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预测2049年世界将出现三个超级大国，中国上榜，俄罗斯无缘

摘要：当我们谈论超级大国时，我们通常指的是那些在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各方面都具有强大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它们能够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改变它们。

谁在2049按下世界的门铃

当我们谈论超级大国时，我们通常指的是那些在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等各方面都具有强大实力和影响力的国家，它们能够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改变它们。

可这些大词，落到一个人的肩膀上，是怎样的重量？三十年后的牌桌，谁能把手里的牌摁住不滑？别急着翻答案，我们先从一个穷孩子的午后开始。

他叫卢拉。北方旱热的风吹过他童年的院子，土路上有破皮的拖鞋和咸咸的汗味。母亲带着孩子们一路往南，挤在卡车车厢里，去找一个能糊口的地方。后来，他在圣保罗的工厂做工，手指在冲床上被咬了一口，留下的缺口，一直在新闻照片里闪着白。

说回那张让人议论纷纷的纸。很多年后，一家美国媒体做了个大胆的推演，说到2049年，世界大概会出现三家“坐庄”的——美国、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日本被搁在外边，引来一片不服气。预测写得漂亮，但要不落地，就是空话。落地的方法，还是看人。

2003年，卢拉第一次走进总统府。工会领袖出身的他，嗓音沙哑却有种能把人听进去的亲切。那时的大宗商品牛气冲天，铁矿砂从米纳斯吉拉斯装船出海，黄豆在南里奥格兰德铺成看不到边的金色海洋。巴西靠着地底下的石油和地上长出来的粮食，腰板硬了起来。亚马孙雨林像一张巨大的绿肺，恰好赶在世界开始谈碳的时候被端上了桌。人们说，这是上帝的土地，天生有底牌。

卢拉爱讲故事。他去北京的时候，坐在国宴桌边，一口一口学着夹饺子；在华盛顿，他把嗓子放低了，和参议员聊工人的工资、贫民窟的孩子、和被砍伐的树。外交场合的照片里，他总会伸手拍拍对方的肩，像是老朋友打招呼。那几年，巴西开始在南方国家中招呼一嗓子就能应者云集——金砖的招牌挂起来，不像大教堂那样庄严，倒像一间刚装修好的餐馆，灯亮着，桌椅还新。

他说自己不是学者，但懂得“站在人这边”。也正因为这样，他听得懂别人的焦虑。比如美国的。白宫的走廊上，一个媒体人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家底厚，不只靠航母，还有硅谷那群折腾的人、还在吵吵的国会、老牌大学里的实验室、电影和音乐、法庭里那套让人又爱又恨的程序，还有遍布全球的朋友。可这两年也烦，国内吵得凶，枪声老见报，网线那边的黑客像没完没了的蚊子，海面上飓风越打越狠，冰盖变薄，底层掏不着梯子，上层的窗子也没那么好擦了。

我们常说，美国的本钱，是把“想法变成东西”的本事，遇到危机不至于一团乱麻。可台面上，另一双眼睛盯得愈发近了。那来自太平洋对岸的目光，按着自己的节奏，从工厂到实验室，一步一步，见缝就扎。对美国而言，最难的是跟一个离不开又怕被替代的对手打交道：既要合作，别把地球一拍两半；又要较劲，别让自己的家当被一点点挤掉。这件事，注定是个长期活儿。

中国这边，节奏是另一种。改开四十多年一晃而过，整个国家像赶集一样往前挤：高速公路的水泥还没干，就又有新的线路要铺；老厂房几个月就换了牌子，变成芯片、机器人、云计算；城里人爱说“今天通车了”，郊外的人则盯着新建的病房和学校。中国人有一种把任务“集中力量端掉”的手法：规划挂在墙上，工地夜里亮灯，干部们兜里都是清单。你说这是管得严也好，说是拧成一股绳也行。总之，它让事情动起来了——科研投入一年比一年厚，港口的吊机像巨人一样往上抬，铁路把偏远的城市拉进时间表。站在这个势头上，很多人觉得，等到那个百年节点，可能会有一次更沉稳的跃升：不再只是快，而是稳、是细、是把账算到生态和分配上。

可故事不会只往一个方向讲。巴西的戏台上，鼓声有停顿，甚至有破音。石油公司风波一来，议会如火如荼，街头的标语牌举得比太阳还高；有人喊“清廉”，有人喊“阴谋”；总统下台、入狱、再回来，电视台每天都像播长篇。经济上，南边的港口排着船，北边的村镇却还在找工作。富人区的窗帘是白的，贫民窟的夜晚是橘红色警灯的反光。学校走廊里有孩子踢球，医院排队的人叹气，亚马孙上空有直升机巡逻，也有没被看见的锯声。所谓“内部不均”，落到生活里，就是这么碎的响动。

我在圣保罗坐过几次出租，司机堵在桥上，靠着窗吐口气：“先别说超级不超级，能把这条路修顺一点就谢天谢地了。”一句话，把宏观拍回地面。

当然，巴西也有让人眼睛一亮的底气。风吹得够大、太阳晒得够久，清洁电力像是后院的菜；满洲里似的草场喂得起世界的胃口；大西洋沿岸埋着的油，是深水里的盲盒；地理位置既不偏北，也不偏东，能左顾右盼。地区里，巴西走出去，人家会先听听它怎么说。要把这些牌打好，不靠口号，还是要把失衡、腐败、治安、撕裂这几个刺拔掉。拔刺是疼的，不疼恐怕也动不了。

再看俄罗斯。地球仪上一大片雪白，是它的疆域；阅兵那天，导弹抬着头走过红场，镜头里干脆果断。它的文化家底厚，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名字一串一串的。可另一个画面，是油气价一跌，财政跟着咳嗽；街头的年轻人减了，老城的窗子关得更早；实验室里的人才被外面的高薪招手；社会的弹簧被拉得紧，日子变得硬邦邦。要说没有翻身的可能，也不见得。它要做的，是拆掉旧的依赖，找新的产业，把关系的结一颗一颗地解，形象也要重新摆。难，可不是没路。

那篇美国报道里，还把印度、日本放在了边上。一次论坛茶歇，我听见一位印度学者不服气地笑，说别忘了他们的人口红利和创业潮；一位日本老教授正整理他的讲稿，轻轻地说，我们早就习惯把能做的事悄悄做完，不用到处喊。你看，预测这种东西，难免带着视角和立场。站在不同位置，天就不是同一个蓝。

回头看美国。它也不是铁板一块。一个朋友在加州教书，说实验室的灯很晚才灭；另一位在中西部做社工，说社区的裂缝对他来说不是数据，是看得见的家长、孩子、餐桌。也有人说，电影还能影响全世界的哭和笑，盟友的朋友圈还在，只是大家心里都多少有自己的算盘。面对气候、暴恐、网络、权利、分配这些跨国的麻烦，恐怕谁也单打独斗不了。美国要留住那口气，就得一边修屋里的梁，一边跟院子外的邻居打招呼，别闭门别搞霸气那一套，也别放松住自己的原则。

中国的隔壁，有人喜欢拿“崛起”两字做标题。可真正的难处，可能在“稳住”二字：在高速之后学会匀速，在厚度之外加上温度，把桥修到山里，把水放回河道，把芯片、发动机这类硬骨头啃下来，同时学会不那么累地生活。外交上，朋友多是好事，朋友圈大了，消息也多，考验的是听得懂、回得上、扛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