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史研究中，宋初是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又是史料最少的阶段。史料的有限使学者容易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也使该阶段更容易受陈说制约，反而遮蔽历史的本来面貌。“先南后北”统一战略就是典型例子。

本文原刊《宋代文化研究》第34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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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真实性质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宋史研究中，宋初是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之一，又是史料最少的阶段。史料的有限使学者容易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也使该阶段更容易受陈说制约，反而遮蔽历史的本来面貌。“先南后北”统一战略就是典型例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宋人并无先南后北的明确表述，先南后北系学者对宋初统一进程的概括，指宋太祖、赵普在统一规划中，优先消灭南方政权，再用兵北汉、契丹。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批评者有之，肯定者有之，讨论其实施情况者亦有之。不过，既有研究共同忽视的前提是，这一战略是否真实存在。假如宋初并无先南后北统一战略，那么既有研究无疑是空中楼阁。欲确认该战略之真实，须先检讨相关文献记载。

一、“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文献检讨

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相关文献记载有四： 宋太祖访张永德攻北汉事、宋太祖访张晖攻北汉事、宋太祖雪夜访赵普、宋太祖与太宗论统一。

宋太祖访张永德事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宋史·张永德传》。《长编》云：

忠武节度使、兼侍中阳曲张永德徙武胜节度使。……时上将有事于北汉，因密访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为援，未可仓卒取也。臣愚以为每岁多设游兵，扰其田事，仍发间使谍契丹，先绝其援，然后可图。”上曰：“善。”

《宋史·张永德传》记载更简，并无逸出《长编》之信息。据《长编》，建隆元年（960）八月，张永德入朝，宋太祖向其咨询攻北汉事。张永德主张缓攻北汉，通过干扰北汉耕作，削减北汉实力，并离间北汉与契丹关系。

宋太祖访华州团练使张晖事见于《长编》《宋史》。《宋史·张晖传》云：

建隆二年，太原未下，诏入觐问计，晖对曰：“泽潞经李筠之叛，疮痍未复，军旅一兴，恐人力重困。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后为谋。”乃赐袭衣、金带、鞍勒马，令还州。

《长编》并无逸出之信息。张晖同样建议缓攻北汉，理由在于泽潞民力未复。

张永德、张晖均主张缓攻北汉，不同之处在于张永德所言为长久之策，张晖所论为当下策略。不过他们均未提及对其他政权的政策。考虑到当时宋朝并未摆脱第六代短命王朝的可能性，时人未必认为宋廷能够统一。张永德、张晖胸中并不必然存在统一蓝图： 主张“后北”的同时，“先南”以推进统一进程。将以上两则史料视为宋初先南后北政策的支撑材料，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先南后北战略最重要的史料是宋太祖雪夜访赵普。该事见于《邵氏闻见录》《长编》《东都事略·赵普传》《宋史·赵普传》等，以邵伯温绍兴二年（1132）年所撰《邵氏闻见录》记载最早且详：

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嘿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

这段记载有诸多问题。李焘指出：“按，太祖云‘一榻之外皆他人家’，则此时犹未平荆、湖也。太宗以建隆二年秋尹开封，开宝六年乃封晋王，邵伯温《见闻录》云‘已约晋王’者，盖误，今改曰‘吾弟’，庶得其实。又云‘始定下江南之议’，此尤误，若谓荆、湖、西川则可耳。”《长编》据此做了相应改写。

从《长编》注文来看，李焘虽将雪夜访普事系于开宝元年七月，但他认为这段对话应该在乾德元年（963）平荆湖之前。《宋史·赵普传》系于乾德二年至五年之间。《东都事略·赵普传》系于乾德五年后，未言具体时间，但提供了新的信息，即行酒的赵普妻子是后晋宰相和凝之女和氏。梁伟基据以上情况及大雪，推测雪夜访普在乾德三年；刘喆据“晋王”称呼认为应在开宝六、七年间。刘喆之说存在明显问题。开宝六年八月甲辰（二十三日），宰相赵普因专权被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九月己巳（二十日），开封尹赵光义封晋王。因此赵光义封晋王后，赵普应已离京，即便未离京，以宋太祖当时对赵普的厌恶态度，三人亦不可能在开宝六年聚议统一大事。

除了以上问题，“雪夜访普”还有个重大破绽，学者们较少注意，即太祖询问征北汉时，赵普回答：“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这与宋太祖朝的边防情况完全不符。宋太祖朝北部边患为契丹、北汉，北汉西部是宋朝的藩镇府州、麟州、夏州等，并无边患。这些藩镇虽保持半独立性，但在太祖朝并无跋扈之举，反而多次出兵攻击北汉。而且从后晋、北宋与辽的战争来看，主战场始终在河北。河东由于地形复杂，并非契丹南攻的路线。北汉与契丹多次连兵进攻后周、北宋，说明北汉的存在不仅无法屏蔽中原王朝，反而加剧了中原王朝的北部边患，宋朝在宋汉边境的屯驻军队也远超宋辽边境（详下文）。因此，宋太祖朝宰相赵普绝不可能说出“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的话，雪夜访普故事的真实性自然也大打折扣。众所周知，宋太宗朝李继迁反宋后，河东以西才有边患；但西边边患与北边契丹相提并论，则是到了宋仁宗朝宋夏大规模战争爆发后。因此，从对话内容来看，雪夜访普故事的产生至少应在北宋中期以后。南宋宰相周必大云：“大抵《邵氏闻见录》颇多荒唐，凡所书人及其岁月鲜不差误。”今人亦注意到该书所载故事多有向壁虚构者。邵伯温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记载了大量诋毁王安石的虚假故事。此又一例也。

先南后北战略的第四则材料为宋太祖、太宗论统一。此事见于魏泰《东轩笔录》《东都事略·刘继元传论》《宋朝事实类苑》，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成书的《东轩笔录》为所见最早者：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征维扬，诛李重进，皆一举荡灭，知兵力可用、僭伪可平矣。尝语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东，太宗即位即一举平晋也。

从“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来看，这段对话应该发生在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湖前。不过与雪夜访普一样，“河东正扼两蕃，若遽取河东，便与两蕃接境，莫若且存继元，为我屏翰”暴露了这段话同样产生于北宋中期以后，不能当成宋太祖朝先南后北之证据。《东轩笔录》宋人评价很低，晁公武认为“其所是非多不可信……又多妄诞”，王铚认为其“用私喜怒诬蔑前人”，这段记载亦可添一佐证。

综上可知，以上四则史料均存在问题，我们无法基于以上史料得出宋太祖朝存在先南后北统一战略。当然，这并不是说宋初君臣没有就统一做过讨论和规划，只是其内容并非“雪夜访普”等所论罢了。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宋初统一的真实情况，会发现先南后北与宋初的统一实践也不相符。

二、南北并举，以北为重： 宋初统一的实践

在讨论宋初统一实践前，有两个问题需要交代，首先，此处的“宋初”仅指宋太祖朝，宋太宗即位后，南方已基本平定，并不存在先南、先北的选择问题。其次，除了北汉，“北”是否包括契丹，学者们存在分歧，鉴于宋太宗两次北伐幽州，这一分歧也只有在宋太祖朝才有意义。就既有研究而言，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北”包括契丹。但从宋太祖朝的边防情况来看，宋辽边境既未发生大规模战事，宋太祖在边境也未屯驻重兵，开宝七年雄州和议后，双方修好。因此，尽管我们能找到不少宋太祖对幽蓟地区念念不忘的记载（当然其中不少如雪夜访普，为后人附会如宋太祖、赵普讨论曹翰所献取幽州图，宋太祖设置封桩库赎买幽蓟等事，均与宋初史事不符。却并不能得出宋太祖有用兵谋取幽蓟的计划。换言之，幽州并不在宋太祖的统一规划中。王育济、李华瑞均做过辨析，李文说服力更强。

众所周知，宋初统一的顺序是荆湖、后蜀、南汉、南唐、漳泉、吴越、北汉。北汉在北，其余为南。不过这只是就结果而言，这一顺序与宋初用兵的顺序并不完全一致。接下来我们简单梳理宋太祖朝统一战争，再对比南北用兵之别。

建隆三年（962）九月，朗州武平军节度使周行逢病死，其子周保权袭位，大将张文表不服，起兵叛乱，周保权向宋求援。乾德元年（963）正月，宋太祖“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遣使十一人，发安、复、郢、陈、澶、孟、宋、亳、颍、光等州兵会襄阳，以讨张文表”。知此次平定荆湖动用的主要是诸州兵。李处耘受命，亲率骑兵数千直逼江陵，迫降荆南节度使高继冲，继续发兵湖南，一举平定荆湖。

乾德二年（964）正月，宋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等率步骑万余攻北汉辽州，辽州刺史杜延韬等三千人降宋。北汉遂招徕契丹军队，合兵六万来攻，继勋与彰德节度使罗彦环、西山巡检使郭进、内客省使曹彬等亦领兵六万赴战，大败契丹及北汉军于辽州城下。

乾德二年十一月，宋分凤州路、归州路两路出兵后蜀。凤州路由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崔彦进、枢密副使王仁赡、龙捷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虎捷右厢都指挥使张万友等，统禁军步骑二万，诸州兵一万。归州路由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廷让、内客省使曹彬、龙捷左厢都指挥使张廷翰、虎捷左厢都指挥使李进卿等，统禁军步骑一万，诸州兵一万。龙捷、虎捷分别为侍卫司马军、步军主力部队，后来改名龙卫、神卫，属于禁军上四军。从统兵将领来看，宋廷出动的三万禁军以侍卫司马步军为主，而非更精锐的殿前司军队，表明宋太祖对灭蜀颇为自信。宋军自京城出兵至孟昶归降，仅用六十六天。

开宝元年（968），北汉内乱，八月，宋太祖“以昭义节度使、同平章事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先锋部署，怀州防御使康延沼为都监；建雄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绛州防御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谦溥为都监”。可见宋军自潞州、汾州两路进攻北汉，出动的军队既有北汉边境驻军，也有中央禁军。十一月，契丹来援，宋军被迫撤军。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亲征太原。这次亲征，宋太祖做了多方准备，遣殿中侍御史李莹等十八人分往诸州，调发军储赴太原。又遣使四十九人发诸道兵，屯于潞、晋、磁等州。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党进等，领兵先赴太原。又以昭义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建雄节度使赵赞为马步军都虞候，赴太原。稍后，以彰德节度使韩重赟为北面都部署，义武节度使祁廷义为副，在定州一带狙击契丹援军。宋太祖到太原城下后，四面攻城，并以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阻击契丹援军。太原久攻不下，契丹再次派来数万骑兵，宋太祖被迫退兵。从契丹援军“马数万”来看，应为数万骑兵。此战太祖亲征大军除中央禁军、北汉缘边屯兵外，另调发四十九州镇军队，可谓倾举国之力，仍未能攻下太原。

开宝三年九月，宋太祖以潭州防御使潘美为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仍遣使发诸州兵赴贺州城下”。说明此次动员的主要是诸州兵，惜数量不详。次年二月，南汉灭亡。

开宝七年九月，宋太祖以宣徽南院使曹彬为帅，统山南东道节度使潘美、侍卫马军都虞候李汉琼、侍卫步军都虞候刘遇、颍州团练使曹翰等攻江南。考虑到南唐在十国中实力最强，宋攻南唐战役持续一年有余，宋军在金陵、皖口、润州、鄂州、湖口等多个战场陆续击败江南军队二三十万，此次宋攻南唐总兵力应在十万以上。

开宝九年八月，宋太祖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党进为河东道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为都监，虎捷右厢都指挥使杨光义为都虞候，进攻北汉。又命镇州西山巡检、洺州防御使郭进为河东道忻、代等州行营马步军都监。诏分兵入北汉界，西上閤门使郝崇信与解州刺史王政忠出汾州，内衣库副使阎彦进与泽州刺史齐超出沁州，内衣库副使孙晏宣与濮州刺史安守忠出辽州，引进副使齐延琛与晋隰州巡检、汝州刺史穆彦璋出石州，洛苑副使侯美与郭进出忻、代。诸军进展顺利。不过，十月宋太祖去世后，宋太宗下诏退兵。从任职军将来看，此次进攻河东，宋廷出动了中央禁军和河东周边屯驻禁军，惜其数不详。

经过以上梳理，可知宋太祖统一战争中，南方七国（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吴越、漳泉）仅用兵四次；而对北汉一国用兵四次，宋太祖甚至亲征北汉。如果加上与北汉频繁的小规模边境冲突，宋太祖朝对北用兵次数远多于南。从行营军队规模和构成来看，宋太祖倾举国之力、动员了最精锐的禁军，亲征北汉，其他三次对北汉用兵，行营也多为精兵强将。而对南方诸国用兵，只有攻南唐的军队数量较多，且以禁军为主，对荆湖、南汉用兵均以较弱的诸州兵为主，征蜀五万大军，亦有两万诸州兵。因此行营军队数量、质量均北高于南。就宋军的边防屯驻而言，南方诸国中，江南、荆南、后蜀与宋相邻，其中江南、荆南对宋称臣，宋仅驻扎少量州兵，江南缘江屯兵遇到宋军巡逻部队，甚至会以牛酒犒师。后蜀边境宋朝屯军亦不多。宋朝在与北汉接境的隰州、晋州、潞州、邢州、镇州、定州等地则屯驻精兵，加上当时相对独立的麟州、府州、夏州静难军等部队，北汉周围的宋军接近十万。其中仅潞州昭义军，就有三万余人，宋平泽潞时，石守信所部先是在长平斩首三千级，又在泽州南击破李筠部三万余人，李筠退守泽州，如果加上潞州驻军，昭义全军应在三万五以上。这也是李筠起兵的资本。或许是鉴于李筠事件的教训，此后昭义屯兵有所减少，但仍有万余人。乾德二年，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率步骑万余攻北汉辽州，引发双方十余万人的混战，宋军参战的六万人，正为宋汉边境屯驻军队。宋军与北汉军日寻干戈，掳掠北汉民户，不断消耗北汉国力和军力，为宋朝最终灭亡北汉打下了基础。边境屯驻军队数量、质量均是北高于南。

综上，宋太祖朝用兵次数、行营军队规模构成、边境屯驻军队数量质量三方面，均是北高于南，因此宋太祖朝统一实践可以概括为： 南北并举，以北为重。从前引宋太祖建隆元年八月访张永德、建隆二年访张晖之事来看，太祖自建国当年就在考虑北汉问题，始终将北汉视为心腹大患。五代政权中，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均由河东节度使入主中原；北汉亦因河东立国，与周、宋对抗，并在高平之战险些击败后周： 河东虽小，却多次影响五代政权更迭。有学者将河东地区对唐末五代宋初政治的影响概括为“河东现象”，并对其成因、过程、消亡进行了探讨。与北汉结盟的契丹，亦颠覆过后唐、后晋政权。北汉总兵力虽不过三四万，北汉攻周、宋，高平之战出兵最多，为三万人，加上留守部队，北汉总兵力应不超过四万人；经过与周宋的长期战争，亡国时仅剩三万。但契丹却多次出动五六万大军，广顺元年（951）十月，契丹出兵五万，与北汉军队攻后周晋州。前述乾德二年辽州之战中，北汉、契丹六万大中，契丹军队亦为主力；开宝二年宋攻北汉，契丹出动数万骑兵救援。与北汉连兵，二者相加，则不容小觑。从宋初君臣的“历史经验”来看，北汉、契丹这对盟友，对宋廷带来的威胁是致命的，是腹心之患。故宋廷对北汉始终不敢掉以轻心，在北汉缘边屯驻重兵，随时准备应对来自北汉、契丹的威胁。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后，废毁太原旧城，象征着自中和四年（884）上源驿之变以来汴梁与太原近百年对峙的结束。太原王气黯然收，五代宋初开封君臣的“河东梦魇”宣告结束。相比之下，南方军力较弱，是肢体之患，可以徐徐图之。宋廷在北部边境稳定的情况下，才用兵南方。平荆湖、南汉的军队甚至以较弱的诸州兵为主，却能摧枯拉朽，足见南北军力差距之大。至下南唐，宋廷才出动能与北汉行营匹敌的禁军主力。

三、“先南后北”说法的形成

既然宋初的统一战略是南北并举，以北为重，那为何会形成先南后北的统一叙事呢？首先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尽管宋太祖朝并无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战争也并非按照先南后北进行，但消灭割据政权的顺序却是先南后北。后人回溯宋初历史时，很容易倒果为因，产生先南后北统一的印象。这一印象何时成为宋人“常识”呢？我们可从相关记载进行追溯。

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主要史料是雪夜访普和太祖太宗论统一。太祖太宗论统一，最早见于魏泰《东轩笔录》，李焘《长编》多次引用魏泰之书，却未引述这一故事，或许表明其对这一故事的不信任。宋人著作中引述该故事者仅见绍兴十五年（1145）成书的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王稱《东都事略》对相关文字做了改写精简。该故事宋人记载较少，影响力远不如雪夜访普。

李焘引述雪夜访普，所据为《邵氏闻见录》，虽注意到《闻见录》记载的内在矛盾，但并未引用其他史料辨析。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以及南宋流传颇广的类书《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锦绣万花谷》等引述该故事时亦言出自《邵氏闻见录》。说明《邵氏闻见录》是雪夜访普的唯一史源。王稱《东都事略·赵普传》、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赵善璙《自警编》等所引雪夜访普故事，虽未言出处，但所论无逸出《闻见录》者，史源亦应为《闻见录》。据《长编》编写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太平治迹统类》等亦保留了这一故事。记载如此之多，说明雪夜访普在南宋已人所共知，先南后北成为南宋人对北宋统一进程的基本认识。元修《宋史·赵普传》，亦采信雪夜访普故事，先南后北遂成为宋初统一的经典叙事，并影响至今。

不过，仅仅注意到《邵氏闻见录》伪造雪夜访普故事，未免失之简单。细揣《东轩笔录》《邵氏闻见录》之记载，会发现二者重点均在北汉，要解释的是小国北汉何以坚持到最后被灭的问题。对于高举祖宗之法、称扬祖宗的宋人来说，如果按照史事从无力攻灭的角度叙述，显然不利于祖宗形象的塑造。改换叙述策略，将力不从心改为有意放过，则既避免了宋军无能为力的尴尬，又可以树立宋初君臣统一策略高明、料事如神的形象。这种叙述同时表明，魏泰、邵伯温对先南后北统一战略是肯定、称颂的。

不过，南宋陆游对先南后北的评价则不同： 然世宗之谋，则诚奇谋也。盖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胜取吴、蜀、楚、粤，而举胜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关，而以疾归，则天也。其后中国先取蜀、南粤、江南、吴越、太原，最后取幽州，则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然后知世宗之本谋为善也。陆游认为，先用兵于诸国，兵疲力竭，导致宋太宗北伐幽州失败，对先南后北持批评态度。除了评价不同，陆游与魏泰、邵伯温之说还有一个关键差别，即对宋初统一目标的不同认识。从邵伯温“二边之患”和魏泰“今之勍敌，止在契丹，自开运以后，益轻中国。河东正扼两蕃”来看，二人均将契丹视为与“中国”对举的外蕃，即宋朝的统一目标并不包括契丹，先南后北之“北”仅指北汉。而陆游“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之言表明，他仅将契丹（幽州）视为劲敌，“北”包括北汉（太原）、契丹，但主要指契丹。从“虽得诸国，而中国之势终弱”来看，陆游之评价和判断，应基于北宋亡国教训，即未能提前收复幽云十六州，凭借天险建立对金防线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在这种心理下，先南后北之“北”就不仅应该包括契丹，甚至主要指契丹了。

尽管陆游所论并无史实依据，却在后世研究中得到回响。学界对先南后北统一战略的得失，经历了持久的争论。但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大多均将收复幽州视为宋太祖朝统一战略的一环，并将未收复幽州作为对先南后北战略的主要评价指标（见前引诸论著）。这一误解的基本背景，是契丹对五代北宋政权持久沉重的边防压力，使后人很难将契丹抽离出宋初统一的叙事脉络。周世宗北定三关和宋太宗两度北伐的历史经验，也使后人倾向于认为夹在其间的宋太祖“应该”存在用兵幽州的计划。众声喧嚣之下，真实的宋初统一历史反而被遮蔽。后人根据各自当下的现实语境和历史经验，强加给宋太祖、赵普莫须有的战略规划，再评论其是非得失，展示了历史的吊诡一幕。

〔后记： 近年来上宋史课程，注意到《邵氏闻见录》记载问题，本无意专论。然2024年11月13日偶然翻检电脑，发现2012年12月中旬就写过这一问题。当时未完稿，文末言：“暂不纠结此问题，先罗列材料如下，以后有想法再写。”念念不忘，终有回响。遂草此文，以偿十二年前之愿。2024年11月22日记。〕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