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种菜读书：蹲在田里算亩产

摘要：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里原是个废弃的庄园，荒草长得比人高。他带着几个随行干部，扛起锄头就开始整地。那时候他刚过六十岁，腰板还挺硬朗，可毕竟是当过元帅的人，警卫员想帮忙，他摆摆手：“别惯着我，我早年在家种地，比这苦的活计都干过。”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种菜读书：蹲在田里算亩产，捧着书本念“死不瞑目”

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搬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里原是个废弃的庄园，荒草长得比人高。他带着几个随行干部，扛起锄头就开始整地。那时候他刚过六十岁，腰板还挺硬朗，可毕竟是当过元帅的人，警卫员想帮忙，他摆摆手：“别惯着我，我早年在家种地，比这苦的活计都干过。”

院子里有块两亩多的菜地，彭德怀把它分成好几块，种了玉米、水稻、白菜、萝卜。每天天不亮，他就戴着草帽下田，松土、施肥、浇水，样样亲力亲为。有一回给水稻追肥，警卫员挑来的粪水太浓，烧黄了几棵禾苗，他心疼得直叹气：“肥要淡，水要匀，种地跟打仗一样，得摸准脾气。”

最上心的还是那三分试验田，他专门种了水稻，想看看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食。那段时间“浮夸风”正盛，到处都在宣传亩产几千斤甚至上万斤。彭德怀蹲在田边，盯着禾苗看半天，用手比划着：“你们瞧，这禾蔸稀稀拉拉，秆子细得像香棍，穗子没几颗谷，这样能亩产几千斤？我在湖南老家种地时，亩产过500斤就是大丰收，老百姓得敲锣打鼓呢。”

收工后，他就躲进屋里读书。桌上堆着《资本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有好多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本子。他戴着老花镜，手里攥着支铅笔，看到关键处就画横线，书页边上写满密密麻麻的批注。有次警卫员送水进去，见他对着书直摇头，嘴里嘟囔：“这说法不对嘛，违背客观规律嘛。”

晚上煤油灯常常亮到深夜，随行的秘书劝他早睡，他说：“我现在有时间了，得把这些年没搞懂的问题弄明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个大学问，弄不通，我死不瞑目啊！”碰到弄不懂的地方，他就把身边的干部叫过来，围坐在石桌旁讨论，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非要掰扯清楚不可。

种地时他爱跟附近的农民唠嗑，见人家挑着粪桶路过，就凑上去问：“老哥，你家田里亩产多少？肥料够不够？”农民们刚开始有点拘谨，看他穿得跟普通老汉似的，说话又和气，慢慢就打开了话匣子。听说有的村子虚报产量，农民饿肚子，他眉头拧成个疙瘩，蹲在田埂上半天不吭声。

有一回，公社干部来参观他的试验田，看到他种的水稻稀稀拉拉，说：“老首长，你这密植不够，得多插点苗，不然产量上不去。”彭德怀笑了笑：“密植得看地力，苗太稠了争养分，反而长不好。你们天天喊高产，得实打实算细账，不能靠嘴巴吹。”说得那干部脸红一阵白一阵。

除了种地读书，他还坚持写日记。每天晚上把当天的观察和想法记下来，种地的收成、读书的心得、跟农民的谈话，都记得仔仔细细。他说：“这些都是实话，将来留给后人看，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实事求是。”

在吴家花园待了两年多，他把菜地收拾得井井有条，试验田的产量也算得明明白白。水稻亩产不到400斤，玉米亩产600多斤，跟那些浮夸的数字比起来，显得格外“寒酸”。可他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产量，老百姓种地不容易，不能骗自己，更不能骗国家。”

1962年离开吴家花园时，他把田里的收成算了一遍又一遍，交给管理部门时特意叮嘱：“这些粮食该交公的交公，该留种的留种，一分都不能少。”临上车前，他又回头望了望那块菜地，对身边的人说：“我这辈子打仗、种地、读书，都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现在虽说闲下来了，可心里总惦记着田里的收成，惦记着老百姓的口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