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抗联小分队对地形不熟，带路人带错了路，被中马城的哨兵发现，未能攻城。抗联部队转到五常堡后，部队首长商定，先派人侦察，待摸清情况后，再攻打中马城。侦察任务交给了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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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原抗联第三军侦察员张林回忆，1933年农历5月，抗联第三军首长决定组织抗联小分队在端午节去攻打背荫河的中马城。

由于抗联小分队对地形不熟，带路人带错了路，被中马城的哨兵发现，未能攻城。抗联部队转到五常堡后，部队首长商定，先派人侦察，待摸清情况后，再攻打中马城。侦察任务交给了张林。

1934年4月，张林动身去中马城侦察。张林得知有个叫刘国会的伙夫被日本人收买，认日本人为干爹，给日本人采购货物，当密探。张林想利用这个人为突破口，打进中马城。他通过熟人，以找活干的名义，来到刘国会家。张林尽力与刘国会一家交往，认刘国会的母亲为干妈，和他妹妹也混熟了。平日，刘国会不回家，张林始终找不到机会进中马城。

有一天，刘国会的妹妹去中马城找他哥哥办事，张林跟了进去。日本守备队对张林产生了怀疑，开始盘问张林。刘国会的妹妹一口咬定张林是她的表兄，是来找活干的。刘国会听信他妹妹的话，也向他的干爹中马大尉打保票说张林不是密探，张林顺利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归队后，张林向赵尚志军长作了汇报，抗联再次派部队袭击中马城。因中马城戒备森严，攻城行动没有实现。

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在《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史》回忆录中，记述了中马城越狱暴动的事件。这次暴动是老李和王子扬组织领导的，有30多名难友参加了暴动，其中20人死在暴动现场，12人逃出了虎口，他们都参加了抗联第三军。

抗联的袭击和监狱的暴动迫使731部队向平房地区转移。

“中马城”是石井部队（加茂部队）在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别称，与石井部队本部同时建立，因有个叫中马的大尉管辖这个“兵营”，因此人们称它为“中马城”。

背荫河，是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线的一个小站，大约有200户居民，是一个农副产品小集散地，村东头有杂货店、果子铺、饭店。1932年秋，石井部队通过伪满拉林当局强令20多户居民及日盛祥杂货店、王家果子铺等商号在3天内全部搬迁，违者格杀勿论，强占并烧毁民房百余间。

1933年春，日本人通过村公所，由伪村长逢凤充当“把头”，强征劳工建房筑城墙。

据久居背荫河村的老人毕超回忆说：

“当时正处于春耕大忙季节，许多劳力被迫撂下地不种去服劳役，结果那年几乎颗粒没收。”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也记载了这件事：“通过日伪当局，在附近村屯强征近千名劳工和几百辆马车，昼夜不停地修筑‘兵营’。”

不到一年时间，这个“兵营”建成，有营舍、铁路专用线和飞机场。1933年12月8日，远藤三郎视察这里后说：“初具规模达600平方米的大兵营，令人产生一种要塞的印象。这虽然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二十几万元的经费开支看来还是值得的。”

“中马城”设三重围墙，最高的有3米多，墙顶上架设着两道铁丝网，中间有一道高压电网，围墙四角各修筑一座坚固的炮楼，安设两盏活动式探照灯，墙外有两米深的护城壕，正门朝北，一座吊桥横跨护城壕，吊桥里侧是两扇黑漆城门，由两名日本兵把守。西正门设双岗，门口立着一块白色大木牌，上面写着：“未经关东军司令批准，不得入内。”

“中马城”与世隔绝，极端保密，“兵营”截断了北面的沙石道路，来往行人必须绕道而行。中国人一律不准靠近，一旦有靠近的，就以“政治犯”罪名给抓起来。村里实行“十座联保”，一人惹事，祸及9户，夜间一律实行戒严，当时背荫河附近，时常有人失踪。

陈家岗有个叫王老二的青年好奇，一天夜里去偷看“中马城”。第二天，人们就在附近发现了他被子弹打穿的尸体。中国劳工进去从事特殊劳动，来回头上戴着“柳罐斗子”，由日本人牵引，什么也看不见，火车经过背荫河站，也必须拉上窗帘，严禁旅客向外看。日本军人严禁外出，禁止使用真名，化名与家属通信，须经关东军司令部审查，其他部队的日本人不经批准，也进不去“中马城”。

背荫河村的老人毕超讲过一件事，一天傍晚，有个日本佐官带着10来个日本兵，想进“中马城”休息、吃饭，被哨兵挡了驾，佐官火了，要打哨兵，这时，从里面来了个翻译，和佐官说了几句话，那佐官立即带兵走开了。

“中马城”的秘密，当地百姓无人知晓，有人猜测它是一座“兵营”。毕超回忆说，1932年秋天，我们去刚建成的背荫河站看热闹，看见从拉林开来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大汽车，找村长逄凤到村东头查看地盘，说是要建“兵营”，也有人说它是一座监狱，背荫河村北有个拉林镇，镇上日军建有一座监狱，名为“小岛监狱”。

“中马城”竣工后，小岛监狱连同600名犯人迁移至此，有人发现了这一情况，猜测它是一座新建的监狱，因此，当时又称它“东满大狱”。即使在它成为废墟后，当地仍然有人认为它是一座监狱。据当地老人毕超回忆说，从“中马城”的遗迹看，院内有3座砖瓦房，偏西有两幢，构成拐把子型，房屋宽8米，长45米，两侧共有100多个房间，猜测可能是东满大狱。房东10米外的一座小砖房，猜测是弹药库。

“中马城”渐渐地引起附近村民的怀疑。夜深时，人们经常听到从“中马城”里传出来的微弱的惨叫声。夜幕下，村民间或看见从哈尔滨方向开来的蒙着苫布的大汽车。“中马城”里那座大烟囱时常冒着浓烟，散发出一股焦臭味，不时飘出一片片带布纹的飞灰。

在“中马城”成为废墟后，村民还在一个大烟囱的地基旁边挖出过骨灰和未烧透的碎衣片，村民们确信“中马城”的大烟囱是炼人炉，但不知道这里是细菌基地。

“中马城”的“囚车”是在夜里秘密进城的。

毕超经历过这样一件事：1934年夏季的一天深夜，大雨一直下个不停，外面公路上传来连续不断的汽车声，像是误车了。不一会，有人来敲毕超家的门，日本人带着翻译找他帮忙往外拽汽车。毕超来到公路上，见日本人已经找来10来个人和两匹马，一辆带铁篷汽车栽歪在路旁的沟里。日本人亲自动手把7米多长的绳套拴在汽车尾部，套上马，让人帮着拽。由于绳子长，人、马使不上劲，眼见天快亮了，车还是拽不上来。毕超他们建议缩短绳套，日本人就是不同意，实在没办法，日本人才勉强同意了。车拽上来之后，立即开往“中马城”。拽车时，毕超他们听见了车篷里人的“哼哼”声。

“中马城”的秘密是在“监狱暴动”后被揭开的。东北抗联领导人之一冯仲云根据暴动人王子扬的叙述，在《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史》中作了如下记载：

“中马城”监狱里关押的人是日伪当局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秘密运来的。监狱里伙食很好，主食是大米、白面，逢年过节，还给肉吃，给酒喝，只是都戴着手铐、脚镣，没有人身自由。奇怪的是，被提审的人多数回不来。监号里人减少后，又押来新的“犯人”。对此，日本看守蒙骗说，被提审的人都送到外面看病去了。为了打掩护，日本人还时不时地把“病”得奄奄一息的人提回来，押在牢房单间里。

时间不长，监狱里的人才知道了日本人的险恶用心：被提审的人都被秘密地押进地下室，分别绑在墙壁的铁钩子上，任穿着白大褂的日本人用粗大的针管在他们的动脉上抽血。日本人天天采血，那些失血过多、身体极度衰弱的人，有的被砍死，有的被注入毒药毒死。尸体全部拖进炼人炉火化，骨灰就地埋掉，火化炉在监狱西侧。“石井四郎的二哥石井刚男负责这里的工作，当时化名细谷。被实验致死的爱国者，由日本人将其尸体秘密运到这里进行火化，骨灰就地埋掉，不留下一点痕迹。”

至此，人们才明白“中马城”是731部队建立的细菌实验基地。

从1933年“中马城”建成后，石井四郎部队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东满大狱监押着1000多人，每天实验数量达数十人，边实验边补充“活体实验材料”，屠杀中国人民。

1985年，《每日朝闻》披露了远藤三郎的日记，他在侵华战争中一次视察背荫河时亲眼目睹了人体实验的情况。

他在日记中写道：

“(1933年)11月16日，星期四，晴朗。午前8点半，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到交通中队（日军对中马城的代称）内的实验场视察实验情况”，“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实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实验的分工，分别各用两名‘共匪’进行实验。使用炭酰氯在毒气室经过5分钟的实验，引起严重肺炎者，迄至昨日依然生存，而被注射15毫克氰酸化合物者，约20分钟后即失去知觉；对用2万伏高压电流进行多次实验仍未使其致死，最后注射毒液始将其杀死。第二个人，通过以5千伏高压电流反复实验，并未使其致死，最后连续通电流数分钟，始将其烧死”。

远藤三郎高度评价了石井四郎的暴行。此后，关东军司令部大力支持石井四郎，通过各地宪兵队向“中马城”大批输送“活体实验材料”。

日本宪兵队为保证“活体实验材料”的供应，除了从监狱里输送犯人外，还采用“圈街”的办法，到大街上去抓人，抗联老战士王子扬就是在“圈街”时被抓进监狱的。他回忆说，1933年中秋节前半个月，他和老李在哈尔滨的一条街上行走，突然发现日本宪兵、伪警察正在抓捕体力强壮的年轻人，他们40多个人不幸被抓上“囚车”，从香坊车站被押上火车，连夜送往背荫河。

在东满大狱里，王子扬的监号关押着40多人，整个监狱关押着千余人，监狱里不断有人被提审而回不来。王子扬发现情况异常，从难友口中得知日本人采血的秘密。为了生存，他和难友决定找机会越狱。9月30日，这一天是中秋节，晚上乌云密布，下着小雨，“中马城”的日本人大都饮酒作乐去了。

深夜，日本看守爪生荣二才醉醺醺地来牢房送饭，因为过节，还特意给了一瓶白酒。王子扬伺机站起接过菜桶，主动和看守搭话，并示意对面的老李。老李接过酒瓶，冷不丁向看守头上砸去，看守重重地倒在地上。王子扬趁机从看守腰上解开牢房钥匙，打开牢门，指挥难友越狱，向监狱东面逃去。

监狱里有几个体力衰弱的人无法逃走，高墙耸立，电网拦路，难友们几乎无路可行。正在十分危机之际，天赐良机，“中马城”突然停了电，抓住机会，王子扬迅速把难友带到墙下，搭起人梯，扒开电网，逾墙而过。老李帮着众人翻墙，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墙上的人拉他上去，可是他终因体力消耗过大，怎么也爬不上去。

这时，日本哨兵发现了情况，开始用机枪扫射，老李毅然转身向牢房走去，壮烈牺牲。20多名难友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剩下的10多个人，趁着黑夜向四下逃走。

当天夜晚，背荫河附近的村民都听见了从“中马城”里传出的刺耳的警报声和激烈的枪声。第二天，人们听说“中马城”有30多人越狱，跑出来18人。

越狱的18人中有3人跑到八家子屯，他们不幸被伪自卫团抓了去。伪自卫团团总吴连元枪杀了抗联战士杨志俭，并残忍地割下他的头挂在树上示众，剩下的2人被送回“中马城”。

有3人体力不支，饥饿寒冷，死在雨夜中。有5人跑到新发屯，5人跑到程家岗屯，2人跑到阎家洼子屯。他们12人被当地村民所救，在抗联交通员的引导下，随王子扬投奔了抗联。后来，王子扬担任了抗联三军三师师长职务，在木兰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关于“中马城”的越狱事件，当地居民讲述了当时营救12个人的经过。

程家岗屯吴会民说：

“那天夜晚，我和哥哥吴化民护地回家暖和一会儿。忽然有人敲门用山东口音说‘老乡，请帮帮忙，我们是从中马城跑出来的'。我和哥哥打开了门，看见5个戴脚镣子的人，我俩把他们带到村东头的黄泥坑里，用斧子砸坏他们的脚镣。当我俩砸第4副时，发现村西头手电筒乱晃，知道日本人进村了，我们赶紧剁开最后一副脚镣，让他们往蛤蟆塘那边跑去了。”

新发屯81岁的李宪章说，当年住在阎家洼子的大舅哥段子君帮助两个越狱人砸开脚镣子，指引他俩跑到东山里去了。段子君知道情况，可惜他已不在人世。

新发屯74岁的老人付连举已半身不遂，吐字不清，在他儿子的“翻译”下，老人讲述了当年的情况。

他说：

“那年秋季的一天夜里，下着毛毛雨，有人敲门。我哥哥付连科开门一看有5人，都是三四十岁，光头，上身穿对襟的灰色小褂，下身穿着青色裤子，戴着脚镣，病恹恹的。他们说是从中马城跑出来的，要我们帮着把脚镣子砸开。哥哥让我找来三把小斧子，我们走到门外僻静处，我扶着垫在脚镣子下边的斧头，哥哥一手扶正斧刃，一手用斧头砸。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将5副脚镣子砸开，接着把脚镣子都扔进我家旁边的一口井里。日本宪兵追来时，那5人在我家喝完大楂子粥，已经奔往东山里去了。”

对“中马城”的越狱事件，曾在“中马城”做过工的萩原英夫（石井四郎的亲属）供认：

“爪声荣二，我的舅父，从1933年起在五常研究所做石井部队特别班（活人实验所）的看守。被收容者逃跑时，他的头部被打伤，留下伤疤，变成秃头。”

爪生荣二回日本后不久，再次被雇用，直至战败。

“中马城”越狱后，抗联第三军主动配合，派交通员接应王子扬等12人加入了抗联。

1934年夏季的一天，“中马城”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原因不明，一说是日本人操作不慎引起爆炸；一说是抗联炸毁了日本的弹药库。事故发生后，中马大尉追查过责任，致使日本警备队两个班发生流血冲突。

接二连二发生事故，沉重地打击了石井四郎。石井四郎部队加强了警戒，一方面在“中马城”外围实行“并屯政策”，严密控制中国人；一方面继续进行细菌实验活动。1933年11月16日，远藤三郎一行还视察了细菌工厂。同时，石井四郎感到把细菌实验场建在抗联游击区是错误的选择，他确信“中马城”的秘密已暴露无疑。加上抗联第三军不断袭扰，促使石井四郎对“中马城”做出迁移的决定。

1933年12月27日夜，石井四郎用电话向远藤三郎通报“细菌实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

12月28日，远藤三郎和石井四郎视察了“中马城”。中马大尉、太田澄大尉、石井的二哥细谷刚男少尉前来迎接。视察监狱时，石井四郎大发雷霆，严厉训斥了中马和细谷。

由没有直接责任的太田澄作了汇报，听取汇报后，远藤三郎和石井四郎还做出了“必须排除障碍，继续迈进”的决定。此时，石井四郎对迁移“中马城”的想法丝毫没有透露。

远藤三郎的日记记载了这次视察活动，日记中写道：

“12月28日，星期六，晴。昨日深夜，石井军医打来电话，说是细菌实验准备工作受到重大挫折。为了进行实情调查，决定今天上午前九时半，从长春出发去哈尔滨。我和石井军医正同乘一辆车赶赴拉林（背荫河)视察设备情况，并听取关于发生事故的实际情况说明，做出必须排除障碍，继续迈进的决定之后，于午后三时返回（长春）部队。”

1934年，“中马城”武器弹药库爆炸后，石井四郎以“失火”为由，将“中马城”转移的报告递交日本陆军大本营，并得到批准。不久，“中马城”陆续迁移，拆除设备，运往哈尔滨。一部分人员转移到哈尔滨，另一部分回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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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