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个风头上,居然还有人要来拜自己为师,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要么恨不得踩自己一脚,要么想划清界限,怎么还有人上赶着跟他攀亲?
1968年,杨立强由书法家郭锋陪同,上门拜访艺术大师蔡鹤汀,想拜他为师。
当时,蔡鹤汀面色苍白,头发乱糟糟的,裹着被子坐在床上,眼神被惶恐与不安染深了。
见有人来了,他连忙说自己生病了,很严重,不宜见客,开出了逐客令。
郭锋知道他误会了,立马解释来意,这时蔡鹤汀的眼神,除了恐惧之外,多了难以置信。
这个风头上,居然还有人要来拜自己为师,跟自己有关系的人,要么恨不得踩自己一脚,要么想划清界限,怎么还有人上赶着跟他攀亲?
杨立强先递上自己的作品,蔡鹤汀默默来回翻看,只重复说“好好好”,其他的一个字没说。
郭锋再替杨立强表明决心:这孩子老实,真的是来拜师学画,而且来自遥远的甘肃,没有别的坏心思。
蔡鹤汀害怕,但也心软了,让杨立强两天后再来。
两天后,杨立强亲眼看见了一个艺术大师、又完全不像艺术大师的人。
杨立强刚进门,蔡鹤汀的夫人区丽庄马上扯开一张线毯,把窗户、门口,凡是家中有光透进来的地方,全部封住。
纸包不住火,要想在纸里干火一般的事情,得骗过纸外面的那一双双眼睛。
做完所有的隐蔽工作后,蔡鹤汀提笔起起落落,很快一幅梅花图出来了。
寒冬时节,只能画梅。
此时他画画的这张桌子已不是蔡鹤汀之前的画桌,早在起风时,他的画桌就被搬去了剧院的食堂。
每到饭点,一群人围在那里吃饭,上面的墨点早被饭粒、汤汁盖了一层又一层,谁还能看出那是一张画桌?
女儿蔡小丽回忆,当时“房子很小,卧室、画室、厨房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因为足够小、俱全的五脏,才能一张线毯就可以全部遮住。
这样的苦日子,蔡鹤汀以前不是没过过,比这更苦的多了去了。
他系北宋蔡襄之二十六世孙,可惜对他来说有名无实,他出生不久便家道中落。
后来闽剧舞台布景成为戏曲舞台美术界的先驱流派,蔡鹤汀拜师美术画师俞鸿冠学习绘画,跟着他去上海设计舞台,为剧目《火烧红莲寺》等大型舞台设计。
蔡鹤汀一时间轰动上海滩,人称青年舞台布景大王,他这才算熬出了头。
当时的上海,艺术氛围浓厚,大师云集,蔡鹤汀结识了张大千、朱屺瞻、黄宾虹、王一亭、唐云、刘海粟、应野平等画坛巨擘。
蔡鹤汀这时候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昭君出塞》,文化底蕴与艺术笔墨相得益彰,被张大千称为“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
后来的蔡鹤汀,山水、楼台、人物、花卉、翎毛无所不能。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无比敬佩评价蔡鹤汀:“作品题材之广泛,可谓无一不能;笔墨的独创,又可谓无一不精。”
1934年,蔡鹤汀与弟弟蔡鹤洲的首个兄弟展,作品被一抢而空。
第二年的画展,张大千、高剑父主持,高剑父在画作前久久伫立,看到后面还脱掉了衣服,光着膀子继续看。
后来,高剑父把原本三天的展期,硬生生延到六天。
之后,蔡鹤汀到港、澳、京、津、沪、杭等多地举办个展,名气也随之水涨船高。
可在时代的沉浮中,个人这一粒细沙的涨落,是不够看的。
家道中落的坎过去,抗战爆发,蔡鹤汀一家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
当时,他和弟弟,与叔叔一家老小蜗居在一自行车店的三楼,15平方米左右的面积,住了八口人。
蔡鹤汀的画桌是六七块长方形拼凑起来的板子,就架在楼梯栏杆上画。
晚上睡觉,他、妻子和三个女儿挤一张木床,妹妹蔡鹤如的床白天是塞在木床下的,晚上两只放画的木箱拉出来,搭一个临时小床。
弟弟蔡鹤洲一家五口就在阳台的小亭子凑合,堂弟蔡南星和他父亲睡行军床。
硝烟散去,胜利的号角吹响,也吹开了蔡鹤汀头顶上的乌云。
他决意定居西安,成立“西北中国画研究会”,两年后在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成立之后,西北中国画研究会并入美协成为“红蓼画苑”。
“红蓼画苑”是西安美术界的聚集之所,除了蔡鹤汀兄弟俩,他们各自的爱人,蔡鹤汀的夫人区丽庄、蔡鹤洲的夫人林金秀,都是画苑的成员。
开个小差,科普一下区丽庄,刨除“蔡鹤汀夫人”这一层社会身份,她也是一名画家。
她从小耳朵听不见,嫁给蔡鹤汀之后,家务、丈夫、孩子等各种琐事她包了,她还要抽空画画。
(区丽庄的画)
不仅自己画,在蔡鹤汀作画后,她要负责给他收拾,把画分门别类收纳好。
蔡氏兄弟还与赵望云、石鲁、何海霞等一众名家共同创立了“长安画派”,主张“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当时,出入蔡家的,都是石鲁、何海霞、郑乃珖、陈之中、韩秋岩这种大家。
他们常常上门找蔡鹤汀帮忙“救画”,郑乃珖一来蔡家,就会顺带捎上几幅半成品画。
蔡鹤汀就着谈自己的想法,再动笔修改,满意了才盖章交还郑乃珖。
所以每次郑乃珖都是焦急地来,又拿着画高兴地走。
这时候,倘若旁边有学生,他还担心学生看不清来龙去脉,等友人走后,再从头到尾画一遍给学生看,告诉学生重点要处理好哪一处。
他爱艺术,因而爱屋及乌,也爱热爱艺术的学生们,即便祸到临头,他还初心不改……
那个时候,春节刚过,何海霞来找蔡鹤汀,看见杨立强在他家画画,气不打一处来,“大蔡,你怎么还收学生呢?这几年学生的亏还没吃够吗?”
那个时候,名师出高徒,此部分“高徒”是叛徒的“徒”,不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学习,而是踩在老师的脊骨上走来走去。
何海霞的顾虑蔡鹤汀当然知道,他只回了一句话,便让何海霞哑了。
他说:“这孩子在很远的甘肃,人很老实、本分,学画也很刻苦,家里只有母子二人,我同情他,也就收下在家里学画……”
这句话后,屋内安静了,屋外偷听二人讲话的杨立强,心情却久久无法平静。
石鲁曾经因为艺术理念不同,与蔡鹤汀起过争执,但大风四起,雷雨交加,两个落汤鸡也开始抱团取暖。
石鲁开始试着去了解蔡鹤汀的艺术,一发不可收拾爱上他的梅花,曾为此“拉踩”两位老艺术偶像,赞之曰:“八大山人,石涛亦不过也,鹤老之梅富也”。
石鲁还特爱给蔡鹤汀的画题字,看过一张特别让人心酸的照片。
照片上,石鲁在给蔡鹤汀题字,蔡鹤汀在旁边看着,后面还有一个常书鸿。
照片里的石鲁,更是看不出一丝癫狂的迹象,我想象不出这个拿着笔、目光如炬写字的人,中间三次精神病发作,被送入医院。
三个都是淋了雨的人,明明都一身潮湿,背上的包袱重如这一身过了水的衣服,但他们聚在一起,为了艺术,看起来却像没事人似的。
如果只是艺术给了他们力量,我不会想哭,可是让我泪目的,是他们在重新步入艺术之前,都默契地、不约而同地,把衣服上的水都拧干了,不让一滴污水玷污了艺术这片净土。
后期,蔡鹤汀的身体也渐渐搞垮了,糖尿病四个加号,走路都要人扶,他还是发了疯地画,偷偷画,物尽其用地画。
陪在他身旁的杨立强说:“到了深夜,连我都熬不住了,先生却精神振奋,腕下似有千钧之力,毫不疲倦地画啊,画啊,哪里像个重病人呢。
而当他画到尽兴后,整个人就仿佛泄了气的皮球,浑身瘫软,连举手之力都没有了。
这时候,我和师母将他扶到床边,安顿他躺下。他若想翻身换个睡姿,都要我帮助才成。”
有一次,杨立强热了杯牛奶给老师,蔡鹤汀已经画入迷了,最后甚至错把牛奶当洗墨的杯,墨笔直接插进牛奶搅了搅,杨立强想提醒已经晚了。
蔡鹤汀自己发现后,把变了色的牛奶一饮而尽,没所谓地说,“墨是干净的,倒掉一杯牛奶太浪费了。”
1976年,蔡鹤汀的追悼会没什么“人气”,除了亲人外,只有何海霞先生和康师尧等生前部分画友参加了,石鲁的儿子代父参加了追悼会。
这一年的石鲁,第三次被送入精神病院,他也正在摇摇晃晃走向自己的死亡。
蔡鹤汀当年走时67岁,他的弟弟蔡鹤汀早在5年前就因肺癌晚期走了,60岁不到。
杨立强记得,有个大雪纷飞的深夜,蔡鹤汀看见下雪了,高兴地说,“太好了!明天我们可以赏雪了。”
杨立强惋惜没有梅花,不然还可以踏雪寻梅,蔡鹤汀表示不碍事,“今晚我们画上一夜梅花,明天有雪也有梅了。”
于是,那天晚上,杨立强裁纸,蔡鹤汀画梅,画到凌晨六点画了46张,把小小的房子都铺满了,像雪都落在了这小小的房子里。
那一夜,屋外的雪下了一整夜,屋内的梅花开了又开……
参考资料:
1、蔡南星|先兄蔡鹤汀
2、蔡小丽|回忆我的爸爸蔡鹤汀
3、杨立强艺术馆|杨立强忆恩师蔡鹤汀先生
下面是蔡鹤汀作品欣赏:
来源:朱小畅说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