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5月15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阿里·沙姆哈尼在接受美国NBC新闻独家采访时，宣布伊朗愿意与美国签署附加条件的核协议，以换取全面解除经济制裁。这一表态标志着伊朗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从长期强硬转向务实妥协。沙姆哈尼表示，只要伊朗的核心诉求得到

2025年5月15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高级顾问阿里·沙姆哈尼在接受美国NBC新闻独家采访时，宣布伊朗愿意与美国签署附加条件的核协议，以换取全面解除经济制裁。这一表态标志着伊朗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从长期强硬转向务实妥协。沙姆哈尼表示，只要伊朗的核心诉求得到满足，协议可“立即签署”，毫不拖延。

伊朗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所有经济制裁；承诺不发展核武器，销毁武器级高浓缩铀，限制铀浓缩至民用水平，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全面监督。NBC指出，这是哈梅内伊核心圈首次如此明确表达谈判意愿，清晰反映最高领袖的战略意图。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早在2025年2月表示支持与美国对话，但受限于哈梅内伊的反对态度，其倡议未获进展。哈梅内伊的策略是在谈判中保持强势，避免显得急于妥协，以维护国内威信。然而，外部压力让伊朗不得不放下身段，加快谈判步伐。

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始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2018年特朗普上台后，对于伊朗的压迫进一步加深，他决定退出《伊核协议》（JCPOA）后，制裁升级为“最大压力”政策，针对石油出口、金融系统和工业供应链。

制裁基本切断了伊朗的经济命脉。石油收入锐减导致财政捉襟见肘，海外资产被冻结，国际贸易几乎停摆，伊朗连进口基本物资都困难重重。2022年，马赫萨·阿米尼之死引发的全国抗议，反映了民众对高物价、失业和政府管控的不满。伊朗高层深知，若不缓解制裁压力，社会动荡可能威胁政权稳定。经济这根弦，绷到极限，只能选择妥协。

而在军事上，美国更是对伊朗形成了压倒性优势。2025年初，“卡尔·文森”号和“杜鲁门”号核动力航母部署至波斯湾，配备F/A-18超级大黄蜂和E-2预警机，具备精准打击伊朗沿海设施的能力。美国还在印度洋迭戈加西亚基地部署6架B-2隐身轰炸机，携带可摧毁深埋核设施的GBU-57巨型钻地弹，直指伊朗的纳坦兹和福尔多核工厂。

以色列的威胁更为直接。其约90架F-35隐身战机配备先进电子战系统，能轻松突破伊朗的S-300防空网络。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朗据点，伊朗防空系统未能拦截，暴露出技术短板。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攻击伊朗，伊朗的德黑兰和大不里士真能成为火海。

特朗普的外交，一向胡萝卜与大棒并存。2025年3月，他通过阿曼向哈梅内伊转交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件，要求伊朗在两个月内达成核协议，否则将面临军事行动。

而在另一方面，特朗普又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为伊朗的妥协留出口。5月14日，特朗普访问沙特，与叙利亚临时政府领导人朱拉尼会晤，承诺解除对叙利亚46年的制裁。此前，朱拉尼曾被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通缉，如今却被特朗普称为“值得尊敬的斗士”。

这一转变向伊朗传递信号：顺应美国可获喘息，取消制裁什么的一切都好说。这种网开一面式的策略，怎能让伊朗不动心？先前哈梅内伊还强调不和霸凌者谈判，如今却滑跪的如此迅速，很难不让人想象联想，哈梅内伊是否被特朗普和朱拉尼的会面给“激励”到了。

伊朗对美国的妥协，也让中国网络曾经热炒的中俄伊的大三角彻底成了泡影。对于这种说法，笔者一向嗤之以鼻，但耐不住众多时政网友热炒。

然而布热津斯基的假设基于非西方国家会因反美而结盟，但现实远非如此。中俄伊三国在战略目标和实力上差异巨大。中国追求多极化世界，强调经济合作；俄罗斯在中东奉行实用主义，与多方保持平衡；伊朗则受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驱动，优先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反美，根本不会让这三个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截然不同的国家实现联合。

就中国而言，就从未认可“中俄伊三角”。中国在中东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稳定中东、“一带一路”和能源安全。相比之下，伊朗的优先度不仅没有沙特高，甚至地位可能还低很多。例如2024年，中国从伊朗进口石油占总进口的10%，而对沙特的贸易额达1200亿美元，对伊朗仅200亿美元。也就是说，伊朗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也不会为了反美就去帮扶伊朗。

与此同时，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像一堵坚实的墙，挡住了任何阵营化的尝试。加入“反美三角”不仅违背战略利益，还可能让中国陷入不必要的地缘冲突。

就俄罗斯而言，其原本与伊朗的合作，主要基于两者在叙利亚有共同利益。叙利亚内战期间，俄罗斯和伊朗曾共同帮助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稳住了局势。然而到了2024年，阿萨德政府瞬间垮台，叙利亚新政府排除了伊朗，但口头上允许俄罗斯继续驻军叙利亚。

这样一来，俄罗斯和伊朗最大的利益共同点也消失了，两者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实现联合。2025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胜利日大阅兵。普京邀请了以色列，却没有邀请伊朗。以色列虽然因故没来，但同样表明俄罗斯和伊朗并没有太多共同利益，两者也不可能联合。

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伊朗军力的孱弱也是中俄伊三角很难实现的原因之一。伊朗为何容易妥协，说白了就是“兵弱”。早在中国古代，对伊朗兵弱的问题就有注意。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接触到当时的帕提亚帝国（中国史称安息，伊朗前身）。他在《史记》中评价：“安息是大国，物产丰富，商业发达，但兵力薄弱，只贪图汉朝的财物。”相比兵强马壮的大月氏和康居，安息不值得深交。安息王曾派两万骑兵迎接汉使，试图炫耀武力，但汉朝人丝毫不为所动。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延续这一判断，明确记载“安息兵弱”。

数百年后，唐朝时期，波斯（伊朗前身）被阿拉伯人入侵，王子卑路斯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派名将裴行俭护送他返回，但裴行俭走到西域便折返长安，显然认为波斯军队不堪一战，救之无益。中国古人对伊朗的评价惊人一致：大国之名，弱兵之实。

进入现代，伊朗军队依然摆脱不了“兵弱”的魔咒。表面上看，伊朗拥有61万兵力（2024年数据），规模不小，但装备老化、组织分裂和士气低迷让其战斗力大打折扣。

伊朗军队的装备老旧得像“上世纪的遗物”。空军主力是1970年代的美制F-14和俄制米格-29，维护成本高，备件短缺，飞行一次都得提心吊胆。海军仅有小型快艇和几艘老式潜艇，远洋作战更是空谈。防空系统依赖俄罗斯S-300，但面对以色列的F-35隐身战机形同虚设。2024年10月，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朗据点，伊朗防空系统未能拦截一枚导弹，暴露了技术差距。

伊朗军工产业受制裁掣肘，严重依赖进口，自主研发能力近乎为零。2024年，伊朗军费仅100亿美元。伊朗虽能生产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但精度和规模不足以改变战局。而更讽刺的是，伊朗对美制装备情有独钟，却因制裁无法获取，俄制和中制装备又被嫌弃“不够高端”，结果两头落空。

伊朗军队的组织结构堪称“全球独一份”。国防军和革命卫队并存，互不统属，形同两套班子。国防军训练较好，战斗力较强，但政治忠诚度存疑，常被高层边缘化；革命卫队政治上绝对可靠，却因训练不足和装备落后，战斗力堪忧。由于政治优先，革命卫队常被派往叙利亚、黎巴嫩等海外战场，结果屡屡失利。

这种双轨制导致资源分散、指挥混乱。国防军与革命卫队在预算、任务分配上互相掣肘，形同“内讧”。而这种内讧正好给了美国中情局以及以色列摩萨德以渗透空间，导致伊朗内部千疮百孔。

伊朗军队最致命问题是士气和信念的分裂。伊斯兰革命后，反美反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许多精英和军官对此缺乏认同。

伊朗神权政府始终无法做出一个解释，为何要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中国和美国之所以对抗，是因为两者产业有结构性的冲突，是天然的对手。而伊朗和美国则不一样，伊朗充其量就是个地区大国，上升不到世界大国的层面。美国完全可以包容并与之结盟。

巴列维时代，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关系密切，伊朗曾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支点。当时精英阶层享受西方生活方式，至今仍有“亲美派”怀念那段时光。他们认为，美国反对的只是伊朗政府，而非伊朗人民。

就军队而言，也同样如此。曾经的伊朗国防军实际就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伊朗空军也是美国手把手教出来的。直到今天，伊朗空军内部仍通行英语。军内都潜藏大量亲美派，试问这支军队如何反美呢？因此在对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中，伊朗有众多“迷惑操作”，

2020年，美国刺杀革命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伊朗在报复之前竟提前通报美军，形同“走过场”。2024年，伊朗对以色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同样提前预警，效果微乎其微。这种“留有余地”的行为，反映了军队内部对战争风险的畏惧和对反美必要性的质疑。一支不知为何而战的军队，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中俄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让它们敢于对抗美国压力。中国2024年军费约2500亿美元，拥有现代化海军、核武库和航天技术，经济规模全球第二。俄罗斯虽经济受限，但核武库和能源出口确保其战略威慑力，2024年在乌克兰问题上依然强硬。伊朗则不然，美国航母群和B-2轰炸机的部署对其构成灭国级的威胁，在40米长刀面前，怎能不怂呢？

伊朗向美国的低头，既是经济和军事压力的结果，也是其“兵弱”宿命的延续。两千年前，中国古人就看透了伊朗的“外强中干”，如今的伊朗依然在重复历史。中俄伊“三角”不过是布热津斯基的纸上谈兵，中俄忙于全球博弈，伊朗却连区域牌桌都坐不稳。

未来，若核协议达成，伊朗或能缓解经济压力，但军事现代化和内部团结的难题难以短期解决。中俄伊“三角”的破灭提醒我们，地缘政治没有浪漫的“铁哥们”，只有实力的较量。伊朗的教训，或许是：没有真本事，喊再响的口号，也只是空响。

来源：陶陶读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