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春天，我们和造反派一起学习红军长征的例子，列着大队向干圩沟进发。我从没听说过干圩沟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任人摆布，我们背着行李提着应用的东西，跟在造反派的后面，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造反派倒是蛮有精神的，他们边走边唱革命歌
1969年春天，我们和造反派一起学习红军长征的例子，列着大队向干圩沟进发。我从没听说过干圩沟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人到了这个时候，只能任人摆布，我们背着行李提着应用的东西，跟在造反派的后面，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造反派倒是蛮有精神的，他们边走边唱革命歌曲，一浪高过一浪，很快就离开了鞍山市区。还有两辆载重汽车，跟在队伍的前后，最可笑的是汽车上贴着标语，写的是"俘虏车"三个大字，意思是谁要是掉了队坚持不下去，可以坐上汽车，但你就不是战士而是俘虏了，谁也不愿意玷污了自己的名字，有的上了年纪的人和有些妇女只好咬着牙坚持着往前走，大有累死也不当俘虏的气派。
第一天走了大约四十里，晚上住在大屯公社。我们这些人被分派在革命群众的队伍里，一面接受监督，一面给革命群众干活。我忘了是几小队了，小队长把我们领进了院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人细高挑的个头，五官清秀，文质彬彬，一看就是读过大书的人，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接行李安排住处，又给我们烧水烫脚，这所住处还是蛮不错的，宽房大屋很是干净，我们刚要躺下，突然大队长气势汹汹地跑了进来，对我们说："各位，这个地方不能住，看见没有？"说着他用手一指接待我们的年轻人："他是个右派分子，他家是中农，怎么能接待革命群众呢？怪就怪那小队长不懂事，我一定要严厉地批评他。"我听完之后非常扫兴，赶紧起来收拾行装，我们离开了这所院落，即使这样，那位年轻人还把我们送到门外，我心里真替那个年轻人难过，一表人才的小伙子，怎么会被打成右派分子呢？就因为这顶帽子，断送了他的家和他自己。之后我们又安排在一位老乡家，由于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了，大家疲惫不堪，倒头就睡，不管是造反派还是"牛儿"全没有力气说话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这家吃罢了早饭，集合号响起来了，几百人的队伍从四面八方集中在一起，在一面红旗的引导下继续前行。这第二站住的是什么地方我想不起来了，只不过我发现了一件新鲜事，第一天俘虏车空无一人，第二天有些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宁愿丢人现眼也坐上了俘虏车，其中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个打人最凶的斜眼子服务员，也上了俘虏车。我蔑视地瞪了她一眼，心说这个假革命，平时喊口号比谁声音都高，打人比谁都狠，到了关键的时候第一个夙了，队伍越往前走俘虏车上的人越多，后来两辆汽车居然都装不下了，对所谓的革命群众来说这真是一奇耻大辱，而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来说就是走不动也得走，我们是没有资格上俘虏车的。
队伍出发的第三天，突然阴云密布掉起了雨点，这个地方属于营口地区，远离城市，没有柏油路，全都是土路，春天一翻浆，再加上下雨，路面泥泞不堪，给我们行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好不容易盼着雨停了，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革命歌曲早就不唱了，喊口号的声音也消失了，我们就好像一大群哑人，低着头卖着力往前走，有人就问："还有多远啊？怎么还不到？"有人说："二百多里地呢，那还早呢！"
我的那位当连长的师弟，看来比别人都精神得多，他跑前跑后，给大家鼓劲，他高声喊道："快了快了，再往前走二十里就到达目的地了。"有人听罢精神一振，手搭凉棚往前一看，好像很远处有个村庄，门前还有个旗杆挂着一面旗，他们就问连长："是不是那个地方？"连长说："对对对，那就是。"正在这时，队伍当中有位老人说话了："唉！望山跑死马啊！别看瞅着近，走起来还不定多远呢！"那位连长师弟一听，马上向上级作了报告，往前走了不远，队伍突然停止了前进，有很多造反派呼喊着："有敌情，有敌情。"
我听了心里一愣，在这空旷的郊外，怎么会有敌情呢？那会儿新词也挺多，不知道"敌情"二字指的是什么，队伍停住之后，团团围坐在土路旁边，开始了批斗大会，把那位说"望山跑死马"的老人拉了出来，我一看非是旁人，正是我们的文化局老局长张蔚然，她已经是五十岁挂零的女同志了，属于国家十三级干部，多年在鞍山文化教育部门工作，写得一手好诗词，是文化界人士最尊崇的一位老人，她被打成了走资派，也成了牛鬼蛇神。我的那位师弟连长，指着张蔚然的鼻子说："你刚才散布什么反革命议论，什么叫望山跑死马，你跟大家解释清楚。"张局长少气无力地说："这是一句成语，意思是说别看山在眼前，似乎几步就可以走到，实际走起来，还相当之远，除此之外我没有别的意思。"我那位连长师弟吼道："张蔚然你拿我们当混蛋了，你甩的那个破词谁不懂，你是恶毒地攻击造反派是马，马是什么？是牲畜。"他又转过脸对群众说，"同志们，张蔚然把咱们当牲畜了，该不该斗她？"一时间革命群众高呼：打倒张蔚然，张蔚然是反革命分子，辱骂革命群众罪该万死！最后我那位师弟说："同志们，要提高警惕啊，敌情无处不在，大家要擦亮眼睛，保持高度警惕。"说罢这才放了张局长。
队伍接着整队前行，往终极目标前进，天黑之前我们终于来到干圩沟的中心区苇场。干圩沟属于营口市大洼县管辖，是很大很大的一片苇子地，周围的苇子能有一房多高，人要钻进去没个找，每年都有割苇子的工人住在苇场，苇子割完之后，他们才各自回家。据说苇子的用途很广，能造纸能造化学产品等很多很多东西。苇场是很大的一片住宅，能有十几排红砖房子，周围有围墙有大门，门前还立着一根很高的旗杆，那时我们这些"牛儿"，就可以归队和群众住在一起了，我被安置在靠东边的一栋大房子里，屋是长筒形的，对面大炕，每座炕上能睡二十多人，屋地也很大，堆放着行李和用品。
我们吃饭也和革命群众在一起，不过每月要交伙食费十二元，吃的都是大米饭熬豆角，更多的是鱼和螃蟹，本地除了苇子之外，沟沟汊汉、坑坑洼洼，都有一种特别的螃蟹，密密麻麻、层层叠叠，这种螃蟹比我们吃的螃蟹个头小，但厚许多，本地人管它叫骚夹子，开始时大家不敢吃怕中毒，也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人要多了，什么胆大的人都有，后来有人大胆地煮了几只，惊呼道："跟咱家那螃蟹没有什么区别，可香了。"打那之后，我们周围的骚夹子就成了盘中餐，人们成锅成锅地煮，但是我一口也不吃。
来到干圩沟后，主要的工作是劳动，斗争也在继续，不过变成了次要地位。三天后繁重的劳动开始了，上级命令我们从苇场门前直到海叉子口修一条二十多公里长的小铁路，以便运输船上的货物。那块儿的土地全是盐碱地，除了长苇子之外，什么庄稼也不长，没有苇子的地方就是淤泥，上边是一层硬盖儿，下面是泥，人不小心要踩上去，就得陷进泥潭里，在这儿修铁路，一没有沙石，二没有黄土，全都靠着这些盐碱土堆砌路基，好不容易修一段，刚把枕木铁道铺上，车子一上去就给压垮了。
艰苦的劳动进行了一个多月，工地上红旗招展，热火朝天，鞍山市各单位，被流放到苇场的共有一千多人，分成五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三个连，我们所住的苇场属于第五大队第三连，大部分住的都是曲艺团的人，和一部分文化局的领导干部（领导已经都是走资派了），我们的最高首领就是我的那两位师弟，一位三连长一位指导员，还有姓王的那位军代表，每过几天就要开一次批斗会，被批斗的对象都是被新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连失目人阎春田也被揪出来了，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小铁路也没修成。
我们这些"牛儿"又增加了一项工作，由于交通运输困难，我们承担起买菜买粮等运输工作，一个个肩扛手提，供应着一百多人的吃喝。很多人因为不服水土，再加上劳动量太大，都病倒了，医务所也忙不过来了。唯有我一直没有病倒，我经常恨我自己为什么身体这么棒，能病几天有多好，因为病了就可以不干活，好好地休息一下，可就是不病。
过去我和赵玉峰、杨田荣在浴池洗澡的时候，经常雇按摩师，因此我对按摩多少了解一些，我就自告奋勇给那些病号按摩，你说怪不怪，按摩一个好一个，他们都说老单有两套，又去火又止痛。我听了后很高兴，但是却招来了大祸，没过两天就在我们住的这个屋里，召开了批斗大会，我再次挂上牌子站在群众面前，我的罪名是拉拢革命群众，企图混淆阶级斗争。打那儿之后，我再也不敢按摩了。
我们十四个"牛儿"包括曲艺团和京剧团的每天早晨吃罢早饭带上钱拿上麻袋和绳子，从干圩沟苇场出发，去大洼县进行采买，往返需要五十公里，去前是轻装，回来的时候肩扛手提每人负重都超过五十公斤，再走那么远的路，实在是不堪重负，因此在回来的路上，十分艰难，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很多时候都是在天黑回到住处。除了辛苦之外，还有一件使我很难忍受的事，那就是饥饿。我们每天早上吃罢早饭出发，一口气走上二十五华里，必须经过的地方叫五叉沟，可以到那儿休息一会儿，我们那些"牛儿"们，生活条件都比我富裕，他们可以在五叉沟吃点东西，喝瓶啤酒或汽水，抽口烟缓缓乏，其实花钱不多，也就是块八角钱，等歇够了，再接着往前走。可是我囊中羞涩，却拿不出这点儿钱来，因为我每个月只发三十块钱，十五块钱作为家庭三口人的生活费用，我个人还需要十五块钱，除去每月十二元的伙食之外，我仅剩下三元钱，还要买牙膏等生活用品，早已人不敷出，哪有钱买果子充饥，因此别人在喝啤酒吃卢果的时候，我就坐在一边抽叶子烟。有人问我："你怎么不吃点儿东西？"我说："不饿。"其实我早已饥肠辘辘，因为怕人笑话，不敢说实话。
有一次，"牛儿"当中有位姓马的朋友，是京剧团的，他是从北京下放到鞍山京剧团，唱老生的，为人善良厚道，他看出来我是因为困难才不吃的，所以他那天多买了一份儿，塞到我手里，他说："兄弟，你是不是没钱哪？"我长叹了一声点点头。马大哥说："咱们都是患难兄弟，你怎么不早说呢？我比你挣钱多，家属全在北京，用不着我花钱，我一个人开的钱每月都有富余，给你几个算不了什么，如果你没有粮票和钱，尽管说话。"我听罢之后，深受感动。第二天，马大哥偷着给了我十斤粮票和十块钱，我说什么也不要，马大哥说："拿着吧，这算得了什么？花没了再告诉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不好拒绝他的真情，怀着万分感恩的心情，把钱和粮票收下了。此后，我也可以买上半斤卢果、喝上一瓶汽水了。
我心里除了感激马大哥之外，边走边浮想联翩。回忆过去，在我挣钱的时候，大红大紫不说，这点儿小钱算得了什么，就是从手丫缝里挤的那点儿钱也比现在多得多，悔恨我当初不知道治家理财，总认为钱算得了什么，花完了再挣呗，我又这么年轻，又有本事，挣钱还困难吗？谁能想到，时隔不久，我却落到这步田地，不但钱早就花没了，人还遭了这种洋罪，我就忘了，你即使有通天的本事，人家不叫你挣，你也挣不来，现在的情况是，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你即使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没有了用武之地，我还在想，假如有一天我还能挣大钱，我一定要吸取这个血的教训，不能浪费不能乱花钱。我在说书的时候常说长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我净用这话警示听众了，却把我自己置身事外，如今落到这步田地，别怨天别恨地，全是自己找的，我悔得肠子都青了。同时我还想，对马大哥的恩情我一定加倍奉还，加倍报答，可惜的是我们在干圩沟的那段时间我无力偿还，光有其心无有其力，在落实政策之后，马大哥早已故去，我欠下了人家一份恩情，至今仍念念不忘，祝愿马大哥在天之灵能够安息！祝他的家人平安幸福！
转眼"五一"到了，造反派大发善心，破例让我们在后院空房里自己动手做了二十个菜，鸡鸭鱼肉俱全，还破例让我们喝了啤酒，我们二十几个"牛儿"凑在一起，第一次，没人监督，可以放量吃喝，也给我们放假一天，开始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一年多来，这是享受的特殊待遇，可是吃到半道有的人在酒的作用下放声大哭，有的人蹲在外面呕吐，我十分了解他们的心情。
我一向不喝酒，那天破例也喝了半杯啤酒，酒至半酣，我提前离席，一个人走出驻地，来到荒无人烟的苇场，顺着一条土路，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天空非常蓝，没有一丝云彩，风吹苇塘，好像大海的波涛，周围安静极了，好像地球上就我一个人存在，我哪里是在散步，而是通过这种方法，发泄我心中的怨气。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想家，想念我那多病的老妻和一双儿女，一年了，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可想而知是非常困难的，我在这天天想他们，他们会更牵挂着我，不知何时才能云开雾散，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未来的命运是啥样，还是个很大的问号，难道我单田芳刚过了而立之年就这样倒下了，就再没有出头之日了，我究竟犯了什么法？触犯了哪条例律？为什么遭受了这么大的磨难，而且这种磨难还在继续还在延长？为了抒发我心中的怨气，我对着远处用力地喊叫："老﹣﹣铁、慧﹣﹣莉、全﹣﹣桂，你们听见我的声音了吗？我在遥远的干圩沟正在叫你们的名字，你们能听得见吗？"我边喊边往前使劲地走，两眼不停地流着泪，大约走出去十几里路天快黑了，我这才转身往回走。
又有一次，不知道啥原因造反派都集中开会去了，苇场里只留下了几个监督我们的人。那也是比较轻松的一天，我们的老局长张蔚然负责给我们这些"牛儿"做饭，我负责添火抱柴火，那些"牛儿"干什么去了，我不清楚，厨房内外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我看见老局长披散着头发，艰难地投着米，费力地掀起大锅盖，一边干活一边喘粗气，我说："张局长，坐下歇会吧。"张局长回头看了我一眼，对我说："我已经不是局长喽，我是走资派，你还敢这么称呼我？"我说："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您一直是我心中的老局长。"我还说："张局长有很多的话我想对您说。"她说："说吧，今天没人监督，咱们也唠唠嗑，痛快痛快。"说着她坐在我的身边，我多日没有打开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脑袋一冲动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望着张局长说："过去您虽然是我们的局长，我从来没去过您住的地方，逢年过节也没去看过您，只是在开大会的时候见个面，可是在斗您的时候我从来没发过言，更没动过您一手指头，您再看一看，斗您最厉害的是些什么人？打您最狠的又是些什么人？那些人都是您平日最宠爱的人，在您有势的时候，他们围前围后，对您歌功颂德说尽了好话，您误以为他们都是您的亲人，现在形势变了，您成了走资派，这帮人也变了，他们变成了所谓的最坚决的造反派，跟您划清界限，打您最狠，揭发您最多，斗您斗得最厉害，您说是不是？"张局长听罢长叹一声，掉了眼泪，她说："单田芳啊，毛主席说的对啊，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的大革命，每个人都在舞台上表演，是人是鬼看得清清楚楚，我张蔚然活到五十岁了，才明白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人什么是歹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说到这儿她再不多说了。
数年后，张蔚然官复原职，还兼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也重返舞台，恢复了自由，我们的关系相当密切，是她提拔我做了曲艺团业务副团长，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还是回到现实中来，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这些"牛儿"除了买菜买米往返于大洼之外，就是交代余罪，学习《毛选》，对比过去在工人剧场、财贸干校要宽松多了，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们都在等待上级命令，一是对我们这些"牛儿"如何处理，二是对文艺界这一千多人如何安排，因为上级没有定论，我们这些人只能在干圩沟等待消息，无论是革命群众还是"牛儿"都以轮流回家去看看了。
有一天，我的那位连长师弟找到我，他说："单田芳，你劳动认罪都挺好，经连部研究决定，可以给你五天假，让你回家去看看。"这一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时真有点儿受宠若惊，不知所措，我问他："什么时候让我走？"他说："明天吃完早饭你就可以回家了，不过你要记住，五天后你要返回来，如果不回来，后果可想而知。"我连忙点头称谢，那天晚上我几乎通宵未眠，思想早已回到家里。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吃罢早饭之后，提上简单的行装，跟大家辞行。有很多"牛儿"享受不到我这种待遇，他们带着羡慕的眼光把我送到苇场外，祝我一路平安。我还记得，有几个"牛儿"边送我边掉眼泪，因为他们也想家，可是得不到这种待遇。我顺着大道一口气走过五叉沟，吃点卢果喝了一瓶汽水，又一口气走到大洼县，下午来到码头，过了河到了营口，买了一张火车票，恨不得立刻飞到家中。顺便说一句，因为我生活太困难了，经再三再四要求，造反派每月多给我开十块钱，这会儿我已经比过去富裕一些了。
在当天的下午，我终于踏上鞍山的土地，看什么都没变，又好像变了，看什么都熟悉，又好像十分陌生。我一口气走到家里，三步两步推开房门，全桂和两个孩子毫无思想准备，见到我之后全都愣住了，我发现孩子们长高了长大了，老伴儿比过去苍老多了，家里几乎一无所有，只有一张桌子两个板凳，还有一只破立柜，当年的鱼缸、花草树木、摆设已经荡然无存了，我老伴儿惊呼地问我："你被他们放回来了？还走吗？是不是一切都结束了？"我难过地摇摇头，一边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又摸又亲，两个孩子靠在我的身上，一边流泪，一边抚摸着我的身体，儿子仰起脸来问我："爸，他们还打你不？"我说："不打了。"女儿问我："你天天能吃饱饭吗？"我说："能，大米饭，熬豆角，哪顿饭都有鱼和虾，吃的蛮不错，你看我的身体有多好。"女儿流着眼泪笑了，我老伴儿二话没说从衣柜的下面掏出来一件我最喜欢的皮夹克转身往外就走，因为她动作快我没来得及问是怎么回事，时间不大她回来了，手里拿着鱼和肉，给我做了一顿大米饭红烧肉，我问她钱是从哪儿来的，她苦笑着说："我把你那件心爱的皮夹克押到卞大婶家了，管她借了二十块钱。"我说："这是何苦，我不缺吃的。"邻居们发现我回来了，不敢进屋，在院墙外探着头往屋看，有人说："他单大哥回来了？还走不？"我跟他们没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笑着打打招呼，也不愿意正面回答。
我们一家四口，吃完饭之后，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围坐在我的身边，这才唠起了家常，话从少到多，从短到长，谈到这一年多离别的情况，我才知道我心爱的自行车被卖了，心爱的大梅花表、海陆司手表也被卖了，很多没有穿过的衣服大部分也卖了，两个孩子天天到铸管厂去扫煤，有时候我老伴儿也参加，靠着这些弥补家中的生活，我家先后被抄了三次，他们娘儿三个东躲西藏，没过过几天安生的日子。这些东西我都不怎么痛心，唯独最痛心的是自从我说书以来积攒了不少珍贵的日记和书面材料，那里边有诗词歌赋和我说书的心得笔记，这些精华也被他们抄走了，这可是我多年的心血啊。
我在家住了一个晚上，心里一直牵挂我多病的老父亲，因此第二天带着儿子登上火车奔沈阳去了。那时我父亲患了中风病，半身瘫痪，已经不能上班，全靠后老伴儿照顾，我的那位继母还是不错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父亲问我的情况，我没有说实话，全拣好的说，我安慰说："没事没事，过些天我就回家了。"我父亲长出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说："怎么倒霉的事全摊到咱家了，这是缺了哪辈子损德，我没得过好，你没得过好，难道孩子们也不能得好吗？"他说罢老泪纵横，欲觑不止，我劝了他好半天，他才止住悲声，我在沈阳住了两天，由于时间有限，不得不离开沈阳，返回鞍山，五天的时间只是转眼一瞬，越怕它过得快，它过得越快，就好像一场美梦，还没做够呢，就醒了。
在我临别的时候我老伴儿问我："你这个事有完没有？难道他们还想给你定个什么罪过？"我摇摇头说："吉凶难料啊！"我还说："又不是我一个人，倒霉的人多了，天塌大家死，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你只要把俩孩子照顾好，把这个破家维持住，我相信咱们就有好的那一天。"说罢我提着应用的东西离开了家，又返回到令人讨厌的、荒无人烟的干圩沟。
一切都照旧，割苇子、买菜、劳动、学习，日复一日没有什么新鲜内容。那会儿别说我们"牛儿"们想家，造反派也是人他们也都想家，别看嘴上不说，从一举一动和表情上全都反映出来了，日久生厌嘛。突然有一天，好消息传来，五连人全体集合，包括"牛儿"们也参加了，我的那位师弟连长当众宣布，干圩沟的工作告一段落，今天下午放假，大家整理行装，打扫卫生，要给苇场留下个好印象，明天大家要返回鞍山。一句话引来大家的欢呼声，哎哟！可盼到回家了，一个个笑逐颜开，按着连长的指示一切就绪。
第二天，列队出发，走的还是来的那条路，不同的是不必模仿长征了，码头上有几辆大载重汽车，等待着我们。我们分乘了几十辆大车，从公路上返回鞍山，到了鞍山铁西广场之后，车子停住了，我们一个个从车上跳下来，我的那位连长师弟宣布道："大家都可以回家了，今天是周四，周一全体到大众剧场报到，接受新的任务。"众人嗷的一声作鸟兽散，全都提着行李朝不同的剧场报到，接受新的任务。"众人嗷的一声作鸟兽散，全都提着行李朝不同的方向走去，我背上行李提着应用的东西又回到了家。
全桂早就把屋子收拾好了，我感觉到很奇怪，我问她："你知道我今天回来吗？"她说："听说了，家属昨天接到通知，说你们今天回来，我把屋子早就收拾好了。"我一边洗脸漱口，更换衣服，全桂一边问我："还走吗？"我说："不知道，没接到通知。"她又问我："下一步怎么安排的？"我说："连长师弟通知了，下周一到大众剧场集合，听候安排，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老伴儿说："管他呢，回来就好。"于是离别了一年多支离破碎的家，终于又拢在一起，但与过去的生活相比，已有天壤之别，尤其是心中的压力，因为我的问题始终未下结论，就好像是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家人的心头上，还是那句话：吉凶难料啊！
打这儿之后，我们每天都到大众剧场去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时其他剧团也各回到自己的单位了，唯独我们曲艺团在大众剧场里，我们这些"牛儿"被分在各个组里，跟群众一起学习毛选，同时还选出来学习好的人到各组进行讲座。
正在这时候，上级又下来指示，号召各单位各团体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下引起来轰动和不安，究竟谁走谁不走，谁下乡谁留城，谁也说不清楚。那时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工宣队的成员大部分由鞍钢工人组成，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他们也参与到曲艺团的领导班子，决定曲艺团每个人的命运。接下来毛选也不学了，开始筹备下乡工作。整个文化系统成立了一个斗批改领导小组，其中有军人也有工人代表，他们每天都在计划着谁下乡谁不下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文化系统一千多人，往哪里送，怎样安置，这都成了具体问题，那时我的结论还没有下，还没接到处分的通知，我每天都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就要召开大会，再次宣布我的罪状，然后给我定性或治罪。可是一天两天过去了，十天八天过去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曲艺团的领导们每天坐在一起估算曲艺团这些年剩下的家底，这些家底如何分配呢？每人分多少？每户分多少？其实曲艺团是属于最穷的团体，别看人不少，过去有十几个茶社，但大部分茶社的房子都是租的，现在已被房主收了回去，茶社里有什么？不是桌子板凳就是茶壶茶碗，这些东西加在一起能值几个钱？虽然不值钱，但分点儿总比不分好，于是我们这些"牛儿"们又有活可干了。
我的那位师弟连长把我们十几个"牛儿"分成了四个组，每天负责给各家各户送桌子板凳茶壶和茶碗，我们组一共是三个人，有我、李明白（就是挨打最厉害的那个会计），还有一个年轻的地方戏演员董青。董青犯了什么错我一直不知道，反正是造反派排斥的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身上有污点的人，据说他经常酗酒闹事，喝醉了就打人骂人。还有一次造反派到沈阳去开大会，地址是原东北局大院，东北局大院非常高雅，庄严肃穆，走廊都铺着厚厚的红地毯，有一次董青喝多了，在走廊又吐又尿，后被领导查明他是鞍山市曲艺团的地方戏演员，所以通报鞍山市文化局，把文化局和曲艺团的领导都痛批了一顿，为此董青也受到了停职反省的处分，好悬没进拘留所。你说这种人造反派能待见吗？我们三个人还分了一辆倒骑驴，每天到原茶社把桌板凳搬出来，用绳子扎好，而后各家各户地送，附近的送完了就往远处送。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