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本出版于2022年12月的书的作者叫邢耀龙，是敦煌学学者，历史作家，诗人，曾担任敦煌石窟的讲解员，自称“是敦煌这个数千岁老人的后世子孙和转述者”。读罢此书，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位在敦煌文化遗产地工作的一线人员对其所面对和守护着的艺术宝库的纯粹感情”，更重要的是
这本出版于2022年12月的书的作者叫邢耀龙，是敦煌学学者，历史作家，诗人，曾担任敦煌石窟的讲解员，自称“是敦煌这个数千岁老人的后世子孙和转述者”。读罢此书，它让我感受到了“一位在敦煌文化遗产地工作的一线人员对其所面对和守护着的艺术宝库的纯粹感情”，更重要的是，他让我第一次接触“敦煌学”，并强烈地感受到，“敦煌学不应只是象牙塔里少数人问津的高深学问，也应该是广阔社会里的普世知识”。
它告诉了我们谁是最早的敦煌人。作者说，在儒家最经典的教科书六经之一的《尚书》中有记载:“窜三苗于三危”，那么三苗在哪里呢？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就是说三苗原来主要居住在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三危，就是甘肃敦煌附近的三危山。此外，敦煌历史上的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官宦宗族的政治性移民，第二，平民灾民的政策性移民，第三，少数民族的商业性和军事性移民。
它告诉了我们“丝绸之路”的前身。作者说，敦煌之所以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枢纽，首先因为它是古代玉文化中西玉东输运动的枢纽。敦煌附近发现诸多玉矿，当一车车的美玉从敦煌输送到中原的时候，它们经过的第一个关口，就叫玉门关。玉石是早期文明贸易的硬通货。坐拥交通要道和玉石产地的月氏人，开启了一条从塔里漠盆地至黄河中游地区的通商大道。这条商道从塔里漠盆地出发，通过河西走廊至鄂尔多斯，经今山西境抵达洛阳，成为后来丝绸之路的主干道。所以丝绸之路早在四千年前已经被河西先民开通，张骞只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它。
它告诉了我们最早的西部大开发。作者认为，汉武帝时代是“将星出世”的时代。无论是张骞出塞、苏武牧羊、李广射虎、卫青长征，还是桑弘羊的经济、司马迁的史学、张汤的法律、董仲舒的儒学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公元前121年，20岁的霍去病领衔的汉匈河西之战，是中原王朝对战北方草原民族的首次全面胜利。战争以占据地理要点和消灭有生力量为目标，结构性的动摇了匈奴的军事能力。为了巩固胜利果实，汉武帝开始对河西走廊进行移民、屯田，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由此使河西地区逐步由游牧区变成了发达的农业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基础的改变，对河西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告诉了我们河西文化、敦煌文化的底层是儒学。作者通过讲述河西儒学的代表张奂和其子、草圣张芝等人的一系列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要被河西走廊上遍布的石窟和寺观所遮蔽，这些是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外化实体，但河西儒学营造的从来不是一寺一窟，而是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代具体的人。
它告诉了我们最早的敦煌石窟和莫高窟的诞生过程以及敦煌艺术的特征。河西走廊上的第一个石窟并不是莫高窟，而是在距离莫高窟以南约2公里处的宕泉河谷的敦煌城城湾遗址的仙岩寺，始建于永和八年（352年）。到了公元366，云游多年的乐僔爬上了三危山，他被眼前的壮观景象震撼，决定留在这片圣地修行。于是他当即请人在岩壁上开出了第1个石窟，自此以后，往来的僧侣纷纷在乐僔窟的旁边开窟造像，莫高窟就这样诞生了。莫高窟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相伴相生，从长安到罗马的丝绸之路，全线八千多公里，一千多公里的河西走廊是主干道，沿着这条走廊，石窟艺术 走进了中国的广大地区。敦煌石窟壁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经变画，就是把佛经的文字内容用绘画形式呈现出来。还引入了希腊雕刻艺术。最典型的形象当数飞天。飞天是普通的天众，佛经几乎没有对它做过具体描述，画师们就将自由的想象和精湛的技法施展出来，经过历代不断创新，最终造就了敦煌艺术的名片。
它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玄奘和《西游记》主要人物的原形。从玄奘的弟子慧立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我们知道了出生于公元600年的唐僧本姓陈，单名祎，十岁父母双亡后出家，第一次取经是到天府之国，第二次则游历了荆州、相州（安阳）、赵州（邢台），此后冲破阻力一路向西到天竺求法，其间遇到了拜师胡人石槃陀扶助相伴，此人便是孙悟空的原形，理由是:其一，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石槃陀刚好姓“石”。其二，石槃陀为胡人，史书中多称其为胡僧，与孙猴子的“猢狲”大体谐音。其三，石是胡人，与安禄山是老乡，毛发多，后变成猴相了……
它告诉了我们敦煌文化的兴衰与朝代更替紧密相关。无论是唐蕃互动、还是“家族秩序”，无论是西夏崛起、还是宋夏竞争，无论是蒙古征服河西、还是明军征西获胜，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既镌刻在石窟文化中，而每一个朝代都主动非主动，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了敦煌文化的发展。但是，不管是安史之乱的战火，还是明朝封闭嘉峪关、完全放弃敦煌，哪怕是“清王朝建立之后，敦煌仍然在一片草滩里无人问津”，敦煌文化依旧存在并倔强生长。到乾隆年间，“敦煌的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它告诉了我们敦煌文化守护人传承人的艰辛与卓绝。1897年，也就是徐志摩出生的时候，湖北人道士王圆箓来到了莫高窟，他成了“改变敦煌命运的人”，他发现了藏经洞并保护和发掘了它，洞里出土了从十六国到北宋近六个世纪的各类文物5万多件，而“出土的文献内容丰富且精细，是小人物书写的历史，补足了传统官修史书大人物历史观的不足”。另一个道长郭元亨守护榆林窟50年，与土匪周旋，助红军西进，舍身保护象牙佛，支持张大千发掘弘扬敦煌文化。进入新世纪，一大批人为敦煌的今天和明天牺牲了一切，其中就包括作者本人。
是通俗读物，一口气读完了它。像看一部讲解词，其中又不乏学术研究；像读一本史志，其中又有许多民间故事。但不管怎么样，我接受了一个观点:“这是一部敦煌史，也是半部中国史。这是从石窟出发的敦煌史，也是从敦煌出发的中国史”。
来源：中华善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