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在二十年前的非典时期，还是在近年来的抗击新冠里，板蓝根都起到了举重若轻的作用，被称为“板蓝根大王”的徐镜人，虽然凭它一步步地做起了扬子江药厂，并让药厂成为了国内医药界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甚至他自己也成为了江苏泰州市首富，但他却并不愿意自己的心血上市。

不上市的板蓝根大王：徐镜人的硬仗与心软

无论在二十年前的非典时期，还是在近年来的抗击新冠里，板蓝根都起到了举重若轻的作用，被称为“板蓝根大王”的徐镜人，虽然凭它一步步地做起了扬子江药厂，并让药厂成为了国内医药界首屈一指的龙头企业，甚至他自己也成为了江苏泰州市首富，但他却并不愿意自己的心血上市。

可他到底是怎么闯出来的？又曾被什么风浪差点掀翻？那些年他不肯上市，是倔，还是怕把药交给资本的算盘？这故事呀，得从他二十来岁那会儿说起。

七十年代，很多人刚刚摸到“做生意”的门道，他却横着来，非要搞一家药厂。身边人都摇头：你当过兵，回厂子也不过是个仪表车间的头儿，制药这活儿哪是说干就干的？一句话——不稳妥。偏偏他认了这个不稳妥，像认个轴儿似的，扛在肩上就走。

手里没家底，脑袋里也没药方，他先把几位愿意跟他的工人拉到一起，七拼八凑弄了点钱，然后背个包就出门学艺，跑到了南阳。那时的制药厂大多还挂着国营的牌子，规矩多，人情也厚，师傅们见他踏实，愿意手把手教。他白天在车间看工序，晚上趴在桌子上抄流程，手背被灯泡烤得冒皮，也不喊疼。后来他回忆起那段时间，说自己最怕下雨——鞋子湿了干了，干了又湿，永远带着一股药味。

学到点真东西，他就回了老地方。场地？请不起施工队，他就去仪表厂借了一块地，又把工人召齐。夏天最毒的太阳底下，几个人汗水把灰尘粘在脸上，像抹了泥彩。砌砖、抹灰、装窗，一件件自己上。最后搭起来的，是六间矮矮的房子，挤，简陋，风一吹会响。但他们站在门口看，个个都笑——这就是自己的家当了。

厂名起得土气，叫口岸镇工农制药厂。设备是土里土气的设备，工人也是从汗里熬出来的工人。可人穷志不穷，开张得有个开张样子。他们挑了两种针剂做起：白尔定、白乃定——说白了就是治感冒和扁桃体的，老百姓用得上。麻烦的是，这两个品种都特别费水。厂里没有水塔，怎么办？挑。厂区外头几百米有条河，工人轮流上肩，一担担挑回来。徐镜人不摆老板的谱，亲自上阵，肩窝被压得火辣辣地疼，衣服背上总有两道盐白的汗痕。有人劝他歇歇，他偏不——“不挑水，药怎么出来？”

1971年，第一批针剂卖出去，钱不算多，但心里有底气了。人呀，有时候就需要这样一个“响动”，告诉自己：路没走错。两年后，他们总算从原单位分出来，成了镇上办的企业。听起来体面些，实际还是捉襟见肘，可至少，名义上站直了。

真正的拐点不是来自厂里，而是来自厂外。1981年，一纸新规下来，整顿药业，县里只能留一家药厂，乡镇不能办——大刀一挥，轮到他们时，几乎所有人都傻了。辛辛苦苦搭起来的厂，难道说关就关？会哭的人很多，但能到处奔走的人不多，徐镜人算一个。他像打仗一样去找人，县里找、市里找，逮着能帮忙的就讲话。他也不是去要什么特权，只是把他们做的药、口碑、出货单一条条摆出来。最后，算是捡回一条命：不拆，但要挂靠到泰兴制药的名下，改名口岸分厂。抬头换了，活还得接着干。

也许是这次“死里逃生”扎了根，大家的劲一下子拧到一处去了。到1984年，工厂的产值蹭蹭往上窜，破了千万，甚至比母厂还大。第二年，他们索性脱离母体，堂而皇之给自己起了个新名——扬子江制药厂。名字一换，气口也变了：我们要做自己的路子。

真正让这个名字传遍街头巷尾，是1988年。那年上海闹甲肝，传播得凶，整座城市都紧张。市面上风声走得快，说板蓝根有用，大家疯了一样去药房扫货。扬子江是板蓝根的大户，一下子挤来四百多万包的订单。厂里翻仓库，一算存货才五万包——这点儿就像一碗清水泼到沸锅里，连边儿都不够润。接不接？辛苦这么多年，徐镜人看得明白：这一仗赢下来，老百姓记住你；打不好，可能就此沉了。他咬了咬牙，拍板接了。

当时正是过年，工人们都在家里包饺子、看春晚，他一通电话把人又召回来了。车间灯彻夜不灭，机器轰鸣像是擂鼓，排班从白天排到深夜，大家轮流打盹，醒了继续干。也有人提议趁机涨价，别家都涨了——机会啊。徐镜人摆摆手：不涨。那几天，他不是在生产线上，就是泡在办公室里盯发货单。最后，他们硬是把三百八十多万包板蓝根压着时间节点送到了上海。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那个时候扬子江的板蓝根没涨一分钱。这种“笨”的坚持，给了他一个外号：板蓝根大王。

人一出头，风也跟着来。1989年，一个匿名举报把矛头指向他们厂，说产品有问题。风口一开，舆论来了，市场跟着抖。尤其是一批蛇胆川贝液被判为假药，舆情炸了锅。厂里乱，外面更乱。那段时间，徐镜人每天像在泥里走路，越用力越陷。到最后，他不得不卸下厂长的位置，黯然离开。有些事，到今天也没个绝对的结论——当年的认定是否严谨、过程有没有瑕疵，各方各说各话。这种“说不清”的事情最磨人，最后就烙在他身上，成了一个结。

你以为主角跌倒了，戏就没了？偏不。离开扬子江后，各地药厂闻风而至，广东的、河南的，挤着请他过去，价码开得不低。扬州那边的领导也来人，请他出山。但他都谢绝了，自己拉了条新线，办起了一家中美合资的保健品公司。结果也不丢人，做得有模有样。这人身上有股子倔劲——别人给的台阶他不踩，他要踏的是自己心里那块地。

而扬子江这边，没有了主心骨，很快散了。上面争权、下面懈怠，风气一松，机器也不叫了。到1992年，账面的亏损数字刺眼得很，几百万，就这么没了。在厂里混了多年的老工人，站在厂门口抽烟，烟灰一根根长，谁也不说话。

终于，厂里撑不住了，又回头找他。这个画面有点戏剧，但生活本来就是这么绕。徐镜人犹豫过，但终究还是回去了——不想看着自己一手替人搭起来的东西垮掉。他第一刀，切在人上。撤掉二十来个鸡肋科室，精简上百人，该痛的痛，该留的留。很多人怕了，开始自觉加紧干活，厂里久违的劲儿回来了。第二刀，落在产品上。他的想法简单：不能总靠板蓝根和速效伤风，那是门槛低、竞争狠的路。要做自己的拳头，要做中药里的“王国”。

他说干就干，把拜师这套又摆上了桌。第一站，他去找了中医里的老泰斗董建华。第一次见面吃了闭门羹，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依然。别人可能转身就走了，他不。他是那种“被拒绝十次第十一次还笑着敲门”的人。踉踉跄跄跑了不知多少趟，终于换来一句“你这个人还挺诚”，和一个秘方——胃苏饮。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这方子被打磨成了胃苏颗粒，适合工业化，拿到了自己的知识产权。药一上市场，价格不高，口碑不差，销量自然而然就起来了。

这一下，厂子的气势回来了。1993年，扬子江的产值攀到一个新台阶，翻身是真翻了身。再往后就一路顺风，1997年跻身全国医药前排，到了2005年，靠药就把销售额做破了百亿。那时的徐镜人，已经是泰州出了名的风云人物——坐在台上讲话，台下人听；走到厂里车间，工人看见他还喊“徐总”。

挣了钱，他也没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大概是兵营里磨出来的习惯，他对军人有感情。从1997年开始，他每年都去看望三军仪仗队。聊着聊着，听到好多战士有肠胃病、脚气、静脉曲张，都是训练留下的病根儿。说实话，这些病在医院算不上大病，但折磨人。他回厂就拍板，针对这几类病做药，做出一批先捐过去。2000年，又送了价值二十多万的药品与电脑设备。仪仗队回赠了一块铜牌，上面四个字——军民鱼水。除了物资，他还设法接收退伍军人进厂，让他们不至于脱了军装就没着落。

他也不只盯着一处。香港回归那年，他自掏腰包两百万，和媒体、部队一起做了一场送行晚会。后来，洪水来了，他捐；过节了，他记着；汶川地震那会儿，他又冲在前面。有人说，这是做好事树形象。我倒不这样看——有些人的善意，是拧在血里的。

这样的一个人，偏偏又带点“轴”。别人都在琢磨怎么快点做大，他对资本这件事，始终有点“心口不一”的警惕。他反复说，药厂就要做药，老老实实，不靠风口，不搞那些花里胡哨。他不接受风险投资，不并购，不上市，不合资。你说他是守旧吗？也许吧。但他的“守”，换来的是一个巨大而稳的盘子。人到中年，他像一棵树，枝繁叶茂，也就有了“挡风”的底气。

遗憾的是，2021年，他走得很突然。消息一出，厂区门外排了长队，很多人红着眼眶，悄悄抹泪。那天，泰州的风不大，灵堂前却总有衣襟被风挑了一下，像是有人刚好路过。

后来呢？扬子江没有停。位置，总要有人坐。他的儿子徐浩宁接了班。年轻人的想法和父亲不一样，这也正常。早在2012年，他就说过，企业要想走得远，上市、并购迟早要面对——语气里有一种对规则的熟悉，也有一种对规模的渴望。父亲当年立下的规矩，是不是会被改？上市的按钮，会不会被按下？没人能给出确定答案。

说到底，药是什么？是瓶子里的粉末、颗粒，是车间里一道道冷冰冰的工序，可它落在病人嘴里，是热的，是盼头。这大概是徐镜人最拧巴、也最可爱的一面——他一边用最硬的方式打仗，一边又用最软的心去护住一件事：别让药变味。等再过几年，我们再回头看，或许会明白，他的“不上市”，到底是一次迟来的固执，还是一种古老而珍贵的克制。至于儿子，会把这个故事续成什么样？先别急，慢慢看吧。

来源：沐南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