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大疆和影石这两家深圳企业在9月中旬接连收到美国德州东区地方法院的传票时，一个被全球科技界讳莫如深的“专利猎杀游戏”再次浮出水面。这不是偶然的商业纠纷，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围猎——原告既非同行竞品，也非技术创新者，而是手握“死亡专利”的资本猎手。Cellspin
当大疆和影石这两家深圳企业在9月中旬接连收到美国德州东区地方法院的传票时，一个被全球科技界讳莫如深的“专利猎杀游戏”再次浮出水面。这不是偶然的商业纠纷，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围猎——原告既非同行竞品，也非技术创新者，而是手握“死亡专利”的资本猎手。Cellspin Soft和Monument Peak Ventures（MPV）这两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像蛰伏的鳄鱼突然亮出獠牙，目标直指中国最具活力的科技出海企业。更令人心惊的是，它们手中的“武器”并非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而是来自破产企业的“遗产专利”和法律制度的灰色地带。这场战争的本质，早已不是技术竞争，而是资本与规则的合谋。
翻开大疆和影石的起诉书，两个细节格外刺眼：案件均由美国德州东区地方法院受理，原告均为非执业实体（NPE）——也就是俗称的“专利蟑螂”。这绝非巧合，而是NPE经过精密计算的“最优解”。
德州东区地方法院为何成为专利诉讼的“风水宝地”？数据显示，该法院在2024年受理的专利案件占全美国的23%，远超其他地区。这里的法官对专利案件审理经验丰富，陪审团更倾向于认定侵权成立，且赔偿金额往往高得离谱。2023年，该法院审理的专利案件平均赔偿额达到1.8亿美元，是美国联邦法院平均水平的3倍。大疆2024年与德事隆的诉讼在此被判赔2.79亿美元，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而原告Cellspin和MPV的身份更值得玩味。它们没有工厂、没有产品、没有研发团队，唯一的“业务”就是收购专利、提起诉讼。Cellspin起诉大疆的三件专利，名为“用于发布数据和多媒体内容的自动多媒体上载”，听起来像是2010年代的基础技术；MPV指控影石的7件专利，则直接来自2012年破产的柯达公司——这些专利在柯达倒闭时被以“白菜价”收购，如今却成了猎杀中国企业的“子弹”。
这种“专利二道贩子”的运作模式，堪称资本市场的“空手套白狼”：低价收购破产企业或技术落后企业的专利，筛选出可能被现有产品“触碰”的条款，然后瞄准市场份额大、现金流充足的企业提起诉讼。由于被告为避免长期诉讼影响市场，往往选择和解赔钱，这些NPE就能以极小成本获得巨额回报。数据显示，美国NPE诉讼的平均和解金额高达1200万美元，而单个专利的收购成本可能仅需数万美元。
影石案件中，7件涉案专利的流转路径，揭开了NPE运作的完整产业链。这些专利原本属于柯达——这家曾经的影像巨头在2012年申请破产时，名下拥有超过1万件专利。按照正常逻辑，这些专利或随企业清算失效，或被同行收购用于技术研发。但现实是，一群嗅觉敏锐的资本财团盯上了这块“肥肉”。
高智发明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是这条产业链的关键角色。这家由微软前CTO创立的公司，被业内称为“全球最大专利蟑螂”，巅峰时期手握超过7万件专利，却从未生产过一件产品。柯达破产后，高智联合其他财团以不到2亿美元的价格，打包收购了其中1100多件专利，随后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将部分专利“转让”给MPV这类壳公司。MPV再以这些专利为武器，向影石这样的企业发起诉讼——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技术创新，只有专利的“击鼓传花”和诉讼的“精准打击”。
为什么选择柯达的专利？因为这些专利大多申请于2000年代，覆盖早期数码相机、图像处理技术，而影石的360度相机、视频剪辑功能，恰好可能与这些“过时技术”存在交集。更关键的是，这些专利即将面临过期（美国专利保护期为20年），NPE必须在专利“死亡”前榨干最后价值。这种“临死前的收割”，被业内称为“死亡专利猎杀”，而中国企业往往因为出海时对历史专利检索不足，成为最易下手的目标。
高智的盈利模式更是直白：通过收购海量专利建立“专利池”，然后向科技企业“兜售”授权，不交钱就诉讼。2010-2020年，高智发起的诉讼超过600起，涉案企业包括苹果、谷歌、三星等巨头，从中获利超百亿美元。如今，这条产业链已经成熟到可以“定制化服务”——根据目标企业的产品功能，从专利池中“挑选”匹配的专利，再成立专门的壳公司发起诉讼，避免母公司因“恶意诉讼”被追责。
大疆和影石的遭遇，暴露的不仅是NPE的贪婪，更是美国专利制度的深层漏洞。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审查长期被诟病“重数量轻质量”，导致大量“垃圾专利”（覆盖范围模糊、创造性不足的专利）被授权。数据显示，USPTO的专利授权率高达85%，而欧洲专利局仅为58%。这些“垃圾专利”一旦落入NPE手中，就变成了诉讼的“万能钥匙”。
更致命的是美国的“专利流氓友好型”司法环境。在德州东区法院这样的“专利诉讼天堂”，原告可以轻松申请临时禁令，迫使被告产品下架；诉讼过程中，被告需要承担高额的律师费（平均每起诉讼成本超300万美元）；而陪审团对“技术侵权”的认定往往依赖直觉，而非专业判断。大疆2024年被德事隆起诉时，涉案专利仅涉及无人机的“地形跟随算法”，却被判决赔偿2.79亿美元，正是这种制度缺陷的体现。
美国政府对此并非毫无察觉。2011年，奥巴马政府曾推动《专利流氓改革法案》，试图限制NPE诉讼，但法案在制药、科技游说集团的反对下夭折。如今，随着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专利诉讼甚至成为政府默许的“贸易保护工具”。2023年，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半导体企业发起的37起诉讼中，有29起由NPE提起，背后均有美国资本支持。这种“政府+资本+法律”的三重围剿，让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布满荆棘。
大疆和影石并非个案。数据显示，2020-2024年，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的NPE诉讼数量年均增长23%，远高于全球平均增速（8%）。深圳企业作为出海主力，更是重灾区——2024年，深圳企业在美国被诉专利侵权案件达142起，占中国企业总数的38%。
中国企业为何频频中招？核心原因在于“重市场轻专利”的出海策略。许多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更关注渠道建设和品牌推广，却忽视专利布局。大疆2023年的研发投入占比达15%，但专利申请集中在无人机飞控、影像处理等核心领域，对蓝牙传输、自动上传这类“边缘技术”的专利布局不足，这才给了Cellspin可乘之机。影石作为新兴企业，专利积累仅1000余件，远低于行业龙头索尼（超10万件），面对柯达遗留的“历史专利”，自然难以招架。
应对经验的缺乏同样致命。当NPE发起诉讼时，中国企业往往陷入“两难选择”：打官司，耗时耗钱（平均诉讼周期2-3年）；和解，则需支付高额“保护费”（平均每件专利和解金额300万美元）。大疆在德事隆案中选择和解，正是出于“止损”考虑——若继续上诉，可能面临产品禁售风险，损失远超2.79亿美元。但这种“花钱买平安”的策略，反而会吸引更多NPE前来“分一杯羹”，形成“越和解越被诉”的恶性循环。
面对NPE的步步紧逼，中国企业不能再被动防御，而需构建“专利防御体系”。
首先，要补上“专利布局”的短板。企业出海前，需进行全面的“专利尽职调查”，不仅要检索目标市场的现有专利，还要追溯历史专利（尤其是破产企业的专利），避免“踩坑”。华为的做法值得借鉴：在海外设立专利研究中心，专门跟踪NPE的专利动态，提前规避风险。
其次，要建立“专利共享联盟”。行业龙头可牵头组建专利池，将分散的专利资源集中起来，形成“防御盾牌”。比如汽车行业的“AVANCI专利池”，整合了20万件通信专利，有效降低了单个企业的被诉风险。大疆和影石同属消费电子领域，完全可以联合其他深圳企业，共建“影像技术专利池”。
再者，政府需强化“后盾支持”。一方面，可通过《不可靠实体清单》，对高智这类恶意诉讼企业实施限制；另一方面，设立“海外专利诉讼援助基金”，为中小企业提供诉讼补贴。韩国政府2023年投入1.2亿美元设立类似基金，帮助三星、LG应对NPE诉讼，值得中国借鉴。
最后，要推动“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提升。在WTO、WIPO等国际组织中，中国应联合欧盟、日本等国家，推动专利审查标准统一（如提高创造性门槛）、限制NPE诉讼权利（如禁止对终端用户起诉）。只有从制度层面堵住漏洞，才能从根本上瓦解专利围猎的根基。
当大疆的无人机翱翔在全球各地的天空，当影石的相机记录下无数极限运动的瞬间，这些深圳企业代表的是中国创新的活力。但资本猎手不会因为技术的光芒而停手，专利陷阱也不会因为企业的隐忍而消失。这场战争，早已超越了单个企业的利益，关乎中国科技出海的未来。或许正如一位资深专利律师所言：“当专利变成‘合法抢劫’的工具时，我们能做的，不是逃避，而是拿起同样的武器，在规则的战场上，为创新赢得生存空间。”
大疆和影石的传票，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中国企业的专利反击战，必须打响了。
来源：科技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