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渠县自民国初年，即为军阀割据，教育文化事业很落后，城里只有蓝家"同茂书局"承销商务印书馆的中小学教科书。1929年左右黄文治开设了"启文书局"，多少卖了几本鲁迅、郭沫若的书籍。对一些年轻人有影响。以后就是同茂书局一家了。

渠县自民国初年，即为军阀割据，教育文化事业很落后，城里只有蓝家"同茂书局"承销商务印书馆的中小学教科书。1929年左右黄文治开设了"启文书局"，多少卖了几本鲁迅、郭沫若的书籍。对一些年轻人有影响。以后就是同茂书局一家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动战争，企图占领全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提出了团结抗日的总任务，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学生界、教育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蓬勃兴起，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救亡图存，因而在一些进步青年中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热潮。渠县就有这样的一些年轻人。

1932年，唐虚谷在上海接受了党的教育指示，回到渠县在一些青年人中宣传马列主义，他审慎地邀约了少数同志成立"爱知读书会"。"爱知"就是哲学的意思。他起这个名字，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唐毅提议，筹开一个小书店，争取半公开的形式，出售进步书刊，满足日益众多的渴求新知识的青年人。先将大家的存书出售，售出的书款作为股金，每股五十元，不足之数，每人交付现金凑足五十元，定名为"新宕书店"。新宕书店开始时，没有明确何人负责。随后，唐毅征得我的同意，由我负经理名义。

新宕书店成立时，借用了朱颖的铺房。没有书架、书柜，将铺板取下作陈列书刊的"书摊"。书摊上的书刊，内容新颖，吸引了不少的渠县中学和渠县女中的学生，后来出售苏联外文出版局的《苏联画报》，更引起了进步青年的爱好。同时也被国民党县党部所注视。新宕书店陆续从重庆生活书店、三联书店购进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书籍，秘密出售给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人，这些书籍分别放在周孟图和我家保存。在此期间，我还从生活书店进了一大批由白桃主编的小学教科书，通过社会关系，在三汇镇等几个乡镇推销，后来被县政府教育科明令禁止。我为新宕书店私人付了一笔款。1940年日本飞机轰炸渠县，新宕书店的书刊和还未销售的小学教科书都毁于一旦。

1940年秋，我从重庆回到渠县，决心重建和扩大新宕书店，花了半年时间，积极地筹集书店的资金，得到陈云龙、周孟图、张天锡、朱化平和爱知读书会会员的支持。陈云龙从南充回到了渠县，他同我全力以赴，筹集资金。陈云龙邀雍熙文、雍国益出资四千元，他本人也筹集了四千元。三汇的熊伯英在初中毕业后去成都念高中，他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重于友谊，在成都各书店寻购革命书刊，每星期要寄一大包给我。陈云龙就是这样得到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机会。熊伯英听说我要开书店，请他投资。他说，你开书店的自的，我何尝不知道，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但你是我好朋友，我只是赞助你这个人。他积极地在三汇的几个商人和大竹郑清泉处筹集了将近1万元。最后他说，这是捐助，不算入股。我个人筹集了三千元，周孟图、张天锡、朱化平，还有雍培义、陈辉武、胡德言等投资五百元至一千元不等。总计这笔资金，在当时开一个中等书店是足够了。

通过毛良行的关系，琅琊乡一个姓刘的人在南街有几间房子，向他租了一间铺面作为书店的门市。当时更名为"八濛书店"，寓其张飞大战张邻的气魄和八濛山巍立宕水之滨的雄姿。

1949年4、5月间，我在重庆采购图书，与唐虚谷相遇、唐听说"八濛书店"继"新宕书店"之后，规模更大了，销售革命书刊、团结进步青年更广泛了，他很高兴。我把渠县的情况告诉他，他几经思索、沉吟，在临别时，向我说：你在临巴已经被杨体中（国民党渠县县党部书记长）认为是左倾分子，现在的"八濛书店"更是树大招风，请你努力搞好社会关系，取得更多人的支持，要经常提高警惕，要敏捷掌握形势，随时作好"关门"的准备。你更要准备离开家乡，不要硬撑。最后他低声向我说：我现在更坚强了。这是我和唐虚谷最后的会晤。

"八濛书店"每年去重庆进一两次书，每次进书，事前都准备买一些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正中书局的书做门面，但进书的结果，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新华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但对经过国民党图书审查过了的进步书刊，就尽可能多买一些。新华日报门市部出售的苏联外文出版局的版本，如《列宁文集》、《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以及《整风文献》买得更多，通过重庆邮局林 x 贤（渠县商人曹永平介绍认识的）直封邮袋寄渠县。由渠县邮局邮递员杨清泉启封，秘密存放在邮局的另一间屋子，然后通知书店在晚间带走。八濛书店还订20多份《新华日报》，都是杨清泉秘密转交，或由周孟图、张天锡、沈汉等同志取回。革命书刊和党报在六、七年之间不间断地流传于进步青年之中，党员和群众在法西斯恐怖之下，受到了教育，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觉悟，大家都感到是精神世界最高的享受；增添了进步青年向往真理和特务斗争的勇气，看到了光明。多年来，我们对杨清泉同志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声不响地把革命火种传送到广大进步青年的手中，他的这种朴素的、热情的倾向革命的意志和感情，渠县党的同志们永远会怀念他，尊敬他。他不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而是"八濛书店"的干练、机警的组织管理者。这恰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八濛书店"的工作人员不能做到的事，他出色地做到了。

"八濛书店"从重庆运回渠县秘密出售的革命书刊（解放后，我作了一个保守的估计；在五、六年中出售的书刊）大概在两万册左右。在党内和进步青年中"内销"的书刊在三、四千册以上。我本人所选购的图书如《资本论》等也在八百册以上。解放后从一个"古墓"里拿出来，成了一团霉烂的渣滓。在白色恐怖下，在一个小县里能明密推销这个数量的书刊，我在五十年代初，把法国共产党（被宣布为合法）主办的《人道报》在全法国一年之中售的马列主义书籍共14,000册相比较，"八濛书店"推销革命书刊的力量，无论怎样说，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八濛书店"是渠县特务层层监视之下，而且随时处于被查封的危险之中。书店的工作人员坚持工作到1947年八路军办事处撤回延安为止，这是需要有相当坚强信念和勇气的。今天党中央正在号召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科学，今天的新华书店满架都是经典著作，学习的条件如此之好，把今天的情况和当年"八濛书店"的情况相比，难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

"八濛书店"经营了五、六年，经过了不少艰难险阻。前面所说，随时都有被查封的危险。而主要的危险，就是国民党特务时时都在策划逮捕主办"八书店"的共产党人杨景凡。

1942年秋，胡春浦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机要秘书公开身份回到渠县。县党部书记长趋之若鹜，逢迎这位"上司"，他向胡春浦汇报，"八濛书店"是共产党办的，杨景凡是共产党，我们立即要逮捕他，已通知宪兵连伺机行动。胡春浦说：我是渠县人，我和杨景凡是同学，我容易了解情况，这件事不能轻举妄动，惹出麻烦，让我来办。胡遂移住"八濛书店"一月有余。当时，"八蒙书店"的经济条件很差，只有楼上一间，楼下一间铺面。楼上有一间单人柏木床，胡和我二人只有侧身而卧。胡在书店楼上看见有为"新四军事件"的募捐簿，看见有不少的《联共党史》、《整风文献》和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说这些是《新华日报》门市部徐曼云配发，托熟人秘密运回的。毛良行曾告诉过胡，我是有组织关系的。两人彻夜交谈，我把唐虚谷开展组织新宕书店到成立"八濛书店"的经过，渠县的形势和今后的打算详尽地作了介绍。春浦告诉我，敌人要逮捕你，要查封书店，这是当前刻不容缓要对付的问题。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我撤走，但走了还是要牵连书店的支持者。一是稳住，由他去驾驭胡俊生撤销"案子"，扭转局势。但是，这要费一番周折的。最后决定实行第二个方案。胡春浦当即建议把一切"禁书"转移到别处去，把屋子打扫干净。两天后，他把书店作了他的临时招待所，接见了各方面的人物。胡俊生和县特委会秘书廖征鸿特奉承胡春浦，每天他们必来书店恭候胡的起居。胡春浦于是提出了敞开"八濛书店"大门让这些党棍、特务、官僚看个究竟。"八濛书店"没有值得他们大惊小怪的。一个月后，胡春浦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叫胡俊生给我办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他作介绍人，政治上他负责。胡俊生连声承诺，后来他亲自把国民党证送到"八濛书店"给我手中，胡春浦也笑了："我这个假国民党员介绍的假国民党员，真是假中有假。"

1942年"渠县中学校外同学会"成立，在成都、重庆设立了分会。成都由胡春浦负责，重庆由熊扬负责。同学会的会址设在"八濛书店"，牌子挂在书店楼上。从此，书店成了青年人聚会的中心。自1946年起，渠县民主同盟分部成立了，地下党在开展统一战线，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筹组武装起义以及党的联络工作，大多是以书店为枢纽进行工作的。"八濛书店"不是一个书店，而是共产党"盘踞"的地方，渠县的特务就是这样张扬的。可是"八濛书店"毕竟是一个书店，供给渠县进步青年革命精神营养的储仓，是一个在法西斯专制教育笼罩下的革命化俱乐部。青年知识分子不顾退学、解聘的威胁总是要走进"八濛书店"，他们买到一本好书，喜悦、满足的心情溢于言表，书店的工作人员成天读他们喜爱的书籍。他们就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中，追求真理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八濛书店"有一间过道尾，作为客厅，有几把藤椅，屋子正中悬挂着郭沫若为书店的题词："广济"。取义是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提高人民的觉悟，过渡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广济"二字可能是从《书经》里"广济众人"借用来的。屋子左边，贴了一张臧克家的名言："假如我有了钱，便开设这样一爿书店，前面卖书，后面是花园。高兴时在书店看书闷来时在花园里散步。"我们当时是借此取义。当时的"八濛书店"是在荆棘丛生中经受风雨摧残，将来的"八濛书店"是定会象他想望的那样，在花丛中挺拔。今天新华书店不是在繁花似锦的祖国各地发挥他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作用吗？我们渠县的新华书店不是比在峥嵘岁月中的"八濛书店"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为渠县的文化，教育事业发挥力量吗？

往年在"八濛书店"冒着坐牢、杀头危险的工作人员，沈汉、周孟健、段景鄂、敬文举、陈荣华等同志他们在解放后继续为党工作，他们有的已进入老年了。为"八濛书店"秘密转送书刊和《新华日报》的杨清泉同志也与世长辞了。这些同志都为渠县人民做了有益的事。当时，他们没有工资待遇，生活艰苦，能够坚持工作，并引以自豪。这种精神是革命书刊孕育出来的，是可资纪念的。

本文为杨景凡同志的回忆文章

来源：蓬莱海市的旅游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