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姓林，大家都叫他林九。头发被太阳漂得发黄，皮带磨到一抹亮，讲起话来慢悠悠的，但报起站来又清清楚楚，像敲钟。早些年，他在莞城那座老总站里穿梭，懂每一条线的脾气，知道哪辆车发动机爱闹小情绪，也记得哪个乘客爱迟到还非要坐窗边。
东莞的汽车站差不多都要走入历史了，第一代汽车总站依然屹立不倒
在东莞等一班不会进站的车
汽车站，随着时代的发展，都慢慢的走入历史了。
可有人还在那儿等人。一个五十来岁的调度，拎着一只掉漆的口哨，说他在等一趟再也开不回来的班车。等谁？他说不上来，也许是等自己年轻的样子。
他姓林，大家都叫他林九。头发被太阳漂得发黄，皮带磨到一抹亮，讲起话来慢悠悠的，但报起站来又清清楚楚，像敲钟。早些年，他在莞城那座老总站里穿梭，懂每一条线的脾气，知道哪辆车发动机爱闹小情绪，也记得哪个乘客爱迟到还非要坐窗边。
说起东莞这地儿，热的时候像锅开水。最热的是人，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成千上万人揣着身份证、几百块钱、几张写着“普工”两字的传单，提着一袋子家乡的腊肉就来了。那会儿，汽车站不是个房子，是个口子。城的口，命运的口，进来就是另一条路。
我到东莞已经是后来的事，投简历跑智通那边，路过老城，才知道原来第一代总站藏在这条路口拐弯处。那时二代站还热闹，车一班接一班，电子屏不停滚动，广播夹着粤语和普通话，催人快点。谁能想到，转眼那些响动就淡了。
林九第一次到东莞，是九八年的深秋。老家的田刚收完，他把一包烟分给堂哥们，背了个帆布包就上车。那会儿的票是硬纸板，检票员用铁夹子“咔嚓”一下，留个缺口。车过桥洞，柴油味呛得人眼睛酸，他那时啥也不懂，就知道一个词——挣钱。进了总站，被安排去做搬运，扛行李扛得肩膀起茧。后来见他人实在，嘴不甜但不犯糊涂，调度的老师傅就把口哨和本子递给他：“小子，抄车次，盯发车。”
他学得快。哪条线什么时候堵，谁爱耽误，哪家车队的司机昨天跟老婆拌了嘴今天心情可能不太稳，他都心里有谱。夜里十一点半的末班车，站台是最真实的：有人小声哭，有人憋着笑，更多人低头数钱。林九目送一拨又一拨，口哨一吹，车门“砰”地关上，好多人就此开始打工人生。
你要说那时候东莞有多忙？站里卖热豆浆的阿芳说，冬天的纸杯烫手，人都顾不上吹，端着走，一边走一边喝。夏天更夸张，身上汗混着车的气，一进候车厅就像进了锅炉房。阿芳是个爽快人，剪票剪得利索，手腕一翻，“下一位。”有一次，有个小姑娘抱着蛇皮袋，裤脚还带泥，听不懂粤语，排错了队，拿着去常平的票硬往虎门的口子挤。她着急得脸红，嘴里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眼泪就掉下来。阿芳拉住她：“别急别急，慢慢来。”那姑娘叫小琴，十八岁，说第二天要面试，跑错一次就可能没机会。最后还是林九领着她，穿过乱糟糟的人群，走到正确的口子前，替她跟检票员交代了两句，才放她上车。
这种事多了，林九也由着缘分。有人来讨个烟，有人求个“晚两分钟”，他表面板着脸，口哨还是吹得慢了半拍。站里的人情味儿，就是这样被一点点耗出来的。我们常说，车站里看尽生离；其实更多的是普通的小别离，明天还会见，或者也不会，反正那一刻大家都认认真真地挥手。
等到二零零八年，风向变了。站台上的行李箱突然轻了，工厂门口的招工条子也扯下了几张。阿芳说，那年春运没往年挤，很多人回去了就没回来。再往后，手机开始抢票，私家车越来越多，网上一键约车，连票窗前排队的人都少了，玻璃上贴的“现金优先”的贴纸边都卷起来。二代站建得气派，灯光亮堂堂，开业那几年人气还顶得住，但再后来，变成风里沙子一吹，立在那儿的空。
有人问林九，会怕吗？他说怕啥，车走了，我还在，不怕。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把头发剃得很短。每天照旧拿扫把扫站台，捡一个空瓶都当宝一样丢进纸箱。站门口的小卖部还在，但货少了，更多时候是老板坐在小凳上刷手机。阿芳离开前最后一个班，是下午四点开往樟木头的车。她摘下工作牌，说一句“走啦”，就像说“下班见”，轻飘飘的一句话，听得人心里空了一块。
有一年夏天的傍晚，我在老城办完事，拎着一袋馒头，专门绕了过去。第一代总站的门脸还在，外墙的瓷砖掉了一块又一块，灰白的骨头露出来。铁门半掩着，往里看是空的，只有光斜着伸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长长的亮。墙上挂着几张照片，玻璃蒙灰，能看出里面是那些年人潮涌动的场面，举着大包小包，头顶上红色的横幅喊着热情口号。林九坐在角落的凳子上，给口哨擦灰。我们闲话了会儿，他说你看，二代那边都推平了，地上绿篱种得齐齐的，风一吹沙子到处跑。这老楼倒是不倒，像个拗脾气的老人。
他讲起小琴。那丫头后来真的没走丢，进了一家做外贸的小厂，先是拧螺丝，再学做单证，后来混成了车间的带头。她有一次专程回来找他，手上拎着两盒月饼，说：“林师傅，去年厂里发了奖。”那天他们在站口晒太阳，晒得脸都红一块白一块。小琴说，以前她不懂，总觉得站台就是风口，现在想想，风从这儿吹过去，也从这儿吹回来。人要去的地方，不是车带你到，是你自己走过去的。林九笑，说：“你会说话了。”
说起来，车站最难的，是最后几天。公告贴出来，指挥线画好，拆墙的人拿着锤子在门口抽烟。平时吵吵闹闹的司机也安静了，大家低头分东西：哪把椅子送谁，哪块牌子谁留。有人提议合个影，拿着大红布在站台前站成一排。口号喊不动了，笑也笑得有点僵。第二天起，门口那根杠子就不抬了。车在外路一过，按一声喇叭，算是道别。
再后来，谁还记得检票员的剪子声？谁还记得夜里那一盏黄灯？你以为记不得的东西，其实都挂在某个地方。比如那几张照片，比如一个人手里的旧口哨。林九说，不搬走，是因为他还想守着。守着什么呢？他说不清。大概是等那些曾经匆匆过路的人，哪怕只有一个再走进来，站在这片空地上，朝过去的自己点点头。
有时候我觉得，城市也是有人情的。它不是把旧物拆掉就完了，总有一两处留下来，像书页夹着的一片枯叶，打开书，你就闻到一点旧味道。莞城的第一代总站像这样。它没有发车了，却还在那儿，顶着雨，晒着太阳，墙边的青苔一茬又一茬，像是有人在低声说话。说什么呢？大概是说，那些年，你来过。
当然，这故事里的人也会继续往前。阿芳去了离家近的小城，开了个早餐摊。小琴偶尔会在朋友圈晒她在工厂门口栽的三盆绿植，配一句“又见晴天”。林九呢，他仍旧住在不远处的老宿舍，窗外是小巷子，晚上有人骑着电动车嘟嘟过去。他每天照旧起早，绕过去看看那扇半掩的门，顺手把门上的灰擦掉一点。他说，等哪天真的挖机来了，他就把口哨放进抽屉，买两听啤酒，坐在门口，吹最后一回。
我们常说，时代像车，轰隆隆向前跑。可也有人像站，站着不动，就为了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清楚一点，记住一点。车站慢慢退场了，人也一个一个散去。可谁知道呢？也许哪天你拐过那条老街，还会看见那扇门，和一个在阴影里打盹的老人。你会不会停一下，伸手拍拍墙，说一句——我回来了。
来源：江雨朦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