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啊我的上帝，老伙计，我发誓，你再这么说，我就要踢你的屁股了！”估计不少人一听到这话，脑子里立马会蹦出“翻译腔”三个字。
“啊我的上帝，老伙计，我发誓，你再这么说，我就要踢你的屁股了！”估计不少人一听到这话，脑子里立马会蹦出“翻译腔”三个字。
以前我也跟大家一样，觉得翻译腔就是这些咋咋呼呼的西式词汇，直到后来仔细琢磨才发现，这东西比我想的要复杂多了，咱们日常说话里藏着的翻译腔，可能自己都没察觉。
像“上帝”“老伙计”这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翻译腔，其实算好分辨的，真正麻烦的是那些藏在日常表达里的“隐形款”，你天天用，却压根没意识到它是翻译来的。
就拿我前几天跟同事对接工作来说，他突然冒出一句“这个问题没有可比性，得重新梳理逻辑”。
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回头一想才发现，“没有可比性”不就是把“没法比”改成了名词化表达嘛？原文里说的“动词形容词名词化”，搁这儿体现得明明白白。
要是按咱们传统中文的习惯，直接说“这事儿没法比，得重新捋捋”多省事，可现在大家好像都默认“没有可比性”更“正式”。
还有个特别常见的，就是“最XX的之一”，比如有人说“拉斐尔是历史上最好的画家之一”，你听着没毛病，但传统中文里根本没有这种说法。
本来想觉得这是大家瞎创造的，后来发现其实是翻译时没辙，英语里“oneofthebest”必须这么翻才准确，总不能说“拉斐尔是历史上最好的画家”吧？那其他画家该不乐意了。
时间长了，这种表达就融进日常了，谁也没觉得它是“翻译腔”。
更有意思的是职场和学术场景，“进行评估”“开展调研”“制度的确立”这类说法满天飞，我之前帮朋友改论文，他写“对项目开展系统性调研”，我跟他说改成“调研一下项目”不行吗？他还反驳我“这么说不严谨”。
现在想想，这哪是不严谨，就是习惯了西式表达的惯性，把简单的话绕复杂了而已。
说了这么多日常里的翻译腔，可能有人会问，好好的中文为啥会变成这样？其实这事儿真不能怪译者，说白了就是两种语言“打架”后的无奈妥协。
咱们中文本来就没那么多弯弯绕，没有时态变化，也不用刻意强调逻辑连接词。
但英语、法语不一样，比如英语里的“because”“so”，法语里的“comme”“mais”，这些词必须得有，不然句子逻辑就乱了。
译者把这些话翻成中文时，总不能把逻辑词删掉吧，无奈之下，就只能加上“因为”“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些词，翻译腔就这么出来了。
我之前看过杨宪益先生翻译的《红楼梦》，里面“好事多磨”被译成“Thewaytohappinessisneversmooth”，“是姻缘棒打不回”译成“NothingcanpreventamatchmadeinHeaven”。
本来觉得这翻得挺有那味儿的，结果看国外网友评论，有人说“读着像《傲慢与偏见》，一点不接地气”。
你看，译者想贴近原文，老外觉得不本土；想本土化，又怕丢了原文的意思，这活儿是真难。
还有学术写作，那简直是翻译腔的“重灾区”，我之前查资料时翻到过几篇论文，里面全是“基于XX理论框架的研究”“在XX背景下的分析”这种句子。
一开始觉得是作者装腔作势，后来才明白，学术文章要的就是严谨，很多西文学术文献的句式就是这样，翻过来或者照着写，自然就带了翻译腔。
这么看来，翻译腔有时候还真不是“毛病”，是为了准确不得不做的选择。
虽然翻译腔挺普遍，但有意思的是，不少作家越写越会“删”翻译腔。
我之前对比过苏童的小说，他早年写《我的帝王生涯》时，句子是“我的最后一只红翼蟋蟀在十一月无声无息地死去，使我陷入了一年一度的哀伤之中”，读着就有点绕，带点西式长句的感觉。
可到了《河岸》，就变成“我抱住了父亲枯槁的身体，那身体像一段顽强的朽木顶风冒雨，站立十三年，终于在一阵暴风中倒伏下来”，全是短句，特别接地气。
余华也是这样，《在细雨中呼喊》里“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还有点翻译腔的影子；到了《兄弟》，就成了“苏妈说完急着要回家去取存折，再去银行取钱出来”，跟咱们日常说话没啥两样。
金庸更有意思，他自己在《飞狐外传》后记里说，三联版特意改了“太新文艺腔、类似外国语文法的句子”，虽然没改干净，但这份“自觉”已经很明显了。
作家改翻译腔，是为了找到中文自己的节奏，让文字更顺。
但咱们普通人不用这么较真，日常说话只要能让人听懂，偶尔冒两句“没有可比性”“进行优化”也没啥。
语言本来就是活的，要是为了避免翻译腔，说话前还得在脑子里过一遍“这话是不是太西式”，那也太累了。
总的来说，翻译腔真不是只有“上帝老伙计踢屁股”那点事儿，它有藏在日常里的“隐形款”，有译者为了准确做出的“妥协”，还有作家慢慢调整的“痕迹”。
与其吐槽它“不地道”，不如想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跨语言的碰撞，咱们的中文才变得更丰富。
毕竟，能把意思说明白、传到位，比纠结“有没有翻译腔”重要多了，你说对吧？
来源：云娱云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