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到20世纪末，高水准的机器自动化大生产可以取代大部分毫无意义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从而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
倘若世界上大部分可支配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那么我们所说的市场反映的不过是这1%的人的喜好，而不是其他人的需求。经济学家凯恩斯曾预言，到20世纪末，高水准的机器自动化大生产可以取代大部分毫无意义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从而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去追逐生活的梦想。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你觉得凯恩斯的这个预言实现了吗？
今天要讲的是一本引起广泛关注的书籍，《毫无意义的工作》。如果你还没有工作，相信这篇文章能让你提前了解工作的本质，以及世界为何有时显得如此不完美。如果你已经工作，并对工作感到焦虑或迷茫，也不必担心，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工作为何变得“狗屁化”和充满欺骗性。
该书作者大卫·格雷伯在2023年写了一篇题为《谈谈狗屁工作现象》的文章，结果引起全球轰动，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广泛传播。如此多人对这篇文章产生共鸣，是因为大卫指出现代社会的工作其实是一种“阴谋”。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二八法则，它在社会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80%的财富掌握在20%甚至更少的人手中。换言之，绝大多数人都在为少数人打工。既然如此，这些人显然构成了社会的统治阶级，社会意志自然也主要反映他们的意愿。
回到工作层面，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工作到底是为普通人创造财富、使其跻身那20%的途径，还是上层人士用来维持统治与秩序的手段？稍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先来看一些事实。民调机构YouGov在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37%的全职工作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毫无价值。另一项由司腾公司在荷兰开展的调查中，高达40%的全职工作者确信自己从事的是毫无意义的工作。如果有近一半的工作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那社会又为何允许它们存在？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真如大卫所说，这是一个阴谋？
进一步推敲，凯恩斯在19世纪所做的预言，其实大部分在今天已经实现。科技高度发达，生产力极大提高，专门从事重复性劳动的岗位也大幅减少。按理说，机器将人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后，我们应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但现实却是，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加班时间越来越多。
此时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确实很累，但它有意义吗？不妨试想一下，如果某一行业的所有人某天突然全部消失，世界会受到什么影响？如果没有老师、医生、修理工、清洁工，生活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如果全世界的视频创作者都消失，乐趣也会大大减少。但假如消失的是推销员、办事员、电话客服、政府文书人员、企业管理者、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职员，生活还会受影响吗？或许很多人反而觉得生活变得更美好了。
不可否认，很多工作岗位在不断消耗社会资源，却未创造实际价值，甚至给其他工作增加负担。例如，若你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每天忙到没时间做饭或给宠物洗澡，就可能经常点外卖或将宠物送去宠物店，这无形中增加了其他岗位的负担。此类现象即为“狗屁工作”。
若将时间推回苏联时期，这种情况尚可理解。当时经济效率低下，国家为实现全民就业，创造了大量无意义的岗位。比如一家面包店雇佣三名员工：一人负责取面包，一人负责切面包，第三人负责包装并递给顾客。如此简单的工作竟需三人完成，听起来十分荒诞。
按理说，进入市场经济后情况应完全不同。市场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会淘汰落后低效的企业。如果公司里充斥着无意义的工作，员工都在“摸鱼”或假装努力，作为老板，你会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吗？想必不会，否则如何与其他公司竞争？
但现实中，我们身边的狗屁工作并不少见。也许你的工作完全无意义，每天都在浪费时间；也许你每周只有15小时在做有意义的事，其余时间都在处理无用事务。那么问题来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为何这种情况仍不断发生？
若希望工作更有意义，就需要实实在在提升技能。不少人在整理和收集资料方面耗费大量时间。学习编程等技能可显著提高效率，例如用Python自动筛选和爬取文献资料。编程不仅涉及语法与技巧，更培养逻辑思维方式，帮助我们在工作与学习中更有条理地分析与解决问题，进行系统性思考。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诞生了第四产业——信息业。传统三大产业是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随着科技发展，信息业应运而生。需注意，信息业与服务业有显著区别。服务业提供无形产品或服务，对象可以是企业或消费者，如教师、服务生、医生、理发师等。全球服务业占比一直稳定在20%左右。
社会中激增的其实是信息业岗位。信息业直接与数据和信息打交道，例如金融、保险、房地产、信息技术等行业。这类工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并快速增长。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带来信息与数据的爆发，我们需要处理的内容越来越多。
信息业的最大特点是工作成果难以衡量。前三个产业尚可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比如生产了多少产品、做了多少杯咖啡、诊治了多少病人、病情是否好转等，都能得到较明确的反馈。但信息业却非如此。做了一天PPT、写了一天报告、整理了一天文档，到底创造了多少价值？工作量和价值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当然不能武断地认为这类工作全无用处，但在无法量化的环境下，确实更容易滋生狗屁工作。
第二个导致狗屁工作激增的原因，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是权力的自我扩张。权力并非从政者专属，任何能够管理他人的人都具有一定权力。而权力天然具有自我扩张和泛滥的属性，正因如此，我们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果说政府部门的狗屁工作多、效率低，大家尚可理解；但若私营企业也如此，便令人费解。
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市场金融化。回顾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企业多由老板及其家族成员亲自经营和管理。那时企业家与金融资本的结合远不如现在紧密。管理者基本是老板本人、家人及可信赖的朋友。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描绘的资本家，也得每天上班，只不过是在办公室看报纸，通过大屏幕监督工人劳动。
看过《浴血黑帮》的人或许知道，剃刀党汤姆·谢尔比的公司基本由谢尔比家族管理：姨妈负责管账，兄弟几个负责寻衅滋事、管理赌场、收取保护费。公司壮大靠的不是融资或银行贷款，而是与其他黑帮联姻。虽非正经生意，但管理与经营模式颇有相似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狗屁工作很难滋生，因为“永远别惹剃刀党”。
既然是老板亲自管理，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问题出在上世纪70年代。为何是那时？苹果、微软、英特尔、甲骨文等公司均创立于该时期，随后又涌现戴尔、思科、Adobe等企业。不难感觉到，那正是互联网萌芽阶段，创业者大多资金短缺，亟需外来融资。因此从那时起，风险投资行业逐渐兴起，金融资本与华尔街开始掌控大公司。
自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与管理者出现实质分离，职业经理人制度逐渐建立并完善。简言之，管理公司和拥有公司的是两拨人。CEO可能也只是打工人，手下还有各级高管。他们今年为你工作，明年可能跳槽或被挖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管理者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考虑确实困难。
他们可能只关心任期内业绩如何、工资是否够高、待遇能否更好。因此，权力扩张极易发生：刚获得管理职位的人，为凸显自身重要性，可能会招聘五六个多余的行政人员。
等人到岗后，再绞尽脑汁思考分派什么工作。向上级汇报时，也不担心无法交代——正如前文所述，信息业的工作成果难以衡量。作为上司，你可能并不清楚下属面临哪些问题。若下属提出需要增派人手，并给出听起来合理的理由，你很可能同意。下属的下属也可能以同样理由请求增员。于是，狗屁工作便这样一层层诞生。
由此可见，市场金融化、信息业繁荣与狗屁工作激增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仅此还不够。作者认为，狗屁工作存在且能赚很多钱，甚至比踏实工作者收入更高，是因其普遍存在。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提出“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两个概念。
生产性努力指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与财富的行为，无论创新与否，只要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即属此类。分配性努力则不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不看重人的劳动价值，而是尽可能多地从社会财富蛋糕中切下一大块。说白了，它本身不创造价值，而是以某种合法方式从他人手中掠夺价值。
为便于理解，作者举了一个英国石棉损害赔偿案的例子。该案中，律师事务所实施合法掠夺行为。由于政府需拨款上亿英镑赔偿特定群体，律所接手案件后一直思考如何多赚钱。他们的报酬来自赔偿金，因此根本没有动力高效解决问题。案件拖得越久，他们赚得越多。于是他们故意将办公室设在不同城市，迫使人们来回奔波；反复打印同一份文件又废弃，如此折腾五六次，故意极度降低效率，使受害者迟迟拿不到赔偿。
这种情况在银行业、保险业及其他服务管理行业中也屡见不鲜。当然并非所有相关企业和从业者皆如此，但在与信息文档打交道的行业，极易滋生狗屁工作。这些狗屁工作者瓜分公司所创造的财富，更夸张的是，真正创造价值的群体反而得不到应有报酬。
作者在书中提到，大约从1945年到1975年间，工人、老板和政府之间存在一种默契：若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率提升、利润增加，工人工资和报酬也应相应提高。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生产率与报酬开始分道扬镳。生产率迅猛增长的同时，工人报酬却基本停滞不前。
那么，多赚的钱去了哪里？作者专门采访了法国一家经营良好的茶叶厂。该厂后来被联合利华集团收购。起初联合利华并未过多干预，给予很大自主权。工人积极性很高，因为工厂收益增加，他们的工资也会上涨。工人甚至引入一系列改进措施，使工厂利润大幅提升。
但后来情况发生变化。带领作者参观的工人说：“公司利润增加了，给我们加工资了吗？没有。他们雇了更多工人吗？引入了新机器吗？扩大了生产吗？都没有。”那他们做了什么？开始一批批招聘白领。最初工厂只有两名白领，即老板和人力资源负责人。后来突然有了三、四、五、七名白领，整天穿西装转来转去，拿小本记录不知什么内容。然后他们开始开会，讨论本子里的内容，会后还要写报告，但工人工资始终不见涨。
通过这些例子不难看出，企业增长带来的收益，实则流入了从事信息、管理、行政和数据处理工作的人群的口袋。因此作者提出一个大胆结论：我们正处在一种封建式的工作环境中。明明是市场经济，怎会与封建式管理扯上关系？
作者解释道，既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狗屁工作，或人们每周仅15小时用于有效工作，为何不给人更多休息时间，例如一周休息三四天或一年休息五个月？作者认为，现代工作的职能远不止提升生产力，更在于维护现有秩序和既定权力关系。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人太自由。现代公司的管理者非常像古代的国王和领主。封建王朝中，真正从事生产的是农民和工匠，之上的王公贵族做的多是分配性努力的事。
他们以税收和上供等合法方式从劳动者手中获取巨额财富，再创设随从、卫士、小丑等岗位来保护和凸显自身尊贵地位，并给这些人多发钱。真正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反而被剥削。反观现代社会的管理者，不也是如此吗？他们创造出助理、文秘、电话销售、公关顾问等岗位来确认自身地位，而真正创造价值的人可能收入最低。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现有秩序，让财富再分配的游戏持续进行。
人若拥有太多自由时间，很可能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进而质疑整个工作和社会分配体系的合理性，甚至试图打破规则。这令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1984》：在老大哥的世界里，工作单调重复且令人疲惫，使人们在工作之余无力思考或质疑现状，只能被束缚在工作岗位上，担心失业。
这样一来，现有秩序得以维持，游戏得以继续。时至今日，这甚至导致超大规模内卷。大家不断认同并加入游戏，疯狂做题考试，为获得更好履历以应聘更体面的工作，而无暇思考游戏本身是否合理。何谓内卷？即未创造更多价值，但付出的精力与成本却增加了。
这是不是刚才所说的分配性努力？本文更多是想与大家探讨工作为何变得更加“狗屁化”和充满欺骗性。之前有一个热门话题叫“世界是一个草台班子”。很多人刚步入社会时，觉得自己一定要努力奋斗，身边似乎都是非常厉害且负责任的人。等到真正进入工作岗位，才发现敷衍和混日子的人特别多。相信在读完本文后，大家会对工作本身产生更理性、客观的看法。
作者在本书开头写道：“本书献给每一个想要实实在在工作的人。”如果你也希望脚踏实地工作、创造价值、为自己谋财富并为社会做贡献，相信本文会带来一些启发。虽然我们可能无法改变社会，但或许可以尝试改变自己。如果你认为本文属于有意义的工作，请不吝点赞与关注，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很高兴你能阅读到这里，我们下一篇文章再见。
来源：财经月月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