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污名化可以是“真实”的，这意味着艾滋病毒感染者因诊断而受到偏见和歧视，也可以是“预期”的，即患者自己避免接触他人、事件和情况，因为他们预计会受到评判。也许最糟糕的耻辱形式是当一个人接受所有这些负面信念并将其内化时。

尽管十年来“不可检测等于不可传播”（U=U）的信息传播和艾滋病毒预防的进步，但阿姆斯特丹感染艾滋病毒的老年人的污名化几乎没有改变。

凯文·穆迪博士及其同事在《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杂志》上报道称，十年来，“披露担忧”仅略有下降，而负面的自我形象没有改变。

调查与研究表明，感染艾滋的时间更长似乎与披露担忧和负面自我形象的减少有关，而正如预期的那样，抑郁症与更大的担忧有关。

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家庭中、身为女性和双性恋都与更差的污名评分有关，但这些结果可能不可靠，因为符合这些标准的参与者人数太少。

污名化是多层次的，会影响生活的许多方面，使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比应有的更难茁壮成长。

污名化可以是“真实”的，这意味着艾滋病毒感染者因诊断而受到偏见和歧视，也可以是“预期”的，即患者自己避免接触他人、事件和情况，因为他们预计会受到评判。也许最糟糕的耻辱形式是当一个人接受所有这些负面信念并将其内化时。

即使有重大的科学进步，如有效治疗的可用性、U=U（意味着保持无法检测到的病毒载量的人不能通过性行为传播病毒）和PrEP，污名化往往比艾滋病毒本身更难解决。

研究人员收集了阿姆斯特丹AGEhIV队列研究的116名参与者的数据。参与者必须完成一项与污名相关的调查，主要关注2012-2014年和2022-2024年期间的披露问题和负面自我形象。

在第一次调查时，参与者的年龄中位数为56岁，93%为男性，其中大多数是同性恋。几乎所有参与者都是白人，自诊断以来的中位时间为14.5年，几乎所有人的病毒载量都低于200份，这意味着他们受到了病毒抑制。

披露领域的担忧反映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对分享自己的状况有多放心，包括关于保守艾滋病毒秘密和谨慎告知他人的事项。负面自我形象领域捕捉到了内在的耻辱感，包括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内疚感、因诊断而成为坏人的感觉，以及因他人对艾滋病毒的态度而导致的自我价值感下降。

十年来，披露问题的平均得分从8.37分降至7.97分，下降了3%。考虑到过去十年艾滋病治疗领域的所有科学和社会发展，这一下降似乎微不足道。除了诊断后的时间外，似乎没有任何具体因素与某人披露担忧得分的降低相关。

在基线时感染艾滋病毒时间较长的参与者往往平均得分较低。据估计，诊断后每增加十年，他们的披露关注度得分就会降低1.10分，约12%。相反，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与分数的增加有着同样的联系。

十多年来，负面自我形象得分几乎没有变化，只从5.17分降至5.07分。在过去的十年里，女性的得分越来越差，但这一统计发现的可靠性值得怀疑。

与披露担忧类似，在基线诊断后每增加十年，负面自我形象就会减少0.72。另一方面，双性恋和抑郁症都与自我形象恶化同样相关，得分上升了1.86分；同样，没有足够的双性恋参与者得出可靠的结论。

最后的想法

令人沮丧的是，在阿姆斯特丹这样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拥有相对庞大的艾滋病毒感染者社区的国际大都市，披露担忧和负面自我形象并没有改善，特别是考虑到U=U和PrEP的广泛使用。这可能不适用于所有艾滋病毒感染者，因为研究只关注阿姆斯特丹的116名参与者。

这些发现也可能部分反映了老年队列的特征，其中许多人经历了艾滋的困难时期，在此期间，负面经历和社会态度可能会留下持久的心理影响。

然而，这项研究的积极发现是，随着艾滋病毒携带者寿命的延长，披露担忧和负面自我形象的减少。这可能反映了艾滋病毒感染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起来的韧性和适应性。

来源：健康之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