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战“北部湾事件”：1964年，约翰逊总统以“美军遭北越鱼雷艇袭击”为由升级战争，事后被证实为夸大甚至子虚乌有。但美国官方长期将其定性为“情报误判”，而非总统蓄意伪造。

美国总统在越战和伊拉克战争中的行为为何未被追究，而韩国总统却被持续追究？

一、美国：制度设计让“追责”难以抵达总统本人

1. “情报错误”而非“故意造假”的叙事框架

- 越战“北部湾事件”：1964年，约翰逊总统以“美军遭北越鱼雷艇袭击”为由升级战争，事后被证实为夸大甚至子虚乌有。但美国官方长期将其定性为“情报误判”，而非总统蓄意伪造。

- 伊拉克战争：2003年，小布什政府以“萨达姆从非洲购买铀”和“炭疽小瓶”为证据发动战争，事后证明情报系捏造，但国会调查结论仅指责中情局“分析漏洞”，未触碰总统责任。

2. “军工-国会-媒体”复合体的防火墙

- 美国通过“国家安全”叙事和保密制度，将决策过程包裹在“情报黑箱”中。例如，伊拉克战争前，白宫成立“特别计划办公室”绕过正常情报审核，直接炮制证据，而国会听证会上仅中情局长特内特一人揽责，总统得以全身而退。

- 媒体与智库的“战争红利”进一步削弱追责动力：越战和伊战期间，美国五大军工巨头股价分别上涨300%和400%，主流媒体因广告依赖而弱化对总统的质疑。

3. 法律工具箱：模糊的战争授权与“时效豁免”

- 美国宪法将宣战权赋予国会，但自越战起，总统通过《东京湾决议》（1964）和《授权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决议》（2002）获得“空白支票”，事后即使情报造假，国会只能以“撤销授权”象征性止损，无法追溯总统刑责。

- 国际层面，美国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并曾以“入侵海牙”威胁调查美军的外国法官，彻底阻断外部追责通道。

二、韩国：总统制下的“复仇政治”与结构性清算传统

1. 权力集中制：总统=“最终责任人”

- 韩国1987年民主化后仍保留强总统制，缺乏美国式的“三权制衡缓冲带”。例如，李明博、朴槿惠的“亲信干政”案可直接指向总统本人，而美国同类事件（如特朗普“通俄门”）会被司法部“在任总统不得起诉”原则拦截。

2. 地域主义与“政治复仇”循环

- 韩国政坛存在“岭南（保守）vs湖南（进步）”的地域对立，新总统上台后往往通过清算前任凝聚支持者。例如，文在寅政府以“积弊清算”为名调查朴槿惠和李明博，而朴槿惠当年也曾以“资源外交腐败”调查卢武铉（导致其自杀），形成“青瓦台诅咒”式循环。

3. 舆论与司法的“放大镜效应”

- 韩国媒体高度政治化，电视台背后多为财阀控制，与在野党形成“倒阁联盟”。例如，朴槿惠“世越号”事件被连续直播数月，而美媒对布什政府“情报门”的报道在战争爆发后迅速降温。

- 韩国检察官拥有独立侦查权，可直接起诉前总统（如尹锡悦曾主持起诉朴槿惠），而美国特别检察官（如穆勒）的调查报告需经司法部审议，且总统可行使豁免权或特赦（如福特特赦尼克松）。

三、结论：制度差异而非“道德高低”

- 美国通过“情报模糊化-法律豁免化-利益同盟化”的三重机制，将战争责任分散至“体系”而非个人；

- 韩国因总统权力集中、地域政治对立及司法独立设计，使总统成为“结构性矛盾的最终泄压口”。

简言之，美国总统的“不被追究”是制度精心设计的“免责游戏”，而韩国总统的“持续被追究”恰是制度缺陷导致的“个人背锅”悲剧。

来源：晓风明月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