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对他的生平和思想又有了更多了解，对他的思想和作风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陈云同志信念坚定、坚持原则、求真务实、关心群众、酷爱学习、深谋远虑、公私分明、淡泊名利，这八个方面的作风，是笔者在他身边工作的切身感受。本文既是笔者为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而作，也是

作者：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 0 2 5 年第2期。

[摘要]笔者在陈云身边工作时，亲眼目睹了他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殚精竭虑，亲耳聆听到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真知灼见，亲身感受到

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待人处事的高风亮节。通过主持编写《陈云年谱》，

[关键词]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优良作风；伟大事业

陈云同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陈云同志的一生，经历了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是伟大、光荣的一生。

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

在20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以上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从1981年至1985年，我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那几年，正是党的基本路线趋于完备、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的新时期，也是陈云同志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通过在他身边工作，我亲眼目睹了他为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殚精竭虑，亲耳聆听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真知灼见，亲身感受到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待人处事的高风亮节。后来，通过主持编写《陈云年谱》，我对他的生平和思想有了更多了解，对他的思想和作风也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信念坚定

陈云同志出身江苏青浦县（现属上海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丧父，四岁丧母，由舅舅、舅妈抚养。高小毕业后，年仅14岁的他，为了不加重家中负担，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由人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当了一名文具仪器柜台的学徒。

1925年，陈云同志学徒期满，转入虹口书店当店员，月薪9元。那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他在同事介绍下，开始涉足政治，先是加入国民党，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在后来的自传中，他写道：“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

1925年8月中旬，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罢工行列，陈云同志先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后来又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的联合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鉴于他在罢工运动中的表现，商务印书馆早期共产党人董亦湘、恽雨棠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自传中回忆自己的入党动机时写道：“当时之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入党时有个很重要的条件把三民主义看了，把列宁主义概论和马克思主义浅说都详细地看了……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那年，他20岁。从此直至逝世，在长达70年革命生涯中，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而且越来越坚定。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就说过：“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陈云同志在延安时代也说过：“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 历史证明，陈云同志正是像毛主席和他自己所说的那种既反对脱离实际、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反对只顾眼前任务而忘记甚至抛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是既为党的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又心中始终悬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一次，我向陈云同志反映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今后要少讲的看法，他听后毫不迟疑地说了一句：“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我对他反应之迅速、表达之准确十分感佩。他的这句话首先肯定了共产主义是“遥遥”的，要实现的确还很遥远，这就与那种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划清了界限；其次将“无期”两字改为“有期”，仅改一个字，又与“共产主义渺茫论”划清了界限，因为如果是“遥遥无期”，那搞革命、成立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岂不都徒劳无益？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当时，我还听说海外有人建议我们党改名，党内也有人认为既然改革开放要吸引外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再叫“共产党”，会引起人家疑虑，不如改叫“劳动党”“工人党”为好。我向他汇报工作时谈起这件事，他当即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出过让共产党改名，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我看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他说的延安时期，指的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引的毛主席的话显然是一句带有讽刺意味的反话。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我们党在每个特定时期都有自己的具体任务，但绝不能为了执行特定时期的具体任务而改变党的远大目标。

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我说，小平同志要在大会上讲话，希望陈云同志也能讲一讲。我向陈云同志汇报后，他要我先起草个发言稿，并交代我要强调一下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当时，他从简报上看到，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给伙食补贴之外，还要发误工费，甚至有的党员不给钱就不去开会。他说：“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那时，有些人出国考察，看见发达国家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回来后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他对此十分重视，嘱咐我在发言稿里要写上：对于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且经过教育不改的人，要调动工作；还要我在最后写上：“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并且亲笔加了一句，“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

还有几件事，是我离开陈云同志办公室后发生的。那时，有关改革开放一系列相应法规、制度一时跟不上，加上党内出现了只注意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鼓吹“一切向钱看”的谬论，造成一部分人钻改革开放的空子，种种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以至引诱妇女卖淫的丑事坏事都出现了。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发表了一篇书面讲话，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高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他号召：“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各级纪委必须按此原则办事，否则就是失职。”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有人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有了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这种观点引起陈云同志高度警觉。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他同一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尖锐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非常有害的。他在历述191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主要史实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过了8天，邓小平同志在同李政道先生谈话中也讲了类似看法：“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后来，他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帝国主义本质有这种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才会做到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也正是由于他们有这样的坚定信念，我们党才会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的情况下，始终岿然不动，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不仅表现于他的理性分析与思考中，而且表现于他的感情层面。他在很多干部群众的心目中，是以头脑冷静、作风稳健、办事严谨而著称，似乎不大动感情。不错，他的确有很强的意志力，很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在和他的接触中也发现，他既是冷静、稳健、严谨的，也是感情丰富、深沉、细腻的。长期革命斗争的磨练，特别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斗争的考验，使他原本就很稳重的性格更增添了谨慎的成分，但他内心的炽热情感有时仍不免流露甚至爆发出来。比如，他在同我谈早期革命经历时，就提到过“两次大哭”和“一次大喊”。

第一次大哭，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那时，“立三路线”正在党内处于统治地位，要求制造革命高潮，不断发动工人搞政治罢工，而且每次罢工都要闹到罢工工人被资方开除为止，叫做“要把工罢到底”。当时，陈云同志担任江苏省委常委，有一次，省委认为上海邮电工会的工人领袖陆宗士提出主动复工的意见是右倾表现，要开除他的党籍。陈云同志对我说，陆宗士过去曾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彼此很熟悉，因此，对组织上那样处理他，感情上接受不了，大哭了一场。后来，陈云同志在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后，针对上海《时事日报》社职工罢工中与资方僵持的局面，提出主动复工的建议，得到张闻天、刘少奇（当时，张闻天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笔者注）的赞成。他告诉我，少奇同志在会上说，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第一次主动退却。

第二次大哭，是陈云同志1936年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时，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派遣，去新疆迎接西路军期间。1936年8月，中央为打通国际路线，以便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的军事物资，制定了夺取宁夏战役计划，并于10月份派出一部分红军部队西渡黄河，准备去中蒙边界一带迎取援助物资。由于受到国民党军队堵截，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鉴于苏联政府决定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把援助物资送到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地方，过河部队遂组成西路军，改向新疆方向前进。然而，在陈云同志率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由莫斯科出发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途中，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苏联领导人出于自身反法西斯战略的考虑，认为扣留蒋介石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通过张学良搞的鬼，会使中国牵制日军、防止其进攻苏联的作用受到削弱，从而产生对我们党与张学良搞统一战线的不满，表示原先答应给中国红军的物资不再给了。陈云同志对我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了一场。这是因为，那时西路军2万人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向新疆走，如果苏联方面改变当初承诺，这支部队千辛万苦到新疆就失去了意义，更不要说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苏联领导人改变了态度，表示援助中国红军的军事物资还是要给，让西路军继续西进。但这一停一走，使西路军贻误了战机，被马步芳的骑兵包围，加上当地民族矛盾严重，红军得不到后勤支援，结果除少部分突围、徒步走到新疆外，大部壮烈牺牲或受伤、被俘。

陈云同志所说的大喊，是他在1933年1月由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的途中。此前，临时中央政治局鉴于上海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决定将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周恩来、张闻天分两批先走，陈云与博古作为最后一批撤离。他们由上海出发，乘船经香港到广东汕头，再由汕头乘火车至潮州，换乘货轮至粤北的大埔，与中央苏区派来接应的武装交通队会合，由他们护送，进入福建境内，再穿越闽南的游击区，进入中央苏区政权管辖的闽西地区，最后到达瑞金。陈云同志对我说，他多次问护送的同志到没到苏区，直到有一天说已经到苏区了，于是，他躺在雪地上（闽西地区的冬天有时下雪——笔者注），面朝天空大喊了三声“共产党万岁！”我明白，这是因为他过去长期处在白区，一天到晚要隐蔽自己的身份，实在太憋气，现在终于到了“家”，可以放心大胆地抒发感情了。

在同陈云同志接触中，我感到他重感情的特点尤其表现在对革命烈士的怀念上。我到他那里工作后，看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出来的他在1977年9月审查《中共党史陈列》时的谈话记录稿，其中谈到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他是这样说的：“‘八七’会议后，党号召党员积极分子参加农村暴动。当时凡是积极分子都参加了，不是积极分子的就退党了。暴动中有很多人牺牲了，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名气。他们虽然是在盲动主义路线下参加农村暴动的，但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而英勇牺牲的，被敌人枪杀时还高呼革命口号。……错误是中央领导机关犯的，牺牲的人没有责任，而且，暴动也不都是瞿秋白盲动主义。”后来，他和我谈起这件事，深情地说：那些同志牺牲时大部分都很年轻，还没有后代，因为如果有后代，他们在全国解放后是会来找我们的。

1984年的一天，陈云同志同我谈起一位名叫应修人的烈士。他说应修人是位作家，也是一位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原名叫应麟德。20世纪20年代初，应麟德在上海创办了一个通讯图书馆，用这种方式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陈云同志经人介绍，也去过那个图书馆借书，并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应麟德在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时，因为叛徒告密，被敌人找到住的地方，坠楼牺牲。陈云同志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位老编辑叫楼适夷，当年既参加过上海通讯图书馆活动，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对应修人比较了解，可以请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并要我约他来谈一次。我通过关系了解到他已调至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是联系上他，接他到中南海，与陈云同志见了面。不久，他将文章写好，经陈云同志亲自审阅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题为《修人，不朽的一生》。

翁泽生烈士是台湾省人，20世纪30年代初曾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1933年被上海英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引渡给台湾的日本殖民当局，在狱中受尽折磨，保外就医后死去。“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陷为叛徒，并被取消了烈士称号。粉碎“四人帮”后，其子写信申诉。在陈云、廖承志过问下，中央有关部门复查了他的历史档案，恢复了他的烈士名誉。1984年，全国台联写出了翁泽生烈士的传记稿，送给陈云同志审阅。陈云同志看过稿子后，要我约时任全国台联会长的林丽韫和翁泽生的儿子到他住所，向他们深情回忆了翁泽生烈士的事迹，勉励翁泽生儿子要继承父亲遗志，努力工作。

宗益寿、宗益茂兄弟是20世纪20年代的老党员，1932年经中央特科批准，在上海登报声明“脱离共党”，并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后来，他们因解救被捕同志而暴露身份，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牺牲。“文化大革命”中，宗氏兄弟的烈士称号被取消。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的子女写信，请陈云同志证明他们的历史。陈云同志立即写出证明材料，称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党员，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提出，要把这个材料存入他们子女的档案，并抄送他们老家的县委。

1983年夏天，中共四川仪陇县委给陈云同志来信，说他们县有一位叫席懋昭的人，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敌人杀害，但没有追认为烈士，从他生前自述看，曾在红军长征时担负过护送陈云同志出川的任务，问陈云同志是否有这件事。陈云同志看过信后对我说，红军过泸定桥后，中央决定他回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他在天全县的灵关殿化装成为国民党军队采办军需的商人，由当地做小学校长的一位地下党员护送，逆着国民党追兵，经雅安到成都、重庆，然后乘船去上海，那位同志就回去了。以后，他在延安还见到过他，但名字忘记了。陈云同志让我给仪陇县委回信，问席懋昭是否做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如果做过，那席就是护送他出川的那位同志。信发出一个多月不见回音，陈云同志要我直接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一下仪陇县委查询的结果。又过了一个多月，四川省委组织部回信，说经查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到1935年确实当过灵关村（今名）小学校长，并附上席懋昭情况简介，请陈云同志写一份证明材料。陈云同志为慎重起见，又让他们找一张席懋昭照片寄给他看看。当他看到照片后对我说：没有错，护送我的就是这个人。于是，他口授了一个证明材料，证明席懋昭就是当年护送他到成都、重庆的地下党员，并指出：应肯定席为革命烈士，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我把材料写好后，他在上面签了字。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根据陈云同志的证明材料，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根据他生前护送陈云同志出川所作的贡献，追记大功一次。

在我的印象里，烈士在陈云同志的心目中始终占有很重的分量，用今天的话说，叫做有强烈的“烈士情结”。每当我们党处于重要关头或遇到困难时，我发现他总要提到牺牲的烈士。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涉及一名高级干部，中央纪委处理时阻力很大。陈云同志知道后，亲自出面做工作。记得一天已经很晚了，他让我通过中南海总机找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接通后，他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群众交待。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我已不在陈云同志那里工作，但从报上看到，他在5月26日召开的中顾委常委会议上又一次提到烈士。他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

有一件小事，也很能反映陈云同志的“烈士情结”。那是1985年整党期间，我拿着他的党员登记表送给他签字。他指着入党介绍人一栏中的“恽羽棠”说，恽羽棠是和何梦雄他们一起被敌人杀害的。随后，他神情凝重地讲：“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千万人，绝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些牺牲的同志，有名有姓的我就知道好几个。比如，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有一个警卫班。四保临江时，部队伤亡很大，我那个警卫班除了留下3个人外，其他人都被抽调到前线。凡是上前线的同志，后来都牺牲了，因为他们如果活着，是一定会回来看我的。这些话，我在全国解放后经常讲。”后来，我听他在东北工作时期的老秘书说，当年陈云警卫班的两个班长都是长征过来的老红军，一个是四川人，叫王福昌；另一个是广西人，叫李明金。

陈云同志对烈士的深情怀念，还表现在他对烈士子女的关心上。我早就听说，陈云同志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对烈士后代十分关照，不仅指示各地的地下党组织把他们送到延安，而且常常邀请他们去自己和中组部的窖洞过周末和节假日。他还通过组织，选送过许多烈士遗孤去苏联学习。这批人中有一位是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后来我在编辑《缅怀陈云》一书中得知，陈云同志在欢送他们时，还把自己唯一一件值钱的瑞士怀表送给了他。

陈云同志平时不大喜欢参加庆典、集会一类活动，尤其步入晚年后，能不去的都不去。但逢年过节，有关部门从宣传报道的角度考虑，希望每位中央领导同志都能公开露一下面。1983年春节前，有关部门又打来电话，问陈云同志准备参加什么活动。我向他请示，他说，那就请几位烈士子女来做客吧。经过联系，春节那天来的有瞿秋白、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张太雷、郭亮、刘伯坚等烈士的子女。陈云同志事先要我草拟了一个讲稿，发新闻时用。他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他们都是建党初期的党员，是我的老前辈，有的还直接领导过我。我们的新中国是他们和千千万万个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没有忘记他们、也不会忘记他们。他勉励大家要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在各自工作岗位上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烈士子女当时大部分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但陈云同志还是像对待孩子一样，在会见结束时，坚持要求他们把桌上摆的糖果都装走。其中有几位过去在延安生活过的烈士子女说，当年到陈伯伯家做客，他也是要我们把桌上好吃的东西“一扫而光”。

陈云同志的“烈士情结”，从他晚年的题字题词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自从他1983年恢复写大字以来，经我手与纪念烈士有关的题字题词就有不少。之后我通过编写《陈云年谱》，又看到不少他为烈士故居、陵园、纪念馆、纪念碑和图书的题字题词。比如，李大钊的故居，南京雨花台和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陵园等。另外，他还为《红岩英烈》等书籍题写过书名。在我记忆里，凡是遇到与纪念烈士有关的题字请求，可以说他有求必应。

二、坚持原则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必须具备牺牲精神。这种牺牲包括在对敌斗争中流血、掉脑袋，也包括因坚持原则而在革命队伍内部遭受冤屈、打击。因此，做一个共产党员既要有勇气同敌人作殊死斗争，也要有勇气抵制党内各种错误观点和行为。陈云同志一向提倡共产党员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抵制不正确的意见，哪怕这种意见来自上边或者一时居于上风。他最欣赏在原则问题上“能顶”错误倾向的干部，称赞这种人“头上长角”“头皮硬”；最瞧不起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把这种人称之为“风派”。

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前，陈云同志一边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的征求意见稿，一边不时让我把他对稿子的意见转告给起草组。有一次，他对我说：“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我把他的意见整理成文字送他审阅后，转送给起草组负责同志。后来，党的十二大报告吸收了他的这个意见，写道：“现在，在不少组织中，纪律松弛，是非不分，赏罚不明，该批评的不敢批评，该处分的不敢处分，是相当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过去就有，经过十年内乱更为严重，目前在有的地方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

陈云同志倡导干部要勇于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他自己首先做到。1959年4月，毛主席就陈云同志曾向他当面表示钢铁生产指标太高、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讲话中特别指出：在“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这里说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在“反冒进”时的所谓“错误”。历史已经证明，那时“犯错误”的并不是陈云，但说陈云“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

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岗位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同志所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他讲话他不肯讲的事，他过去曾对我说起过。他说，他和毛主席在国民经济有困难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困难的原因及困难的程度上，看法不一致。因此，毛主席要他在大会上讲话，他考虑，如果讲违心的话，他不愿意；如果讲实话，会把分歧暴露出来，不利于团结。对于这件事，他后来在1988年一次谈话中是这么说的：“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不过，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他先在参加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讲了一篇关于怎样使认识更正确些的讲话，提出“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号召领导干部要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然后，又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俗称“西楼会议”）和周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上，敞开讲了对当时困难情况的估计、原因分析和解决办法，并在刘、周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下，重新担任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一职，作出了关于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

陈云同志说他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也是顶的，这里说的“顶”，是指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那次会议开始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对平反冤假错案设置了一个界限，即只能讲“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对“文化大革命”前的不要涉及。但陈云同志在发言中讲的彭德怀问题，是1959年发生的，超出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篇发言突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框框，引起与会代表强烈而广泛的共鸣，促使会议开成一个生动活泼、畅所欲言的民主的大会，为最终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造了条件。

讲到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能不说在此之前的另一次会议，即1977年3月召开的“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那次会上，陈云同志也是顶“两个凡是”的。他曾对我说起过，会前他准备了一个书面发言稿，只说了两个意见，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小平同志尽早恢复工作。为慎重起见，他事先还约了几位领导同志碰面，研究他的发言，并商定在会上一齐发声。但会议开始后，那位中央主要负责人向与会者打招呼，要求不要提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的事。有的同志听了这个招呼就不讲了，但陈云和王震同志在小组会上照讲不误。事后，简报组要求他按照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他一口回绝。他说，如果要大家都按照领导的口径讲，那把他的讲话反复印就行，何必还让大家发言呢。那位主要负责人为此当晚亲自去了一趟陈云同志家做说服工作，谈了一个小时，陈云同志始终未松口，表示这个发言你们要登就登，要不登就不登，我一个字不改。结果，他的发言居然没给登简报，用一些老同志的话讲，叫“开了天窗”。我后来数了一下，那篇书面发言连同标点符号总共只有208个字，如果把所谓“敏感”的话删去，也实在剩不下什么了。不过，发言虽然没登简报，内容早已不胫而走，促使那位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结束时讲了一句：“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陈云同志在小组会发言中表示：“适当时机我赞成。”

陈云同志所说的不同意对江青判死刑的事，发生在我到他那里工作之前。我到任后，碰上江青等人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到期。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让我和列席会议的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四位中央常委的秘书，回去问问几位老人家怎么办？我回去请示陈云同志，他说，只要不杀，怎么办都行。后来，中央决定对他们实行保外就医。另外，我刚到陈云同志那里工作不久，正赶上第五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召开，涉及对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有涉连的人的处理问题。当时，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鉴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强烈要求对与他们有牵连的人，也要从重处理。但陈云同志认为，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场政治斗争，对于这场斗争必须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处理，使我们党今后“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他将自己的考虑写成书面意见，并让我也参与斟酌文字。另外，他还提出，对于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人物除不动用死刑外，还应当根据他们的历史，区别对待。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几位主犯大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战功，处理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给予适当照顾。这个意见经过中央研究，也得到落实。1981年，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保外就医，报告提到拟将李作鹏安置在陕西西安。陈云同志批示：李有心脏病，西安海拔高，宜安排低些的地方。后来，组织上把他的安置地改到山西太原。

一个人上了年纪，尤其到晚年，往往锐气会越来越少，暮气会越来越多。然而，这个规律在陈云同志身上不发生作用。我做他的秘书时，他已是近80岁的老人，坚持原则的精神依旧不减当年。借用唐朝诗人王勃的诗句形容，借用唐朝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名句形容，可谓“老当益壮，不坠青云之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大批老干部恢复了工作，但同时带来干部老化的问题。对于干部要年轻化，大家都是赞成的，但存在两个分歧：一是紧迫感不强，主张一个一个选拔；二是对“三种人”不以为然，提出采取“俱往矣”的态度，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说不清，已经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不必再深究。对此，陈云同志一方面主张要增强紧迫感，要成千上万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有些可以先放在领导助理的岗位上，给他们压担子，加快他们的成长；另一方面，对于“三种人”绝不能搞“俱往矣”，而要“俱在矣”。他指出：“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

1981年5月，陈云同志在杭州休养，亲笔写了一份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意见书，共12条，分送胡耀邦和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看后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于是，陈云同志回到北京，委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抽人组成调研组，邀请中央组织部和军队总政治部有关同志开了两个座谈会，专门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我当时还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也被抽调去参加这个调研组和两个座谈会，会后形成一个纪要。陈云同志本来建议把中青年干部问题列入当时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议题，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列入，改为会后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留下来，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三天会，专门讨论陈云同志写的关于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意见书和关于老干部离退休问题的座谈会纪要。

我作为调研组成员也列席了那个会，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和陈云同志的讲话。陈云同志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抓紧培养和提拔成千上万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说现在省部一级领导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干部，不少还是70多岁的，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数是50岁左右的，对此，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拖下去，等到老干部病倒了病死了，再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理想的人到领导工作岗位上来；一种是立即主动地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把他们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他以美国卡特政府和里根政府办公室主任分别为32岁和40岁为例，说明我们提拔中青年干部，不仅要提50多岁的，还要提40岁上下的，以保证我们的干部队伍能稳定有序地新老交替。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去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提得好，我不但双手赞成，双脚也赞成。说到这里，他还做了一个把两条腿也抬起来的动作，引得全场一片笑声。在那次讲话中，他情真意切地说道：原来我们的手脚还是小了一点。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问题，陈云同志认为这些人也很年轻，很多也有知识、有专业，但他们又很会看风向，可以变得很快，如果不掌握政治标准，不严格考察历史表现，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很可能让这些人混进来。因此，从一开始他就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党的十二大前夕，陈云同志向我交代，他在大会发言时别的都不讲，就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那篇发言稿总共21个自然段，2000多字，但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却被12次掌声打断。可见，他的意见切中了当时的要害，反映了全党的心声。

前面提到，陈云同志最欣赏坚持原则的干部，最瞧不起看风使舵的“风派”人物。他在干部选拔标准上不仅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而且提出要以德为主，其中“德”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在党的十二大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他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出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干部问题。他强调，“选拔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他在这里所针对的，正是我们党过去被看风使舵的假马克思主义笔杆子所骗的历史教训。他接着说：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是胡乔木同志参与起草和执笔的，“找胡乔木这样的人不容易。拿笔杆子的人，能写文章的人，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写到这里，想起有一位被陈云同志称作“风派”的高级干部。此人在“大跃进”时期就是所谓“促进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早被造反派结合进省革命委员会，粉碎“四人帮”后又搞“大树特树”的新“个人崇拜”，改革开放后提出要把全省都变成特区，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竟私自出走国外，与反共分子混在一起，终于被开除党籍。[ 《中顾委中纪委决定撤销许家屯委员职务开除其党籍》，《人民日报》1991年3月4日第1版。]就是这么个人，在境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其中写到1984年他来北京开会，我给他打电话，说陈云同志要见他，还称陈云同志见到他后向他鞠躬，说当年的争论，他是对的云云。我看后感到既气愤又好笑，因为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实际情况是，1984年的一天，此人用保密电话打到我办公室，说他来北京开会，希望能拜访陈云同志。我向陈云同志汇报，陈云同志说此人是“风派”，不见了。我于是给他回话，婉言谢绝。过了两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说又考虑了一下，“大跃进”时期，在种双季稻还是单季稻的问题上和此人有过争论，既然他提出要见，不见一下显得不好。于是，我又给此人打电话，约他来见。见面时，陈云同志从沙发上起来，由于年纪大，起身时弯着腰，没想到，此人居然把这称作向他鞠躬，真不知道脸皮要厚到什么程度，才能说出这种话来。

前文还提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给国家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案子，中央纪委在办理中阻力很大。为此，陈云同志除亲自给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还要我转告中央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如果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后来，这个处分决定经过折中，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通过了，但党内反响很强烈，认为处理太轻。他在一位老同志的来信上批示：不能怕涉及此案的负责同志躺倒不干，要讲党性，“谁要躺倒，就让他躺吧”。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纪委终于作出对此案重新处理的决定，并在报上公布。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前一天送给他的中央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时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笔者注），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当时的几位中央常委，上面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同志阅后均表示同意，小平同志还在陈云同志的批语中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由于小平同志的字迹和陈云同志的有些像，《陈云文选》编辑组误把这八个字也当成陈云同志写的——笔者注）。六天后，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常委关于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批示精神，决定立即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军队系统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派中央负责同志前往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沿海沿边省份予以督导，并向全国各地发出《中央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就此开始。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纪委在一份关于传达学习《中央紧急通知》过程中若干思想情况的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陈云同志看到后，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后来，他把一份香港报纸上的有关评论批转给黄克诚（时任中央纪委第二书记——笔者注）、王鹤寿同志，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那时，有的同志担心开展这场斗争会影响改革开放，陈云同志听到后对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陈云同志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并要我也注意。我看他讲完转身走到门口，又加了一句，让我的爱人也要注意。

党的十二大召开之后的一天，陈云同志把我叫去说，会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央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他让我转告中央纪委负责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常委会上。总之，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领导和督促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仅开展严打的第一年，被判刑的就有3万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如汕头一位地委级干部还被判了死刑，从而起到震慑少数以权谋私分子、遏制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蔓延势头、保证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

在1983年秋天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他让我问问中组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剩下多少党员，以便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斗争中受处理的党员人数做对比。在全会发言中，他痛心疾首地说道：“从打击经济领域犯罪以来，中纪委统计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看，开除党籍的有九千多人，受党纪处分的有一万八千多人，两者合计二万七千多人，比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全国党员总数还要多一倍多。”

陈云同志要求做纪检工作的同志坚持原则，敢于碰硬，自己率先垂范。那时，有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以“自费”为名出国留学，实际上是外商资助。有关反映送到陈云同志这里，他总是亲自出面，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指出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不要让孩子出去，出去的也要叫回来。

后来，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编辑《陈云论党的建设》一书，还了解到一件事，也很能说明陈云同志是非分明、不怕得罪人的风格。那是1986年，中央纪委反映中央有的部门违反规定，给领导干部购买高级小轿车。陈云同志将简报批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指出：自己有车，还向下属单位要新的高级车，这样的事，在高级干部中，可能不仅这几位同志。“中央要求，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凡是别人（或单位）送的和个人调换的汽车（行政机关配备的不算），不论是谁，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他还建议将自己的这个意见发给在京中委、中顾委、中央纪委成员和党政军各部委，以便监督执行。

陈云同志坚持原则的作风，还体现在他对冤假错案问题的主持公道。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投敌，中央调整了特别工作委员会，指派陈云担任中央特科负责人。当时，调入中央特科的人中有潘汉年同志。后来，潘汉年在敌人心脏长期战斗，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作出了特殊贡献。全国解放后，他被当作叛徒、内奸遭到错捕错判。对于此案，陈云同志一直有怀疑，认为如果潘汉年真的叛变投敌，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势必会被破坏，然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被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兼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他委托当年与潘汉年一起在上海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刘晓同志，收集有关潘案的材料，为复查做准备。1979年，陈云同志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为防不测，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事交待。他别的事没说，只说了潘汉年案要平反，并就此案重新审查问题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短信。手术后，他又指示公安部整理了一份关于“潘案”处理过程的材料，然后给几位中央常委写信，说公安部的“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中央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建议，着手对“潘案”进行复查。

1981年冬天，陈云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原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的代表，让我随他一起去。我亲耳听到他在讲话中说：“对潘汉年案件，中央纪委正在平反，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1982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随后，陈云同志致信同潘汉年在中央特科、香港工委、上海市委都共过事的夏衍同志，请他写一篇纪念潘的文章。夏衍同志欣然命笔，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就在陈云同志为潘汉年案复查平反而努力的同时，李先念同志又向陈云同志反映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并说小平同志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长期以来，西路军的失败一直被说成是张国焘路线的破产，使许多参加过西路军的同志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也使2万多牺牲红军将士的英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前文讲到，陈云同志当年率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前往新疆迎接西路军，以及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他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在同李先念同志谈话时说：西路军西过黄河是党中央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还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七十七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当年红军西渡黄河前并无西路军的称谓，陈云同志这样称呼，实际是指红军过河这件事——笔者注）在他的支持下，李先念同志通过中央有关部门收集了有关西路军问题的一批历史电报，并写了一份说明。陈云同志看后要我转告李先念办公室：“送来的29份电报已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同时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随后，他在李先念正式上报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明及附件上批示：赞成把这些文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邓小平阅后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至此，这一牵涉几万红军将士政治生命的历史问题，终于有了公正的结论。他这种为蒙冤受屈同志仗义执言的做法，绝不是感情用事，而是建立在党性和事实基础之上，是阶级感情与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统一。

当年，财经战线的干部中流传陈云同志的四句话，叫做“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今后检讨”。这四句话是说给综合部门干部的，也是说给他自己的。在计划经济年代，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人往往要为自己那个地区那个部门争项目、争投资，有的领导人也总希望把产值、利润尽可能搞高一点，发展速度尽可能搞快一点，但财力、物力、动力、运力就那么多，不可能满足各方面需求。因此，计委、财政部、物资部、商业部、粮食部、银行等综合部门自然成为矛盾的焦点，压力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是屈服压力，勉强答应那些做不到或一时虽然能做到、但从全局和长远看并不利的要求呢，还是顶住压力、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办事呢？这对于综合部门的干部，尤其是领导综合部门的陈云同志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20世纪60年代，面对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各方面看法很不一致。有的人认为困难只是局部的，而且并不严重，形势仍然一片大好。陈云同志则认为，农民吃得好、鸡鸭成群的地方有，但是是极少数，多数地方粮食不够吃。人们肚子里缺油水、身上缺衣着，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等条件都比过去差；另外，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钞票超发、通货膨胀，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因此，他主张大刀阔斧地压缩基建规模和城市人口，千方百计回笼货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增加农业产量。他的意见得到中央支持，使经济得以迅速好转。

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经济重大比例失调和“洋跃进”，陈云同志力主第二次经济调整。开始时，阻力相当大，许多地方和工业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不通，认为“资金不足可以借外债，发票子”“有点通货膨胀不可怕”“调整是多此一举，会耽误建设时间”。由于认识不统一，1979年和1980年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外贸逆差20亿美元，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上涨。他再次顶住压力，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说：“要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财贸；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他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如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对外债要分析”，自由外汇“贷款数量很少”，而买方贷款“每年能够使用多少……决定于我们使用它时，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爆炸’”。在陈云同志推动和邓小平同志支持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并很快取得效果，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宽松的环境。

然而，情况稍有好转，一些同志单纯追求产值、速度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以实现党中央关于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为由，提出要“提前翻两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陈云同志敏锐觉察到这个苗头，要我转告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在报告稿中要把20世纪的最后20年分成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为后10年的振兴创造条件。起草组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得到党中央批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事后对我说：“陈云同志的这个建议非常高明，一下子解决了当时一些人头脑又发热、要求提前翻两番的问题。”

党的十二大之后，陈云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时，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要求突破计划上项目的情况，再次指出：要分清前10年和后10年，要抓住这两个10年的区别。前10年是打基础的，要把各种关系理顺，不能搞快了。“今后各地要求开口子，计委要顶住。”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上海代表团要求派代表看望陈云同志。我按照他的要求，在此前几次讲话内容基础上，起草了一个座谈时用的讲稿。他指出：只要前10年把各方面关系理顺，由中央适当集中一笔资源，加强能源、交通运输和科学、教育等薄弱环节。保证重点项目的建设，“后10年的发展速度就可以搞得快一些，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就可以实现。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