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底色”，也是亿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根基”。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历了从“求温饱”到“谋发展”、再到“重生态”的深刻转型——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粮食短缺与农民增收问题，农业生产曾一度依赖化肥农药，部分地区出现水土流失、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农村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底色”，也是亿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家园根基”。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历了从“求温饱”到“谋发展”、再到“重生态”的深刻转型——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粮食短缺与农民增收问题，农业生产曾一度依赖化肥农药，部分地区出现水土流失、土壤污染等问题；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环保理念的普及与政策的持续发力，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实现了从“局部改善”到“整体向好”的历史性跨越。如今的中国农村，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垃圾分类成习惯、清洁能源进农家、生态产业促增收，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不仅重塑了农村的自然风貌，更让农民享受到了“生态宜居”的美好生活，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乡村的生动实践。
一、从“资源透支”到“生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的“绿色回归”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面临着“粮食增产”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压力。为快速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生产走上了“高投入、高消耗”的路子——大面积开垦荒地导致植被破坏，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壤板结，无序砍伐树木加剧水土流失，部分河流因农业面源污染与生活污水排放变得浑浊。但随着国家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在农村落地生根，曾经被透支的自然资源逐渐恢复生机，农村的“绿色家底”越攒越厚。
山林植被的“重披绿装” ，是最直观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靠山吃山”的观念让不少农村地区陷入“砍伐-贫困-再砍伐”的恶性循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西南山区石漠化等问题突出。1999年，“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启动，成为中国农村生态修复的“里程碑”——农民将坡度大于25度的坡耕地退出耕种，改种树木或牧草，既减少了水土流失，又增加了森林覆盖率。截至2022年，全国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面积超过5亿亩，森林覆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2%提升至24.02%，许多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水青山”。在陕西榆林，过去“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通过退耕还林与植树造林，如今森林覆盖率达33%，860万亩流沙得到固定，“沙进人退”变成了“人进沙退”；在福建长汀，曾经“山光、水浊、田瘦、人穷”的水土流失区，通过种植马尾松、杨梅等经济林，不仅实现了“荒山变绿洲”，还带动了农民增收，成为“生态修复+产业发展”的典范。
河湖水质的“清澈转身” ，同样令人欣喜。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河流多承担着“灌溉”与“排污”的双重功能，生活污水、养殖废水、农业面源污染直接排入河道，导致不少河流“发黑发臭”。2018年，“河长制”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从中央到村社，各级河长负责河流的污染治理与生态保护，“一河一策”解决水质问题。同时，“农村饮用水安全工程”“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等项目同步推进：在浙江安吉，村民通过“污水管网入户”实现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过去浑浊的递铺港如今清澈见底，岸边芦苇丛生、鱼虾洄游；在江苏兴化，通过清理河道淤泥、种植水生植物净化水质，里下河地区的湖泊湿地恢复了“水网密布、荷藕飘香”的原生态风貌，成为候鸟迁徙的“中转站”。据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农村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达87.5%，较2015年提升12.3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农村河流重现“鱼翔浅底、岸绿景美”的景象。
耕地质量的“逐步提升” ，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筑牢根基。上世纪90年代，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部分农村土壤出现“酸化、板结、重金属超标”等问题，影响了农产品质量与土壤生态。2015年，“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启动，2021年升级为“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通过推广有机肥替代、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同时，“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在全国试点，让土地“休养生息”——在黑龙江三江平原，农民通过“豆麦轮作”，不仅改善了土壤结构，还减少了病虫害；在湖南洞庭湖平原，推广“稻虾共作”生态种养模式，水稻不打农药、少施化肥，小龙虾粪便还能为稻田增肥，实现了“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与“耕地保护”的双赢。截至2023年，全国化肥农药使用量已连续9年下降，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升至1.86%，较2015年提高0.15个百分点，曾经“疲惫”的耕地逐渐恢复活力。
二、从“脏乱差”到“洁净美”：农村人居环境的“蝶变升级”
改革开放前，农村人居环境普遍“脏乱差”——村民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垃圾围村”现象突出；生活污水随地泼洒，雨天泥泞不堪；厕所多为“旱厕”，卫生条件差。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推进，中国农村人居环境实现了从“将就住”到“住得美”的蝶变，“洁净”成为农村生活的新常态，“宜居”成为农民的新感受。
“垃圾革命”让农村“告别脏乱” 。过去，农村垃圾处理是“老大难”问题，塑料袋、农药瓶等垃圾随意丢弃在路边、沟渠，不仅污染环境，还影响村容村貌。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启动，“垃圾分类处理”成为重点任务——各地根据农村实际，探索出“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模式，有的农村还将垃圾分为“可堆肥”“可回收”“有害”三类，可堆肥垃圾通过“阳光堆肥房”变成有机肥，可回收垃圾由废品回收站收购，有害垃圾统一收集处理。在浙江金华，农村推行“两网融合”（生活垃圾分类网与再生资源回收网融合），村民将可回收垃圾投入“智能回收箱”，还能兑换日用品，垃圾分类积极性大幅提升；在河南兰考，每个村都配备了垃圾收集员与清运车，过去“垃圾围村”的景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干净整洁的街道与错落有致的绿化带。截至2023年，全国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率达90%以上，90%的行政村实现生活垃圾常态化治理，农村“脏乱差”的面貌彻底改观。
“厕所革命”让农村“更讲卫生” 。“旱厕”曾是农村卫生条件差的“代名词”，夏季蚊虫滋生、异味难闻，还容易传播疾病。2015年，“农村厕所革命”全面推进，各地根据气候、地形、水源等条件，推广水冲式厕所、三格式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厕所等多种模式，既改善了卫生条件，又实现了粪污的循环利用。在山东潍坊，农村推广“三格式厕所”，粪污经过发酵后变成有机肥，用于农田施肥；在云南大理，结合山区缺水实际，推广“干式无害化厕所”，无需用水冲洗，粪污干燥后可直接还田。截至2023年，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8%，较2015年提升22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用上了干净卫生的厕所，村民的健康意识也随之提升，“饭前便后洗手”“定期打扫卫生”成为生活习惯。
“污水治理”让农村“清水长流” 。过去，农村生活污水多“直排”，厨房污水、洗衣污水流入沟渠，污染土壤与地下水。近年来，各地根据农村居住分散的特点，推广“集中处理”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模式——在村庄集中的地区，建设小型污水处理站，统一处理生活污水；在居住分散的山区，推广“三格化粪池+人工湿地”模式，污水经过处理后达标排放。在江苏苏州，农村建设“生态滤池”，利用水生植物、砂石等净化污水，处理后的水质可用于灌溉；在四川成都，农村推广“户用污水处理设备”，污水经过过滤、沉淀、消毒后，能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截至2023年，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40%，较2018年提升18个百分点，农村的沟渠不再发黑发臭，地下水质量也得到明显改善。
三、从“破坏生态”到“守护生态”：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仅源于“外部修复”，更源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内在转型”。改革开放初期，“先污染后治理”的观念让部分农村陷入“发展与环保”的矛盾；如今，“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农民在生产中“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在生活中“低碳化、环保化、节约化”，形成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农业生产的“绿色升级” ，让“生态农业”成为新潮流。过去，农业生产依赖“化肥农药”，不仅污染环境，还影响农产品质量；如今，“绿色种植”“生态养殖”成为主流，农民通过“循环农业”实现“变废为宝”。在江西赣州，脐橙种植户推广“猪-沼-果”模式，养猪产生的粪便进入沼气池发酵，沼气用于做饭照明，沼液沼渣作为脐橙的有机肥，既减少了化肥使用，又降低了污染；在广东湛江，海水稻种植采用“生态种植”技术，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利用海水的天然矿物质提升水稻品质，同时还能改良盐碱地。此外，“有机农业”“绿色农业”认证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3年，全国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总数超过6万个，越来越多的“生态农产品”走上消费者餐桌，既让农民获得了更高收益，又推动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能源的“清洁替代” ，让“低碳生活”走进农家。过去，农村能源以“柴薪、煤炭”为主，不仅污染空气，还破坏森林资源；如今，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清洁能源在农村广泛应用，既环保又便捷。在河北张家口，农村推广“太阳能光伏发电”，屋顶安装光伏板，既能发电自用，还能将多余电量并网出售，“光伏+农房”成为农民增收的新渠道；在安徽宿州，农村推广“沼气入户”，农户利用秸秆、粪便生产沼气，解决了做饭取暖问题，每年可减少秸秆焚烧造成的污染；在内蒙古通辽，部分农村安装了小型风力发电机，利用草原上的风能发电，为偏远地区提供稳定的电力供应。截至2023年，全国农村清洁能源普及率超过50%，农村煤炭消费量较2015年下降18%，空气质量明显改善，过去“家家户户冒黑烟”的景象一去不复返。
农民生态意识的“觉醒” ，让“守护生态”成为自觉行动。过去，农民对“生态保护”的认识不足，认为“环保是政府的事”；如今，随着生态宣传的普及与生态效益的显现，农民逐渐意识到“生态是饭碗，保护是责任”。在云南西双版纳，村民成立了“雨林守护者”协会，自发参与热带雨林的巡护，防止盗砍盗伐与偷猎；在青海湖周边，牧民主动减少牲畜养殖数量，保护青海湖湟鱼的产卵地与候鸟的栖息地；在浙江杭州，农村志愿者定期开展“河道清淤”“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带动更多村民参与生态保护。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转变，让农村生态保护有了最坚实的群众基础，也让“绿色”成为农村发展的永恒底色。
四、从“政策推动”到“制度保障”：农村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与制度的“长效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从“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确立，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再到“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目标的明确，国家对农村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为农村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提供了坚实支撑。
顶层设计的“精准发力” ，为农村生态保护指明方向。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明确了“垃圾、污水、厕所”三大攻坚任务；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出台，进一步提出“生态宜居”的更高目标；2023年，《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将“农村生态保护”纳入重点任务，要求“加快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这些政策不仅明确了农村生态保护的“时间表”与“路线图”，还通过“中央财政补贴+地方配套资金”的方式，为农村生态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截至2023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农村生态保护资金超过5000亿元，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资本投入超过1.2万亿元，为农村生态修复、人居环境整治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制度创新的“保驾护航” ，让农村生态保护有章可循。除了“河长制”“退耕还林还草制度”，国家还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制度：“生态补偿制度”让保护生态的农民获得收益——在安徽新安江流域，浙江与安徽建立“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安徽加强新安江源头生态保护，浙江给予安徽生态补偿资金，既保护了水质，又带动了安徽沿线农村的发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让破坏生态的行为付出代价——在江西，某企业因污染农村河流，被要求赔偿生态损失1200万元，用于河流修复与生态补偿；“农村环境监测制度”实现了生态环境的“实时监管”——全国建立了超过2万个农村环境监测点，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水质、土壤质量，及时发现并解决生态问题。这些制度的建立，让农村生态保护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常态化治理”，确保了生态环境改善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五、结语：生态宜居的农村，是乡村振兴最美的“答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是经济发展、理念进步与政策发力的共同结果。从山水林田湖草的“绿色回归”，到人居环境的“洁净蝶变”；从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到制度保障的“长效护航”，每一个变化都凝聚着国家与农民的共同努力，每一处绿色都见证着农村的发展与进步。如今的中国农村，不仅是“粮食生产的基地”，更是“生态宜居的家园”；不仅能让农民“腰包鼓起来”，更能让农民“呼吸上新鲜空气、喝上干净水、住上整洁房”。
当然，农村生态保护仍面临着“部分地区污染反弹”“生态修复成本高”“农民生态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等挑战，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进一步普及，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必将朝着“更绿、更清、更美”的方向迈进。未来的农村，将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家园，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幸福家园，这不仅是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生态红利”，更是中国乡村振兴最美的“答卷”。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