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说个“拧巴”的场景：城里的维持会还在开会，街口却已经贴上了红星的布告；苏军卡车呼啦啦驶过，路边的大娘还不知该喊“同志好”还是“官长好”；夜里灯下，有人把三块公章放在一张桌子上，谁都知道，这一夜后，东北就要进入另一本账。1945年的秋风刮得紧，站在风口的人，有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先说个“拧巴”的场景：城里的维持会还在开会，街口却已经贴上了红星的布告；苏军卡车呼啦啦驶过，路边的大娘还不知该喊“同志好”还是“官长好”；夜里灯下，有人把三块公章放在一张桌子上，谁都知道，这一夜后，东北就要进入另一本账。1945年的秋风刮得紧，站在风口的人，有的顺势，有的逆行，还有的想浑水摸鱼。

苏军推进东北，快得像压路机。清一色的装甲、炮群，把日伪拆得七零八落。可东北真正能“落地生根”的，是一批穿灰布、说家乡话的人——抗联回来了。那时在很多城市，一个人往往挂着三块牌子：苏军那边的副司令，中国地方党的负责人，还有地方武装的主心骨。说白了，前两块牌子好看，最后那一块才压得住事。

周保中一到长春，先不是忙着坐官，第一件事是把那些打着“维持”旗号的伪组织给“卸了”。他和苏军打了个招呼，干脆在卫戍司令部旁边设了个办事处，公安、社会、工务、政治、情报样样都有人管，活像一个缩小版的市政府。哈尔滨、沈阳、佳木斯一线也差不多，风从大城市刮起，周边小城的“维持会”就跟霜打的葫芦，撑不了几天。

这里插一句，苏军刚进城时，一般不动本地市政和警察，图个暂时稳当。可这空隙给了一些人机会。宝清那边，一个叫俞殿昌的伪署长，趁抗联还没赶到手里，就把旧警察、军警特务、土匪流氓一锅端成队，起了个大名“保安大队”，人凑了上千。白天都敢在街上开枪，直接把当地民主大同盟的负责人杀了。这个消息传到哈尔滨，很多人骂街：打完日本鬼子，怎么又冒出这种东西？后来苏军和抗联合手，才把这股子逆流按下去。东北的治安，从那以后才算又有了眉目。

抗联基本站稳脚跟后，就开始“另起炉灶”。说句心里话，这一步不仅是给苏军省事，更是给未来留路。一边把组织恢复起来，一边把枪交到可信的人手里，再把人心拢一处。其实在他们回来之前，很多地下党员就悄悄冒头了。哈尔滨监狱大门一开，一次走出来五十来名党人，头一个叫张文斌——在满洲搞运动很有名的人物。他们在哈尔滨搭了个临时委员会，散传单、吆喝人，干得很实。那时候，任务也不绕弯子：把工人、农民、学生、妇女都团结起来，靠着红军把城里秩序稳住；恶人要查，坏事要刹；党要扩，队伍要长。

周保中、李兆麟回来后，盘着地图，按人头和地方分布，接连把地区委搭起来。松江、黑龙江、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长春、沈阳……八面一齐点火，李兆麟还兼着松江那摊，管哈尔滨城里和周边十来个县。再往上，“东北局”一成立，线就收拢到一只手里。

部队也要建，可有个“套”：那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横在桌上，明里不能打着“中共军队”的旗号。办法是有的，大家统一叫“东北人民自卫军”。长春的总司令部九月中旬就挂了牌，周保中顶在最前面。十月一过，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都把各自的司令部立起来，指挥员一一到位。

东北有三样“天助”。第一，带兵的人多半有双重身份，苏军那边也认，地方党政军也听，号令能一口气传到底。第二，老百姓信抗联，这些年抗日不是白打的，村口一喊，就有人跟着走。第三，武器不缺。那时长春光仓库里的步枪就堆成了墙，轻重机枪、迫击炮、山野炮样样有，子弹多得用麻袋装。我听一位老兵说：“那会儿进仓库就像进杂货铺，伸手就是家伙。”所以很多地方真的是一夜之间就拉起一两千人，巴彦几天就拢了一千五百多人，排、连、营，照着册子往上搭。短短一个来月，东边西边加在一起，七万人的队伍就站住了。这股力量起初是护治安的，但谁都明白，后面要做的事远不止守街口。

同时起家的，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组织——东北民主大同盟。名字听起来像个开会的地方，实际上是个“接地气的衙门”。里面有抗联干部，有地下党员，也有本地热心肠的教员、工头、小商号掌柜。它干的不是军务，是活人家的事：地边儿纠纷、婚事扯皮、借钱不还、孩子打架，遇上带政治味儿的，先按住火，把来龙去脉捋清了，这样苏军就不用掺和老百姓的鸡毛蒜皮，也避免了把好人当坏人办。苏军对这玩意儿不但不拦，还给力撑——它不是正式政权，不会捅外交的篓子，可事情都落到了实处。

我在哈尔滨听过一段口述：一个苏军连长坐在茶馆角落里，旁边是民主大同盟的调解员。桌上放着一块酥糖，是给来谈事的农妇的。事情不大，牛踩了邻家的地。双方吵到脸红脖子粗，调解员笑眯眯地说：“那就种的时候你先挑地头，他来年先挑。”乐呵呵一句话，解了一城人的怨气。你说这不是政治？偏偏就最能稳住民心。

这套“临时管理法”，简单讲就是：苏军在上面扛着，人民自卫军在街巷里跑，大同盟在屋里落地。用这样的方法解除日军武装、审战犯、清窝子，都顺得很。

国民党那边也没闲着。日本一投降，他们的政工、特务就往东北钻，跟早先潜伏的“先遣军”合在一起，忙着搞党部、拉人马。可东北的地面已经不是空白纸了。很多地方，国民党牌子还没挂稳，就被人民自卫军以“卫戍需要”为名摘了。十月下旬，熊式辉带着四百来名接收大员到了长春，准备接手东北行政。结果发现：不少关键岗位已经有人在干了。蒋委员长的算盘打得响，落到地上，却不带声。

说到海口，得绕去旅顺、大连那边看看。这地方1898年让沙俄抢去，1905年又被日本人夺了去，现在红军从日本手里接管——绕了半圈，又回到俄式铁靴脚下。苏军39集团军开得飞快，空降的、陆上的、海上的，全线压到旅顺。没打，日军直接缴械。月底，太平洋舰队也进了港，陆海空齐活儿，旅顺口又成了他们最要紧的军港。

随后热闹的来：高级将领成排地到要塞上看，欢呼、礼炮，给老俄军墓地献花。缎带上那行字，我只记得个意思——敬献给当年守城战死的官兵，并强调这座城如今由红军重新掌握。斯大林在九月初的广播里说得更直白，那场二十世纪初的战争是耻辱，现在总该还账了。听着就让人心里发凉：条约上说“共用三十年”，可他们嘴里“自家地儿”的意思透着光。

大连另有一番场景。这里是个大杂烩，除了中国人，还有英美法德，最多的是俄侨。很多是十月革命后逃出来的，也有修中东铁路时留下的。时间一长，风向变了，苏联赢了仗，国力硬了，大多数俄侨的态度也跟着慢慢转向。苏军在本地先抓了一批老白军头面人物，像谢苗诺夫这种在外贝加尔闹得风生水起的，被一网揪走；普通侨民则被吸纳进市政里，恢复国籍，发护照，重新做人。

中国这边，大连街头的变样是从九月十三日开始的。苏军带着九名抗联战士进城，领头的叫董崇彬，军衔不高，却直接被安排为几个区的苏军警备机关副手，另两位刘玉泉、季喜林也各自接了活儿。人不多，但他们熟门熟路，夜里跑街，白天进厂，拉起一批本地的积极分子。没几天，巡逻的脚步声规律了，偷鸡摸狗的少了。随后韩光等一批党员也来了，和董崇彬他们一道，把地方民主政权的框架搭起来。大连的日子，才算从慌乱里走了出来。

再翻回头看长春的军火库和哈尔滨的临委会，李兆麟的身影总能恰到好处地出现。他身兼数职，却常常是穿着旧呢大衣，夹着一本破笔记本，跑市跑县。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灯油没了再加。”这话听着朴素，实际是一种拼命。东北这几个月的事情，靠的就是一群人拧成一股绳——有人管枪，有人管章，有人管人心。

当然，也不是一切都圆满。国民党特务觊觎风波，屡次想在大城市闹大事，没成功，但总像暗礁。苏联人对旅顺和大连的态度，硬得让人心里别扭；他们需要当地人的支持，却又不愿在“主权”这两个字上松手。东北民主大同盟像一架桥，把苏军的“军令”、抗联的“民心”、和普通人的日子连接在一起，桥下的水却从来没有停。

人们常说“历史是大势所趋”，可真落到细节上，都是谁在夜里往前多挪了一步。一个区的副司令签了哪份纸，哪个调解员给谁递了一杯热茶，哪支新兵拿到第一把枪……这些小动作，一点一点拼起来，才有了后来那个庞大而稳定的东北根据地。等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大批涌入时，五十七个战略点已经有了骨架，水到渠成。

故事写到这儿，像是收了尾，其实还远着。周保中的名字、李兆麟的脚步、董崇彬的眉眼，都留在那一年秋天的北风里。旅顺的海浪还在拍岸，大连的电车又响起来。三十年同用的墨迹还未干透，就有人在心里把它擦掉。你说，历史是铁板钉钉，还是人心的一次次选择？我想起那晚旧木桌上的三方公章，烛火一晃，它们的影子碰了碰，发出极轻的一声响。接下来怎么走，仍要看谁的手更稳，谁的心更热。

来源：幸运小鱼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