的。

她的作品，就是她的人生哲学的外化。

《中国广告》：

从接触林少芬女士的经历到完成口述史记录，您对 “广告行业” 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

黄心语：

之前我觉得广告更多是一种“劝服性传播”，是靠商业逻辑驱动的工具，它的文化价值是虚幻的，甚至是可疑的。

但这次对林少芬老师的访谈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的看法，让我意识到之前自己的狭隘。她让我看到，顶尖的广告创意，可以是一种高度浓缩的文化叙事。她做的不仅是卖出产品，更是在特定的时代节点，为一群人或一个地区带来新的文化潮流。

我觉得她在那个年代的新加坡，创作的华文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她的作品就是她的人生哲学的外化。她的美学理念，她对“欲望”的洞察，不管它有没有脱离商业框架，最终这些作品都回归到了她的艺术创作和生活中。广告、新闻、艺术乃至文化研究，它们都是我们用来理解世界、表达自我、与时代对话的工具。

《中国广告》：

林女士的 “不回头” 姿态（如离开广告业不留恋、作品永远觉得 “可以更好”）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录这些内容时，您是否会产生情感共鸣？这种 “向前看” 的态度对您的学习或职业规划有影响吗？

黄心语：

共鸣非常大，“回头”对我来说象征着得失心，林老师就是没什么得失心的那类人。

当时我记得有一句非常戳中我的话，就是在采访她获奖作品的时候，我发现她对作品内容记得很深刻，但她不记得哪个作品是第一部获奖作品，哪个作品拿了非常厉害的大奖。她说没必要在乎那些，“at the end，it’s just a game”，我觉得这也是对不回头姿态的一个印证，一种很潇洒的生活态度。她从来不会躺在功劳簿上面，不会踌躇不前，而是不停前进。

像我们现在常常提到的内卷，优绩主义，虽然我会告诉自己不要被裹挟其中，但在我自己进行创作的时候，总会想这个能不能拿到好的分数，能收获多少浏览量，不断地迎合某个时间点大众所喜欢的东西，现在看下来有点四不像，我做的东西只是在适应别人的表达，我自己的表达是很少的，相当于不断地在回头看。

虽然我觉得林老师这个观点某种程度上是绝对实力带来的松弛感，但这个观点还是影响了我很多。我自始至终都觉得她不能说是离开广告业。而是从广告业“毕业”了。她在这个游戏里已经达到了顶峰，证明了她的能力，于是她果断地去玩下一个能给她带来新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的游戏，后来有了lady hat，有了芬宝，有了她和丈夫彭文淳拍摄的电影。

她从来不回头，而是保持一种永恒的未完成状态和探索的勇气。我也得以更敢于在学习和实践中进行大胆的尝试，放下得失心，不那么畏惧试错。

记录的是华文广告的群星，抵抗的是岁月历史的遗忘。

《中国广告》：

这次记录经历让您对 “华文广告口述历史” 项目的意义有了哪些新理解？

黄心语：

这个项目的意义是多重且深刻的。本身记录就是有意义的，更何况是对华文广告界的“人类群星”进行多视角的记录，它对抗的是一种历史的遗忘。

我们想做的是让这个部分变得有血有肉起来，能看到这些创作背后是由什么促成的。目前我觉得林老师是足以代表“女性创意人”的独特价值的。在她的叙事中，你能感受到一种非竞争逻辑的创意思路，更直觉、更共情、更关注文化底蕴和长期价值，就像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种很能印证时代呼唤的口号。林老师的叙事，提供了一个从个人生命经验出发的、充满质感的内在视角。

华文广告口述史纠正了一种“中心主义”的叙事。新加坡在华文广告版图上是个很重要的代表性的地区，它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极致的混杂性，这个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混杂的、充满张力的华文广告，这绝对是华文广告宏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章。

《中国广告》：

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您参与此次记录工作的最大收获，您会怎么说？

黄心语：

我觉得可以用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叫做《用生命记录生命》。但我这句话可能跟书里的表达不太一样。我的“用生命记录生命”区别于普通的用技术记录的手段，要求我作为记录者，用我的知识储备、共情能力、人生阅历去理解、感受和对话另一个生命，看到带有温度的生命经验，这样的记录才是有意义的。

当她谈到“我没有停在那边”的时候，我捕捉到的不仅是一个事实，更是一种人生态度。我能感受到这是一种向前看的勇气。目前我也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也存在可能脱离某种环境进入新环境的焦虑。正因为我有这种共鸣，我们这代年轻人有这种共鸣，所以我在记录时才会更着重地去呈现这种态度，而不仅仅是“她某年某月离开广告业了”这个事实。在最后成文时，把她零散的金句和故事，编织成一个能让人看懂其精神内核的叙事。

来源：中国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