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10日，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兼意见领袖查理·柯克在犹他州某大学举办活动时遇刺身亡，成为震惊全美乃至全世界的特大新闻。谴责暴力，一时间是美国政界、学界与新闻界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谈话哀悼，副总统万斯亲自为柯克扶棺。事发之后，犹他州州长第一
2025年9月10日，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兼意见领袖查理·柯克在犹他州某大学举办活动时遇刺身亡，成为震惊全美乃至全世界的特大新闻。谴责暴力，一时间是美国政界、学界与新闻界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谈话哀悼，副总统万斯亲自为柯克扶棺。事发之后，犹他州州长第一时间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政治刺杀”。
查理·柯克的遇刺在美国引发两极反应。保守派展开全国性哀悼与纪念活动，自由派则不乏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之人。与此同时，美国左右两派都力图将凶手泰勒·罗宾逊归到对方阵营。执政的共和党团队也掀起了堪称右翼版本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其人之道还治左翼之身，以举报解雇的方式惩罚那些对查理·柯克之死幸灾乐祸的美国公民，威胁取消在美外国人的签证乃至绿卡。
这次刺杀事件影响深远。查理·柯克创办的整治行动组织“美国转折点”（Turning Point USA）在遇刺事件之后迅速收获了大量新加入者。作为一名努力以校园辩论传播观点、赢得支持的年轻保守派政治活动家，柯克的遇刺令外界哀叹“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一颗子弹击碎了理性对话与辩论说服”。“政治极化，协商失效”“美国进入物理对决时代”的担忧连日来不断涌现，甚至有人惊叹“内战将近”。
而事实上，美国政治暴力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是主动明确地对政治上的敌人施加武力与人身伤害，以此推动本方的政治议程。政治暴力不同于帮派暴力、犯罪暴力，也不完全等同于私人恩怨，而主要是因为政治动机而使用暴力。自从独立战争时代以来，政治暴力的魔影就绵延在美国历史的进程之中，并一直如影随形地持续到了今天。
依据主体划分的话，政治暴力可以分成四种：政客与政客之间的暴力；政府对民众的暴力，这经常表现为执法机关的滥用暴力；民众之间仅仅因为政治理念不同的暴力，查理·柯克的遇刺正是属于这一类型；还有民众对政府诉诸暴力，如美国史上常见的骚乱、暴动与政治刺杀；而依照形态划分，后两种政治暴力还可以细分为组织化暴力与“孤狼式”暴力。
暴力，始终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
革命，私刑与决斗
美国历史学家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在《无畏的雄心：乔治·华盛顿、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与美国革命的命运》里坦言，“美国革命其实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对抗英国的战争，另一条则是北美的内战。”
早在美国建国之前的独立战争期间，政治暴力就无处不在。效忠派与独立派之间就政治立场的“大是大非”，互相施以无所不用其极的私刑、决斗、刺杀。“私刑”（lynching）之名正是源于独立战争期间弗吉尼亚治安官查尔斯·林奇（Charles Lynch)）的私设公堂，他以简易法律程序肆意剥夺效忠英王者的生命财产。纽约州的“剥皮工”（skinners）与“牛仔”（cowboys）之间的互砍互杀甚至制造出了一块无人地带。
美国作家霍桑在小说《莫利纽少校》里生动描述了革命初起时的私刑暴力，主人公的亲戚莫利纽少校遭暴民涂焦油粘羽毛游街示众。这种未经法律程序的私刑在独立战争前后可谓家常便饭。在独立战争战场之外，“北美人对北美人的暴力”同样是独立战争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政治暴力的泛滥，甚至逼迫一度是大陆军头号猛将的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夜奔敌营”，愤而从独立派变成了效忠派。
从脱离英国独立开始，新生的美国就笼罩在政治暴力之中，十三个松散的政治实体内部矛盾重重，“莱克星顿的枪声”与第二修正案又奠定了持枪的政治正确。后世将费城制宪冠之以“民主的奇迹”“伟大的妥协”等诸多美名，却不经意间略过了与此同时未曾停歇的政治暴力史：妥协与合作，同样要以暴力为后盾，“纪律严明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与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
费城制宪与政治妥协并未终结美国政治中的暴力，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对立仍在持续制造政治暴力。政治观点的分歧有时会上升为荣誉之争，也就是与私刑相映成趣的是决斗（duel），所谓“1790年后才显赫起来的南方政治家当中，很难找出没有卷入过决斗的人”。作为美国建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正是于1804年死于决斗。这个古老的传统，直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才在各州以立法形式禁止。
描绘汉密尔顿与伯尔决斗场景的版画。资料图
决斗之风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担任过国务卿并曾三次参与总统竞选的亨利·克莱，内战期间出任南部同盟总统的杰弗逊·戴维斯、南部同盟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路易斯安纳州长威廉·克莱本、南卡罗来纳州长詹姆斯·汉密尔顿，都在早年与人决斗过。
对于政治暴力，美国国父意见不一。乐观者如杰弗逊认为“自由之树必须不间断地由爱国者与暴君的鲜血浇灌而成”。杰弗逊也认为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革命，如此方能巩固美国的自由成果。但即便如此，杰弗逊也为美国政治分歧与党派政治担忧，说出了“如果非要与政党一起上天堂，我宁愿不上天堂”的话。悲观者如华盛顿在任期结束的告别演说里坦言，“政治倾轧本身就是恐怖的暴政”。
美国内战，可谓是美国政治暴力的完全体。南北双方因为经济结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全面分歧而最终走向战争。在内战爆发之前，围绕蓄奴制而爆发的大规模政治暴力就屡见不鲜。彼时的国会议员常以刀枪相向，暴徒在街头为《逃亡奴隶法》争论不休，甚至有激进废奴人士以刀连砍5人。美国历史学家弗里曼的研究显示，在内战爆发前的三十年里，仅国会议员之间就有70次暴力冲突。代表蓄奴州的南方民主党人坦言，他们是以暴力“让我们的北佬朋友胆战心惊”“目标是让人噤声”。
描绘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国会拳脚相向场景的版画。资料图
前往美国考察的欧洲人常常惊讶于，这么一个议员跳到桌子上骂脏话、民间动辄举枪相向的国家，是如何维系广土众民的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也告诉了世人，这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暴力最终演化成了一场真正的内战。林肯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上的名句，“上帝的意旨是要让战争继续下去，直至用皮鞭抽出的每一滴鲜血，都要用刀剑砍出来的另一滴鲜血来偿还”，也是对杰弗逊名句的遥远致敬。
但即便内战结束、南方重建，“第二次制宪”之后的美国仍未做到远离政治暴力。总统遇刺案在林肯之后阴魂不散，“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次总统遇刺”的“美国叙事”让地球人耳熟能详：林肯、加菲尔德、麦金莱、小罗斯福、杜鲁门、福特、约翰·肯尼迪、里根，还有当时正竞选总统的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以及特朗普，其中有四人在任上遇刺身亡。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后世也常常将这一条款解读为言论自由，乃至公民政治权利的“兜底条款”。然而在现实中，建国国父那群“半神的人物”都不能完全免于诉诸政治暴力，第一修正案与第二修正案构成了一对矛盾，拥枪派认定“用武器保护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所有自由”，民间组织做不到完全以非暴力形式活动，“一言不合就开枪”成了常态。
刺杀总统也好，攻击政府也罢，形形色色的政治暴力都意在以物理伤害的方式，对外宣示自身的政治主张，其中还不乏一些奇特的想法。1881年时任总统加菲尔德遇刺之后，刺客查尔斯·吉特奥供述称此举是为了“共和党的重新团结”，因为加菲尔德在总统提名期间与格兰特派出现了分裂；而在1901年威廉·麦金莱总统遇刺事件中，凶手自称动机是憎恨麦金莱对劳工权益的漠视。
二十世纪上半叶，炸弹又成了美国政治暴力的主角。1914年，无政府主义组织“黑十字”发动炸弹袭击，意在杀死他们想象中的劳工敌人洛克菲勒。1920年的华尔街也曾成为爆炸案发生地，有38人在爆炸事件中丧生。从二十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时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镀金时代”，美国人并不相信单凭言论、出版与选举就能推动立法、改进社会，他们手中的武器也从未从美国政治中退场。
选票与子弹：政治暴力的波峰与波谷
而就民间政治暴力而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见证了独立战争与内战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从肯尼迪到马丁·路德·金，再到马尔科姆·X，政治领袖接二连三仅仅因政治分歧遭遇刺杀，旨在以毁坏财产而宣扬理念的民间政治暴力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诸如“地下气象员”“黑豹党”“3K党”之类的准武装组织，大学校园里形形色色的学生运动，都将美国的政治暴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六十年代下半叶，全美有超过一百五十个城市发生了暴乱，这一时期也被后世称之为“漫长而酷热的几个夏天”。
1969年，“地下气象员”组织的宣传品。资料图
诚如近期不少美国政治评论家所说，政治暴力从未远去。相较于痛心疾首地反思“我们不该是这样”“暴力在这个国家没有位置”，“我们一直如此”恐怕才是美国历史的常态，区别在于波峰与波谷的周期性摆动，以及政治暴力形式的不同。相较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暴力，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的美国政治暴力多以“孤狼”或是偶发的形式出现，比如1991年的洛杉矶大骚乱，1995年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本世纪以来的“黑命贵”大骚乱，与近两年来的多起行刺事件。
走过波峰与波谷，美国的政治暴力还是出现了一些深远的变化。建国初期到美国内战期间的那种政治人物之间的暴力，如今在美国已经近乎销声匿迹，毕竟没有哪个政客还会选择公然鼓吹或是选择物理伤害另一名政客；组织化的政治暴力则呈现两分的状况。自由派多以组织化暴力见长，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黑豹党到如今的“黑命贵”均是如此，而保守派多见“孤狼式”暴力，如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与形形色色的政治枪击案，类似3K党那样的右派组织早已“转入地下”或是销声匿迹。
近年来的美国政治暴力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变化。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表明，2025年上半年，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和骚扰事件超过250起，较2024年同期增长9%，波及四十多个州。而皮尤与盖洛普的民调显示，美国政治极化确实呈现出超越之前历史时期的趋势，各派的共识与交集正在快速消失。在查理·柯克遇刺之后，美国民间甚至出现了“政治刺杀是可取的”这样的声音，外界为之哗然。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暴力与对立冲突尽管骇人，但左右两派仍然存在说理的空间，共识与交集仍然大量存在，政治妥协与暴力冲突并行。相较而言，今天的美国政治光谱犹如马斯克在X平台上展示的那幅漫画一样，自由派正在快速向左拉长政治坐标的延长线，以至于本来的中间派也被极左定义为右翼。同样地，本来在坐标最右端的保守派，也越发难以忍受原本可能只是中间偏左的派别。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出版的《民主期刊》2021年10月刊发的文章《美国政治暴力的崛起》显示，三分之二的共和党选民与半数民主党选民都视对方为“彻头彻尾的邪恶”，政治妥协变得举步维艰。四年以来，美国上演了“政治极化引发政治暴力”的现实。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引爆的全美大骚乱，2025年出现的“大批特斯拉被砸、喷漆、焚烧”事件显示，政治暴力也会变成类似“经济战”“破袭战”。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媒体“守门人”尚能助推全美的反暴力共识，彼时的传播媒介与组织形态也与今天大有不同。以今视昔，当今美国碎片化、高度党派化、算法驱动的媒体生态已经催生出各种意识形态回音室，甚至于出现了正当化暴力，乃至颂扬与鼓动暴力的无数个小型网络群体。比起“地下气象员”这种组织化的意识形态群体，今天美国政治暴力的主要危险源已经实现了去组织化与随机化。
长期以来，在美国，皮鞭与刀剑象征着奴隶制的压迫，枪声则在不同时期被许多美国人认定为维护自由的利器，这在2024年美国联合健康集团CEO遇刺事件中表现得颇为明显，开枪杀人的良家子路易吉获得了全美大范围的民意同情，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当代奋起反抗的“罗宾汉式”人物。而近年来越来越多家境优渥的美国“良家子”仅仅因为政治理念不同就诉诸暴力，同样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新现象。
回顾历史，政治暴力二百多年以来恐怕一直都是美国民情与制度的某种“DNA”，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貌与表现形式。近年来的政治极化让外界有理由担忧，继独立战争、内战前夕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又一次美国史上的政治暴力“波峰”即将到来。一部美国政治史难免令人追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之言，“冲突或战争是一切变化，特别是人们之间一切差别的动力与创造性源泉。”
1964年4月3日，黑人民权运动家马尔科姆·X发表了著名的《选票还是子弹》演说，向非洲裔美国人呼吁，“是选票还是子弹，是自由还是死亡。如果你还没有准备付出代价，那么就请不要说什么自由”。第二年，马尔科姆本人死于一枚子弹的政治刺杀；2024年7月特朗普险些遇刺身亡之后，时任总统拜登在电视讲话中称“解决分歧的是选票而不是子弹”。然而在现实中，“以子弹来争取选票”的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接受，历史回到了六十年前的那个十字路口：选票，还是子弹？
王兢
责编 辛省志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