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先生带着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的“时空法式”，再次返回故乡贵州讲学。作为多彩贵州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其在“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上的讲题《弥纶天地之道：凌家滩玉龟、玉版与紫禁城规划》，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先生带着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的“时空法式”，再次返回故乡贵州讲学。作为多彩贵州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其在“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上的讲题《弥纶天地之道：凌家滩玉龟、玉版与紫禁城规划》，揭示了距今约5500-5300年的凌家滩玉龟、玉版所蕴含的人文信息，不仅与五千年后明清紫禁城的宫廷制度若合符契，且在今贵州风俗名物间活态传承。天上、地下与人间，相隔五千年分享着同一个时空法式。
王军在作讲座。 张晨 摄
王军提出的“时空法式”，原点是“农耕文化的生死立命”：时空的测定和规划，是任何一个文明体的首要之事；于农耕民族而言，时间的测定和管理是种植农业的根本，农时一误，收成即无，生存便是问题，故“为治莫大于明时，明时莫先于观象”，“观象授时”关乎农业文明根本。
中国古人通过对空间方位的测定，实现了对时间的测量，基本方法是“昼测日影，夜观星象”。
《周礼》中“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用的是立表测影法：在平地上直立表杆，以表杆的基点为圆心画圆，日出、日落之时，表影与圆有两个交点，用绳把两点连接，即得正东西之绳；再把两个交点的中心点与表杆的基点用另一条绳连接，即得正南北之绳；东西、南北二绳交午之处即“中”之所在。东、西、南、北、中构成了“四方五位”。立表测影中可以发现：正午时分，南北绳上表影最长靠北，时为冬至；表影最短靠南，时为夏至。表影往返一次即为一个太阳年周期。春分秋分，太阳正东而起，正西而落。东南西北成为春夏秋冬的授时方位，衍生出东南西北即春夏秋冬、时间与空间合一的观念。
《尚书》所载“历象日月星辰”，即以地平方位为坐标观测二十八星宿和北斗的运转：通过初昏观测北斗指向，测定了分至启闭八节(分为春分、秋分，至为冬至、夏至，启为立春、立夏，闭为立秋、立冬)、二十四节气，此即“北斗授时”，方位体系的精准推进了时间体系的精准。在这一授时体系中，地平方位如同时间的刻度，北斗如同指针，在不同的空间指示着不同的时间。在王军看来，先人标识时空的方法极为朴素：以木配东、火配南、金配西、水配北、土配中，这就是五行；以青配东、赤配南、白配西、黑配北、黄配中，这就是五色；以生成数配四方五位、天地数配八方九宫，这就是“洛书”；以八个经卦配八个方位，就是斗建八节方位（古人称北斗授时为斗建）……在地平方位上，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被时间赋予了不同的人文意义。故而时间统领空间，成了空间的“规划师”，为空间的设计提供依据。
在观象授时催生的“时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四方五位、八方九宫、阴阳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四节气等等互为配伍合于同一时空体系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具基础性的天文与人文范式，且集成于以《周易》为“群经之首”的中国古代经学著作之中，为国人生产生活提供根本遵循——此即王军先生“时空法式”的内涵所在。又因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古稻遗存等的出土，将中国种植农业推至一万年前，对时间的测定对栽培种植具有决定性意义，先人的观象授时活动催生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时空法式”。
贵州黄平风俗名物中的八卦（左），与凌家滩文物（右）惊人相似。 王军 摄
王军将“时空法式”形象地比作中国文化的“操作系统”，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则是系统上的“应用程序”。他正是拿着“时空法式”这把解读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解读出五千年前凌家滩玉龟、玉版呈现了北斗在二十四位指示二十四节气的授时模式，以及玉版的方心八角图案表示了空间测量几何运算方法等关键信息，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中国所在地区大规模农业剩余、大规模水利设施得以产生的技术成就；也解读出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北京紫禁城呈现出的时空、阴阳、刑德互为表里的规划布局。由此认为凌家滩玉龟、玉版是新石器时代的玉制“经书”，其所承载的知识与思想，导源于种植农业，历经五千年光阴之演进，在紫禁城的建筑与空间中得以凝固，这是万年文脉的结晶。
一、从“中国城市发展三部曲”到“天下文明”：
“站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高度从事故宫研究”
从著述的角度看，王军先生所关涉的时间数量级，是由“十”“百”年逐本上出至“千”“万”年的。
以2016年入职故宫博物院为界，王军之前有过24年的记者生涯。广为人知的《城记》一书，是其以十年之力关注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研究梁思成学术思想的成果，全书以五十多年来北京城营建史中的历次论争为主线展开叙述。《纽约书评》曾发表《城记》英文版评论：“这本书与帮助人们改变城市环境思考方式的经典之作——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相似，并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遗产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城记》同随后出版的《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均以“数十年”为时间纵深，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三部曲”。2015年推出的《历史的峡口》一书，梳理了自晚清到民国以至当代中国在税制和土地制度的历史经验，记叙落点跨度150多年。
“当记者的时候，我就关心一件事：北京城的保护问题。”王军说，为什么要保护北京城，它的文化价值在哪里？也是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初步回答这一问题的，是其《建极绥猷——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文化价值研究》一书：“一个文明的状态及其延续性，会在城市的空间形态上有所表现。”书中首次发现并揭示了北京旧城子午、卯酉“二绳”交午的时空格局及其意义。
古人以天干、地支表示方位，称南北子午线、东西卯酉线为“二绳”。前不久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北京城南北中轴线闻名遐迩，而北京城及故宫的东西轴线罕有人知而下落不明。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即提及：“清宫及北平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为正中之南北中轴线……唯当时设计人对于东西贯穿之次要横轴线不甚注意，是可惜耳。”这段话让王军留心东西轴线的寻找。他偶然间发现了日坛、月坛的连线呈东西走向，且恰好与南北轴线交会于紫禁城三大殿区域。明清两朝，冬至祭天于天坛，迎阳气之生；夏至祭地于地坛，迎年谷顺成；春分祭日于日坛，迎日于东；秋分祭月于月坛，迎月于西。天坛、地坛分别对应冬至、夏至，在城市中轴线左近；日坛、月坛分别对应春分、秋分，列于城市东西。日坛、月坛的连接线与南北中轴线交会在紫禁城三大殿区域，则表示了“中”之所在。由于这一发现，故宫三大殿内三块匾额上书写的“建极绥猷”“允执厥中”“皇建有极”，均得以清晰解读，三者皆含有“建极”“立中”之意，源于古人立表测影、观象授时。
明嘉靖时期形成的北京城子午卯酉分析图。(来源，王军，《尧风舜雨 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2022)
“此种空间布局所提示的古代天文观测体系，正是先民创立农业文明必须掌握的基础性知识。”与此同时，王军认为南北子午线、东西卯酉线“二绳”一经确定，便定义了紫禁城和整个北京城的空间，如太和殿庭院东为体仁阁，西为弘义阁，这是对春生属仁、秋收属义的表现；从太和殿向南眺望，棋盘街及前门商业街买卖兴隆，南苑麋鹿成群、鸟兽出没，呈现了夏时万物皆相见的景象；从太和殿北望，中轴线北端的钟楼与鼓楼，又是冬至授时的象征……数百年紫禁城，承载着数千年一脉相传的知识与思想体系。
该书稿是王军2016年应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委托，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完成的专题研究。正是在这一年，他调入故宫博物院，进一步钻研紫禁城的时空格局，进而解读北京城的文化价值。为此，他遵循故宫博物院老院长、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嘱咐，做宫廷制度研究，通读先秦两汉文献与考古报告。这些苦工夫，体现在2022年出版的《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一书中。该书正式探讨了元大都规划所体现的古代经学与城市规划的深刻联系，阴阳数术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以及中国古代天文、人文等因素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关联等重大议题，并提出了中国古代“时空法式”这一理论构架。
王军先生坦言，“时空法式”直接受益于冯时先生的著作和指导。他的好友、建筑学者王南先生曾著文回顾：2013年左右，王军和他在共同研习中国建筑史的过程中，通过清华大学张杰教授的《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一书，初次了解到冯时先生关于中国天文考古学的研究，立即意识到其重要价值。之后，王军通过采访冯时先生，进而有机缘成为冯先生的“入室弟子”，并且用两年时间旁听了冯先生为研究生开设的古代文献、古文字、天文考古学课程。追随冯先生学习的经历，不仅令王军在研读古代经典时大为获益，更使他高度关注中国古代天文对营建制度的影响。
《尧风舜雨》的扉页写明“献给张忠培先生”，王军在书的前言中提及到张先生对他的教导：“从事史的研究，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实事，二是求是，三是‘通古今之变’；必须站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高度从事故宫的研究。”
《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书封。
今年新出版的《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一书，是《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的姊妹篇。本书完整揭示北京紫禁城的空间规划与支撑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存在的深刻联系。在王军笔下，紫禁城的平面规划在建筑布局、模数体系、构图比例等方面，皆以《周易》经传为根本遵循，而《周易》的思想底蕴正是“观象授时”衍生的“时空合一”观：紫禁城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时间，被时间赋予了不同的人文意义，“时间成了空间的规划师”，为空间的设计提供依据。于是，紫禁城如同一部平铺在京华大地上的《周易》注疏，又如一幅平铺在大地的天文图。
于是，因种植农业发生、发展而衍生的时空法式，在紫禁城和明清北京城凝固为不朽的建筑乐章，彰显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惊人的稳定性、连续性与适应性。至此，王军先生著述的时间数量级上溯至“万年”，且将天上的天文、地下的考古、纸上的文献、人世的风俗名物归拢在一个时空法式中，形成了另一种形式上的“时间统领空间”的学术时空体系。
二、从“贵州”到“多彩贵州”：
“活生生一万年的文脉就在眼前”
怀着“时空法式”的学术视野，王军先生屡次返乡，都感受到了“历史的相遇与共鸣”。
前不久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的“朱启钤先生藏明国老照片捐赠仪式”上，贵州乡贤朱启钤生前珍藏的43张近百年前的黔地照片“回家”。王军是捐赠促成人，其出生地开阳县金中镇与朱启钤的老家开阳双流镇相距6公里，且在记者、学者生涯中不断与乡贤朱启钤“隔空精神相遇”。
王军在作讲座。张晨 摄
近日在孔学堂的讲座上，王军讲了一个故事。2023年，他88岁高龄的母亲安详离世，去世前嘱咐要回父亲的老家黄平，用当地仪式举办葬礼。葬礼当天，请来的苗族先生一大早就安静地坐在角落剪纸，纸轮上马匹两两相对组成一个箭头，共有八个箭头指向八方。苗族先生说，这是八卦纹，表示骑快马去见玉皇大帝。请先生看凌家滩玉版照片，回说这也是八卦。苗族先生还剪出了神人形象，说是玉皇大帝派来驱邪的，能通天地。神人上方九孔，下方六孔，合于乾九坤六，璇玑冠、曲腿状，与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马玉堆西汉墓出土帛画中神人太一的形象相似。葬俗竟然延续了五千年没有变。
王军的解读是：贵州的少数民族很多是长江流域种植水稻的三苗部族迁移而来，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古城，可能是三苗部族的中心。4000多年前，石家河文化突然中断，这与黄河流域龙山文化南下，“禹征三苗”的文献记载相应。“茫茫禹迹，画为九州”，早期稻作文化则随着三苗部族的迁移而传播、留存。“所以，贵州民间民族风俗名物还保存着史前文化的信息。”
“这是我母亲在告别人世的时候，给我上的最后一堂课。”王军说，“我感到我真实地活在一万年的文化传统之中。老人家在走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向我强调这一点。”
在此次返乡讲学之余，王军先生参观调研了屯堡文化(天龙屯堡、安顺鲍家屯、青岩古镇)，“红色文化”新IP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以及贵阳历史地标甲秀楼、文昌阁，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保存地安顺华严洞等。与故乡的文明踪迹“相遇”，他不时感慨其中包含的信息，直贯史前与历史时期，贵阳老城、安顺屯堡与山水对应的文化景观是对古代经学的空间阐释，“活生生一万年的文脉就在眼前。”
“长江流域史前稻作文化还原汁原味地保存在少数民族的风俗名物之中，明代屯堡移民又将经先秦两汉先贤整理过的经学文化带了过来，二者相互印证，实在是太精彩了!“王军说，贵州的水书、水历、古彝文、苗族服饰图案等等，都能在史前及三代文物中找到痕迹，对这些民族文化资源亟须保护、整理与研究。
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先贤整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一套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形成了诸子百家；“百家都有自己的经，今天讲经学，不能只谈在汉代被立为经学的儒家。“王军认为，孔子等诸子百家整理的先秦国故，是在明初朱元璋调北征南时随江南的士民大规模进入贵州，“经学国故与少数民族留存的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在这次大规模移民中，时隔五千年再次相遇，见证了万年文脉”。他在贵州屯堡深刻的感受了这一点：“我在天龙屯堡的天龙学堂，看到了窗户上的圆方、方圆图案以及二十四节气图案，看到了傩戏所演绎的五行。这都是非常纯正的经学。”更让他震撼的是，天龙学堂建于1907年，在1912年经学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废止之前，“在经学传统即将中断之时，我们看到了一处乡间学堂对文脉的坚守。它是如此骄傲、如此有尊严地存在屯堡之中”。
明朝时期，江浙人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跟当地农人学种庄稼，与所谓的“夷民”对唱山歌、把酒言欢……直至一日雷声大作，王阳明大彻大悟，洞天悟道。纯朴有理的黔地、心怀良知的黔人，在特定时期成为阳明先生精神境界的升华、生命境界的转进的特定现场。“王阳明在黔地黔人身上，遇见了元气满满的‘史前文化’，一定深感震撼、共鸣并获得启发。”王军说，从这个角度研究阳明先生的龙场悟道、心学体系与黔地文化的时空关联，可以做一篇大文章。
民国抗战军兴，贵州贵阳是抗战大后方。“文化西迁”前来的华北、华东学人文人再次与黔地文脉“相遇”。王军说，这一群体多带着西方学科视野，有着怀疑的科学精神， 致力于“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与此同时，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贵阳地母洞，故宫南迁文物藏入安顺华严洞。期间，故宫博物院就南迁文物在贵阳举办了为期两周的故宫博物院贵阳书画展；贵州文献征辑馆、贵州大学先后前往地母洞抄录文澜阁《四库全书》中贵州有关文献，这些文献修正了通志中所记载的某些不实之处，填补了贵州不少文献空白。“南迁、西迁文物是历史之中国的象征，是文脉之所在。在烽火存亡之际得到了贵州的庇护，且得到了本地士民强烈的共鸣，这是历史的回响。”王军说。这种感受在他参观“红飘带”时又一次生起，“我看到红飘带时，就想到一位将军给我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保家卫国是为了什么呀?就是要让我们文化留下来。’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文化遗产，研究好我们的历史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又迎来了三线建设、知青群体。在王军成长的年代，教他英语的石燕老师是来自上海的优雅女性；教他历史的柴真先生，其祖父为贵州乡贤柴晓莲先生。民国年间，柴晓莲撰写了《贵州名胜考略》、主持编写了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文献足征，溪山为之生色”。“我感受到了贵州先贤守护的文脉余晖，刻骨铭心，在恩师门下。”王军说。
2024年，柴真先生逝于贵阳，王军以诗为悼：“夹皮沟里洋水清，金中坝上望天行。璇玑不见云深处，真师遥指文昌君。”诗后有注：“遇真师，始悟道。”此次返乡考察文昌阁，他忍不住想起了柴翁晓莲、柴公真师。
■人物名片
王军，1969年生于贵州省开阳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学研究所所长，多彩贵州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建筑历史与遗产保护研究，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等，著有《城记》《历史的峡口》《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等。
来源：贵阳孔学堂
郑文丰/文
来源：贵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