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一天，我家突然接到一张明信片，那时全家人正吃午饭，我拿过来一看，大叫一声："我爸来信了。"我妈赶紧放下筷子，全家人把我围住，叫我快念一念，写的什么。明信片就是一张硬卡片，上面歪歪扭扭又非常潦草地写着几十个字，上写："香桂，我现在在北京，正在交代问题，一切很好

有一天，我家突然接到一张明信片，那时全家人正吃午饭，我拿过来一看，大叫一声："我爸来信了。"我妈赶紧放下筷子，全家人把我围住，叫我快念一念，写的什么。明信片就是一张硬卡片，上面歪歪扭扭又非常潦草地写着几十个字，上写："香桂，我现在在北京，正在交代问题，一切很好，望不要挂念，我急需几样东西，辣椒酱、凡士林油、皮球。"落款是单永魁，时间是1952年某月，我记不清了。

虽说简短的几十个字，它却给我们全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一直失踪了十三四个月的我爸终于有了下落，人现在在北京，还活着，这使全家人倍感欣慰，虽然现在问题还没弄清楚，是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放回来不得而知。

我们饭也不吃了，我妈拿着明信片去找朋友们，叫大家帮着分析，当晚回来对我们说："大家经过判断，这封信是你爸亲手写的，可能他在里边接受了扫盲教育，从大字不识，到简单写书信了。"同时还说，"落款是北京西什库胡同十三号，这是个什么地方需要搞清楚。"于是我妈当晚决定一定要到北京去一趟，全桂大姐自告奋勇陪我妈同行。就这样她们忙碌地张罗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我们在家里翘首以望，盼着我妈能带回来好消息。

四天后我妈和全桂终于回来了，从她们流露出的神情看出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果然我妈说："我们到了北京西什库十三号，拿着明信片作证明，很顺利见着你爸了。"我奶奶忙问："变样了吗？"我妈说："没变，和当初一个样。"我奶奶又问："把人扣到北京不让回来到底为的是什么？"我妈说："人家说正在调查当中，等调查清楚就把人放回来了。"我又问："我爸都说了些什么？"我妈说："你爸说我在这儿一切挺好，天天学习，告诉你们听话，把家看好，等他回来。"我又说："那到底他犯了什么官司？你咋不问个清楚呢？"我妈说："人家有规定，不让谈这些问题，我们谈话的时间只有五分钟，旁边还有人监视着，我们不敢问你爸也不敢说，就觉得一眨巴眼的工夫就到了时间了。"话虽不多，也说明了很多问题，于是我们全家进一步放下了心。

许多亲友同行先后到我家来祝贺，有人问："永魁干什么要那些东西？"我妈解释说："那里的伙食油少肉少，只有吃辣的才解馋，所以他才要辣椒酱，要凡士林是手脚干裂不抹不行，要皮球是把它一分两半里面抹上凡士林油扣到脚后跟上，以免脚后跟干裂扩大。"自从我妈从北京回来，我们就经常往北京给我爸寄这些东西，我那时候就盼着时间快点过，希望有一天会奇迹发生，我爸突然回到了家里。

紧接着喜讯传来，朝鲜战争结束了，中美朝三方在板门店会谈，以三八线为界，南边的叫大韩民国，北边的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么大的战争可结束了，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转过年来，我爸第二张明信片到了，上边说他已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现在在北京第一监狱服刑，家属可以探视，又说如果有人来给带块手表和几件换洗的衣服，还要一双布鞋，我拿着明信片跟我妈说："妈，我想去北京看我爸。"我妈犹豫了半天没说话，我又说："我太想我爸了，这些事我全能办理好，你就叫我去吧。"我妈终于点头同意了。

我在学校请了假，消息传出，很多人都求我从北京往回捎香烟，因为名字太多了我记不住，让他们给我开了个条子，我带着路费顺利地登上了沈阳通往北京的列车。

那会儿买票相当容易，比现在上公共汽车还方便，也没人排队，我把钱往窗口一递说了声去北京，人家马上就把票递给我了。列车上没有什么人，车上也就一二十人，你可以随便坐，车又干净又准时，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我从前门火车站下了火车，出站之后先找了一家旅馆，在咸鱼口胡同住在延安二店，服务员都是男的，年岁都不小，延安二店是仿古式的建筑，住在那儿好像回到了古代。

第二天，我就拿着明信片雇了一辆车子，找到北京第一监狱。在监狱的大门外，已经排着二十多人，我只好站在别人的后头等着，等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监狱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铁牌，上头有号码，这是允许进门的见证，我又等了将近一小时，心里头顾虑重重，我能见着我爸吗？难道他就住在这高墙的里边吗？能不能有啥变化，不允许我见了？总之胡思乱想，心里乱成一团。好不容易叫号了，我一看跟我的铁牌上的号码相符，知道轮到我了，有一个穿便衣的二十多岁的工作人员对我说："见着犯人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哭闹，不准瞎问，唠家常嗑儿可以，你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于是这个人把我领进大铁门旁边的角门。

我进去一看，好宽大的院子，在我面前不远，还有一道墙，墙里边好像有座工厂，这就是我爸改造的地方。我两眼发直正往前走，突然听见有人叫我，那声音既亲切又嘶哑，我转过脸一看，原来我爸就站在墙角，正在等我。老实说两年不见了，好像我爸的脸短了一块，眼袋下垂，苍老了很多很多，他穿着一身家常便装，说话不敢高声，细声慢语的，那名工作人员把我领过去，让我把捎来的东西放到地上，他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我利用这段时间拉住我爸的手，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爸拍拍我的头先说了一句："长大了，长大了。"不等我爸再问，为了抓紧时间我连珠炮似的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遍，我知道我爸是个孝子，第一件事我就说我奶奶身体非常好，你不用挂念，我妹妹们也非常好，我妈照旧在北市场说书，买卖还是那么好，您就一百个放心，说着我从怀里取出一只手表，亲自给我爸戴在手腕上，我爸说："因为工作对时间要求得很严，没有手表不方便。"接下来我爸从上衣兜里把判决书取出来，交给我说："你看看，这是我的判决书。"我打开一看，闹了半天我爸犯的是窝藏包庇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我不解地大声问："你包庇哪个反革命了？"我爸说："那个王子明就是反革命。"我才想起来，那位卖烧酒酱肉的掌柜的，我说："他是反革命，咱也不是反革命，干吗给你判刑？"我越说声音越高，越说声音越大。我当时似乎丧失了理智，指着判决书问我爸："这是哪个政府给你判的？"我爸小声说："人民政府呗！"在旁边监视我们谈话的那个年轻人一把扯住我的膀子，大声呵斥道："你胡说些什么？又哭又闹像什么样子，快走快走！"说着不容分说把我推出监狱大门，我扭回头对我爸说："爸，你保重，我走了。"我爸木然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

现在回忆起来，我真有点后悔，为什么头脑那么不冷静，说出那种话来？思念父亲，疼爱父亲是一回事，党的政策又是一回事，我当时的情绪就是满脑子的抵触，认为政府冤枉了我爸，处理得不公，但这些话我可没敢说。

有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了，问那位年轻的看守怎么回事，那个年轻的看守指着我说："他不服从接见规定，大哭大叫，我就把他撵出来了。"干部就是干部，那个人的态度好极了，他把我领进办公室，问我多大了，在什么地方念书，又问了家里的情况，他耐心地安慰我说："你爸犯了法，政府判他六年徒刑，已经是从宽处理了，他犯的是包庇反革命罪，可够严重的，尽管如此，政府还是以改造人教育人为目的。你看你爸虽然是改造，吃喝不缺，待遇也不错，只是隔着一座高墙，此外与你们没有什么区别，他犯了法就要服刑，这是国家的政策，你哭喊有什么用？你是个有知识的人，应该理解这些，如果你想你爸爸，随时都可以来看他。"我说："那个人说了，永远不准让我来见。"他笑笑说："那是气话，在北京的犯人家属每月可以来看两次，你们是辽宁人，每月来几次都可以，回家好好念书吧，用不了多久你爸就可以回家了。"

这位干部说的话不多，可是针针见血，温暖着我的心，我站起来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擦干眼泪走出办公室的门，回头又望了一眼那五米多高的狱墙，回了旅馆。

1994年，我已经是五十九岁的人了，物是人非，过去的事情好像一场噩梦，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第一监狱的印象还在我脑子里浮现。我应北京电视台的邀请，为他们录制评书《七杰小五义》，住在北广招待所。有一次我带着女儿慧莉，去拜会前辈袁阔成先生，他家住的离陶然亭不远，门前就是第一监狱。看着那座阴森森的大墙，触动了我心中的往事，我问袁先生："你怎么住在这儿？"他说："我住的房子属于公安系统。"我说："我怎么看着像第一监狱啊？"他点了点头说："对啊，我就住在监狱的墙外。"但是我没跟他说以往的经过，看着那座大墙，我心里沉重得不得了，悠悠往事不堪回首。

还回到1952年吧，我回到旅馆躺到床上能有半个多小时，尽量回忆着我和父亲见面的那短暂时刻，那个干部说的对，我爸有罪服了刑，这是理所应该的，想父亲哭这是天理人情，但是也要分场合地点，过了一会儿我心里就平静了，下午我决定出去散散心。第一次到首都来，无论如何我也得参观几个地方。

出了旅馆刚到路口，就被十几个三轮车夫围住，他们都是京腔京调，一个劲儿地吵吵："坐我的车吧，坐我的车吧，我的车干净。"我被他们吵吵得有点儿蒙了头，随意跨上了一辆三轮车，那位三轮车夫问我："您上哪儿去？"我说："故宫。"他清脆地答应了一声："好嘞，你哪！"说罢肩膀晃动，熟练地蹬着三轮车离开了延安二店。我在车上第一次认真地领略了大前门的风采，都说前门楼子九丈九，飞檐斗拱，巍巍壮观，今日一见果然不假。那时，前门外边的一条小河，还没有被填死，新马路还没有建成，我们的车子跨过一座石桥，从前门楼子的右侧往前走，前门楼子的左右两翼，都被城墙环绕着，还保存着原貌。为了交通方便，在城墙上扒了几个豁口，当然现在这些早就不存在了，我们来到金水桥，通过天安门城楼，一直往里走，那位车夫非常热心，边走边问我："您是第一次来北京吧？"我说："是。"他说："听您的语音就是东北的，咱们去的这个地方是故宫博物院，您转一天也转不完，饿了里边有饭馆，甭着急，一点一点地看。"到了午门前车子停住了，车夫告诉我："我就能把您送到这儿了。"我付了车钱，买了一张门票，门票折合现在的钱也就是两毛钱。

走进这座神秘的故宫，在我眼前既有金碧辉煌的一面，又有沧桑的一面，那时故宫还没有维修，有些地方满目疮痍，好在三大殿还保存完整。我首先走进太和殿，第一眼就看见了那高高在上的龙椅，因为说书里常说，这就是八宝金殿，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对号，看看跟说书的说的有什么不同。那会儿参观随便可以用手摸，哪间屋子都可以随便进，现在为了保存古迹，都用绳子拦起来了，或者只允许在门外往里看。我围着皇上的宝座转了几圈，又摸了摸地上的金砖，心说说书里说皇上脚下铺的都是金砖，这也不是金砖，这不是灰砖吗，难道金砖都被人撬走了？接下来我又看了中和殿和保和殿，接下来就是参观内宫，说实在的，我走了一会儿心就烦了，一是地方太大，房间太多，在我脑海中认为这房子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区别之处，让人看了索然无味。如果有个导游那就强多了，可惜我没有时间雇导游，也没那门心思，就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

离开故宫后，我又回到旅馆，下午到大栅栏去购买香烟，大栅栏人真多啊，拥挤不动，在大栅栏的路口并排有十几家专售香烟的门面，我信步走进一家最大的，那里面琳琅满目，但都是进口烟，没有国产的，有人说他们在销售国民党剩下的家底，售烟的业务员热情地接待了我："小老弟，买点烟吗？"我把从沈阳带来的条子递给他："按条子上买。"那业务人员喜笑颜开，一看这可能是大买家，一次性就买这么多，他一边给我拿烟，我一边在烟店里浏览，那些进口香烟包装得美极了，有的能叫上名字，有的叫不上名字，一会儿业务人员把我叫过去，对我说："先生你过过数，看看对不对？"我拿着条子逐一核对，一点儿不差，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象牌、站人牌、咖啡牌，绿锡包、白锡包、粉锡包，还有铁盒炮台等等。我简直成了烟贩子，那么多烟我也拿不了，业务员真热情，到里屋给我找了个双肩背的大背包，把这些烟全装在里边，往身上一背，轻快多了，我付了钱走出烟店，当晚就坐火车返回了沈阳。

回到沈阳后，我向全家人介绍了此行的经过，奶奶最关心我爸了，问得非常详细，我为了安慰奶奶还说："我爸比过去胖了，显得也年轻了，他们监狱有一座印刷厂，他是切纸工，活也不怎么累，吃的喝的都挺好，从打我爸被抓的那天起还有四年多就可以回家了。"奶奶边点头边擦眼泪，嘴里一个劲儿说："这就好这就好。"我带回来那些烟，也分别送给了委托我的人。但是有一点我要提及的是我吸烟的坏毛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因为在火车上闲得无聊，又出于好奇，我把口袋打开，信手打开一盒烟，用鼻子一闻挺香，难怪他们爱抽，我就点着了抽了两口，但是咳嗽得要命，那就是我吸烟的开始。回家之后，如果发现桌上有烟我就偷偷地拿走一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去吸两口，因为学校禁止吸烟，小孩儿吸烟怕人家笑话，我妈我奶奶也不允许，所以就得偷偷摸摸地抽，至今算来我已经有五十九年的烟龄了。

从北京回来我们一家人心里踏实多了，剩下的时间就是等我爸回家了。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三舅二舅都给家里来了信，我二舅被判处了八年有期徒刑，被押在河北卢台服刑，信上他没说什么，只是需要辣椒酱、换洗的衣服等等。我三舅的信是从黑龙江省密山县发来的，第一封信是明信片，让家里头给他多多地寄辣椒酱，还有换洗的衣服，紧接着他又来了第二封信，跟普通信件一样，我打开一看，上面是用红钢笔水写的，内容是：我现在在密山服刑，被判五年，罪名是窝藏包庇反革命分子，这是最大的冤枉，我和王·子明只见过两三次面，也没说过几句话，平素一点来往都没有，怎么能谈得上是窝藏和包庇呢？我已经向上边提起申诉，希望家里的人找到市文联郑文同志和史超同志去了解一下，他们对我的情况最熟悉，最好请他们出个证明，上写千下写万。

老实说我们对这封信为了难，郑文是沈阳市文联主席，史超是市文化局主管曲艺界的头头，要叫他们出证明谈何容易。我前面说过由于我妈对我三舅怀有特殊的感情，三舅的委托她是不能不做的，可她又不愿意亲自出面，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也是顾虑重重，不愿意露面，那时我对干部有抵触情绪，不愿意跟他们说话，尤其是这种事情，怎么张口，但是母亲交代的事又不能不做。我就带着我大表哥小仓子（我三舅的儿子）和表弟小白（二舅的儿子）,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了市政府。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的是，三舅二舅都服了刑，他们两家的生活都由我妈来承担，表兄和表弟，经常到我家里去，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小孩子，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因此我和我的家就成了他俩的主心骨。我们仨凑在一起，仗着胆子，找到市文联，很容易地见到了郑文同志。郑文是哈尔滨人，中等身材，长得白白胖胖，鼻子上架着高度的近视眼镜，我说明来意后，把我三舅的来信递给他，他看完之后，把信又还给我，往椅子上一靠，拉着长音说："王来君这个人我清楚，但他犯罪我不了解，这个证明我没法出，要叫我出证明也只能证明艺术不错，会编写几个小段子，至于他是怎么包庇反革命的我一概不知。"

说罢就把我们冷落到旁边不理了，话说到这儿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看着人家一副官架子，对我们冷冰冰的样子，我们只好离开文联，又去市文化局找史超同志。这个史超是四川人，转业军人出身，对文艺界的人没有啥好印象，他到沈阳市曲艺团开过几次会，过去我曾见过他，此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很难让人接近，我们硬着头皮仗着胆子找到了他，说明来意后，把信交给他，他不屑一顾地看了一眼，把信又塞到我手上，大声说："我是领导曲艺的，不管法律上的事，他犯不犯法，是他的事，跟我毫无关系，叫我证明什么？"又说了一句，"乱弹琴。"他用手指着门口说："走吧走吧。"就这样把我们轰出了文化局。

其实我心里清楚，不来不行，来了也不会起啥作用，果不出我所料，两处都撞了南墙。回家后向我妈详细地介绍了情况，我妈一句话也没说，好半天她对我大表哥说："情况就是这样，你给你爸回封信吧。"于是小仓子给我三舅回了封信。

后来我表弟小白在沈阳考上了测绘学校，学习了一年就毕业了，他们测绘队要远赴云南去做实地测绘工作，临行的时候我们难舍难离，我妈给他买了两套新衣服，对他说："你爸被判了八年徒刑，距离释放还远着呢，你就不要想得太多了，好好安心工作。"小白是很老实的孩子，平日言语不多，但心里有数。我妈除了对我之外，就是对他好，现在父亲服刑，母亲又是继母，娘儿俩合不来，一个年仅十五六的孩子，远赴云南，真有点儿割舍不得，但为了孩子的前途又有什么办法呢？

小白跟我的关系相当好，走的时候哭了有半夜，之后他们到了云南昆明，还给我回过信，介绍了云南风光和他工作的情况。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隔一年之后，噩耗传来，是他们测绘队来的信，说王佳男（即小白）同志因事故与六名同志在洱海翻船溺水身亡。

我听罢之后，十分震惊，活蹦乱跳的小伙子还不到一年就死到云南了，信上还说王佳男同志有不多的遗物，需不需要给你们寄回去？我妈决定人就地掩埋，就安葬在云南，东西也不必寄了。他们单位还给了不多的安葬费，寄到沈阳后都交到我二舅妈手里，人哪，到了老年就爱回忆，至今有时候我还在想着小白，每当想到当时的情况，心里就一阵绞痛，我经常感叹老天太不公平了，我二舅的命也太苦了，本来是一个吃喝不愁的小家庭，就因为一场飞来横祸，转瞬之间落得个家破人亡。

风水轮流转，日子照样过，很快我到了初中三年级。当时我迷上了篮球，场上总有我的踪影，虽然我个子小，但是痴迷篮球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人，每天除了读书之外，就长在球场。可是学校人多篮球少，必须一班一班地轮着玩儿，每班一星期至多能轮上两次，我心说自己家有一个篮球多好，想咋玩儿就咋玩儿，当时学校也有自带篮球的，我羡慕得不得了。于是我鼓足勇气向我妈提出给我买个篮球，我妈一听睁大了眼睛，呵斥道："你的胃口越来越大了，买个篮球得多少钱？"我说："我看了，不怎么贵。"我妈说："我挣一天的钱也买不来一个篮球，不行不行。"我哀求了几次都无果而终。这时候我人大心大了，有时候也会跟我妈犟嘴。

有一次我跟妈妈又提起这件事，我妈还是说不给我买，我坚持要买，我妈就是不答应，正在这时候，贵人来了，正是吉林的那位好朋友齐庆金齐四叔，他的转运公司已经公私合营了，他是私方代表，这次到沈阳来出差，特为到我家来看看。齐四叔是个热心肠的人，重感情，有文化修养，当他听说我们家摊

事之后，难过了好些天，故人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和无限的感慨，我妈热情地款待齐四叔。

齐四叔看着我说："大全子大了，书念得怎么样？"我妈说："书念得一般，就是贪玩儿，这不迷上篮球了，天天磨着我要买个篮球。"齐四叔说："好啊，小孩子正在发育的时候，打打篮球对身心都有好处。"我一听高兴了，齐四叔接着又说："一会儿我上街办事，你跟着我去，篮球的事包在我身上了。"弄得我妈很不好意思，我可乐坏了，吃罢饭后又坐了一会儿，我和齐四叔先到了太原街，他给我买了一只很不错的篮球，当时我喜悦的心情难以形容，我把球放在球网子里用手拎着，有意地对行人炫耀，你看这球是我自己的！挨着体育用品商店就是高级文具店，最贵重的就是金笔，齐四叔把我领进文具店，问售货员："有没有五一派？"五一派克是金笔中最好的金笔，价钱不非，平时我连想都不敢想，售货员说："这两天断货了，可是我们这儿有加拿大胜利牌派克笔。"说着拿出来几支，叫齐四叔观看，齐四叔问我："这笔你喜欢不？"我说："当然喜欢了，就是太贵了。"齐四叔又问我："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我说："我喜欢金帽紫杆的派克笔。"最后我们选中一支最满意的，齐四叔把它别在我上衣袋里，拍拍我肩膀说："希望你用这支笔练出一手好字。"

我对齐四叔太感谢太感谢了。齐四叔在沈阳只停留了两天，还和我照了张合影，他坐在前面我站在后面，然后他就回吉林去了，打那儿之后就再也没见着面。

在1982年我率队去吉林演出的时候，特为赶到他住的河南街大安胡同二号去看望他，结果房子已经易主，那主人对我说："老齐在三年前因高血压病故了。"我听完之后心中一颤，人生一世，在印象当中最深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对你有恩的人，一种是对你有仇的人，齐四叔对我们家来说是有恩的，所以至今我还在怀念他，我们两个的合影还保留在我的相册里，有时打开相册看一看，往事历历在目……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出生于营口市，1954年拜说书演员李庆海为师学习评书，1956年春节首次登台表演，开始说书生涯。24岁时正式独立演出，先后演出评书《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平原枪声》《林海雪原》《红岩》等，奠定了在书曲界的地位，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断演艺生涯。1978年获得平反，此后相继录制了《七杰小五义》《封神演义》《民国风云》等广播评书和《三侠五义》《白眉大侠》等电视评书。1993年被评为“深受人民喜爱的评书表演艺术家”，2004年被北京曲艺家协会特聘为名誉主席，2007年1月宣布收山。2012年荣获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华鼎奖中国曲艺演员公众形象调查第一名。2018年9月11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病逝，享年84岁。】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