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5 年，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便展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和极高的天赋。然而，命运似乎对他格外严苛，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1 岁时，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原本温馨的家庭陷入了困境，经济的压力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但母亲深知教育的

在近现代学术的璀璨星空中，钱穆先生以其卓越的成就和独特的思想，成为了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峰。他自学成才的传奇经历，更是激励着无数怀揣梦想的人勇往直前。

1895 年，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便展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和极高的天赋。然而，命运似乎对他格外严苛，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11 岁时，父亲的离世让这个原本温馨的家庭陷入了困境，经济的压力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但母亲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她毅然决然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全力支持钱穆继续求学，这份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付出，成为了钱穆前行的强大动力。

钱穆先后就读于常州府中学堂和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在学习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然而，时代的洪流太过汹涌，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社会陷入了动荡之中，学校被迫解散，钱穆的学业也不得不戛然而止。这对于一个热爱学习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钱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深知，只有通过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在 1912 年，18 岁的钱穆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中小学任教生涯。

在任教期间，钱穆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类书籍。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无论是古老的经典著作，还是时新的学术研究，他都深入钻研，汲取其中的精华。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独自一人沉浸在书的世界里，与古人对话，与智者交流。夏夜，为了抵御蚊虫的叮咬，他甚至将双脚放入瓮中，专注于阅读，那份对知识的执着和热爱，令人动容。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和刻苦钻研的精神，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穆在中小学任教期间，始终没有停止对学术的追求和探索。他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对经学、史学、诸子学等领域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的研究成果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发表，成为了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时，学术界对于经学今古文之争存在着诸多争议，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认为古文经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了帮助王莽篡汉而伪造的，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让当时学者几乎人人头脑中存着古文经是否刘歆伪造、《周礼》《左传》等古籍是否伪书的疑问。钱穆则通过对《汉书》等史料的深入研究，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他在文中以年谱的形式，详细梳理了刘向、刘歆父子的生平事迹以及新莽朝政的相关史实，用具体的史实揭示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存在的 28 处不通之处，有力地证明了刘歆并未窜改群经，《周官》《左氏传》等书皆为先秦旧籍 。

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不仅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更让钱穆声名鹊起。 彼时，史学界实力人物顾颉刚对钱穆的才华和学识极为赏识，他认为钱穆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学教学，更应在大学的学术舞台上施展才华，于是多次向各大学推荐钱穆 。就这样，钱穆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卓越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成功从一名中学教师跻身大学讲坛，开启了他在高等学府的执教生涯。

1930 年，钱穆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他受顾颉刚的举荐，出任燕京大学讲师。从此，他踏上了更为广阔的学术道路，先后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等多所知名高校任教 。在北大任教期间，钱穆与胡适并称 “北胡南钱”，他的讲堂常常座无虚席，盛况空前。他的讲课风格独特，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启发学生的思考和探索精神，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和尊敬 。

1937 年，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也彻底改变了钱穆的生活轨迹。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国立北京大学被迫南迁，钱穆也踏上了辗转流离的旅程。他带着通史笔记底稿数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最终抵达昆明。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钱穆目睹了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巨大创伤，心中充满了忧虑和悲愤 。此时，同为西南联大教授的陈梦家的一番话，让钱穆深受触动。陈梦家劝说钱穆 “为全国大学青年计”“为时代迫切需要计”，写一部 “教科书” 。这一建议与钱穆心中一直以来的信念不谋而合，他少年时受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等文章的影响，始终坚信 “中国不会亡” 。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钱穆决定以笔为剑，撰写一部通史，来回答 “中国会不会亡” 的问题，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和自信心 。

从 1938 年 5 月开始，钱穆在蒙自正式动笔撰写《国史大纲》。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学校播迁流离，图书资料匮乏，生活环境也极不安定 。但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钱穆的脚步，他怀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深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 。他一边坐火车去昆明给联大上课，一边在宜良奋笔疾书 。为了躲避空袭，他每天清晨抱着书稿到旷野中，直到过午才返回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钱穆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于 1939 年 6 月基本完成了书稿 。

1940 年 6 月，《国史大纲》终于印制于上海，在重庆国难版扉页上，钱穆满怀敬意地写道：“谨奉献于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这部著作一经出版，便迅速风靡全国，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为 “部定大学用书” 。它以其深刻的思想、严谨的结构和生动的叙述，为广大知识青年提供了一部系统了解中国历史的佳作，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对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国史大纲》正文共八编四十六章，近五十余万言 。在正文之前，有《引论》和《书成自记》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开篇便提出了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强调一国之国民应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并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他认为，若国民对本国历史失却温情与敬意，国家即便有所改进，也只是如同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的改进，自身文化无法转变与发皇，只会萎缩与消灭 。

在《引论》中，钱穆深入阐述了撰写《国史大纲》的背后想法 。他强调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完备的国家，但近百年来，国人对以往历史的认识却特别贫乏和模糊 。从清末以来，思想界弥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视，在此背景下撰写新的通史，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将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有志认识中国以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演变者提供必要知识；二是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有志革新现实者提供必备参考 。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政治、社会、学术思想自有其独立发展的系统，与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不同 。中国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也不能用西方社会历史的概念硬套中国的社会历史 。这篇《引论》长达 64 页，由浅入深、由点到面、一气呵成、雄辩有力，在报纸上先行刊出后，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赞扬，陈寅恪先生更是称赞其为 “近世一篇大文章” 。

1949 年，钱穆前往香港，彼时的香港，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西方文化盛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备受冷落 。钱穆目睹许多从大陆逃难而来的青年失学失业，心中满是忧虑和焦急 。他深知，这些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若他们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中国文化的传承将面临巨大的危机 。于是，钱穆毅然决定创办新亚书院，为这些青年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同时也为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搭建一个平台 。

创办新亚书院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挑战 。起初，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只能在九龙华南中学租用 3 间教室作为夜间教学场所，条件极为简陋 。桌椅是借来的，宿舍不够，学生们就睡在学校的走廊、阳台 。钱穆常常在深夜返回学校时，小心翼翼地跨过熟睡的学生上楼 。有时讲课累了，他就直接躺在教室的角落里午休 。尽管环境如此艰苦，但钱穆从未有过一丝退缩的念头，他始终坚信，只要心中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

在办学理念上，钱穆提出 “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 。他强调 “求学与做人并重”，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品德和人格 。在新亚书院的学规中，第一条便是 “为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融通为一” 。钱穆坚信，中华民族的复兴必然依赖于对民族历史文化的认同与热爱，因此，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自信心成为了新亚书院的核心任务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钱穆在课程设置上大胆创新，提倡 “通人尤重于专家” 的通识教育 。他认为，教育不应只关注专业知识的培养，更应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强调文理兼修，学生们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还要接触历史、哲学、艺术等多领域的知识，以培养他们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人文素养 。此外，钱穆还致力于将中西教育思想融合，吸取西方教育的长处，推动新亚书院的发展 。他主张采用导师制，让学生在学习上得到更为个性化的指导，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研究能力 。

在钱穆的努力下，新亚书院逐渐发展壮大，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师资和学生 。然而，学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财务危机始终如影随形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钱穆四处奔走，寻求支持 。他曾前往台湾与蒋介石会面，尽管并未直接提及学校的困境，但蒋介石还是察觉到了他的意图，答应从办公费中每月拿出 3000 元支持新亚书院 。1955 年，哈佛大学邀请一名新亚书院学生赴美留学，而后，钱穆成功争取到来自美国的每年 2.5 万美元的资助，这才极大地缓解了学校的财务压力，确保了学校的稳定发展 。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亚书院在香港的教育界逐渐崭露头角 。1963 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共同组建了香港中文大学 。新亚书院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传承和弘扬着钱穆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精神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新亚书院始终秉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

钱穆的一生，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懈奋斗的一生 。他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

在学术研究方面，钱穆著作等身，共撰写了 70 余种、1700 万字的学术著作 。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了经学、史学、文学、理学、诸子学等多个领域，对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他的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以其精湛的考证和独特的见解，被誉为中国史学界 “划时代的巨著” ，该书对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考证，为后人研究先秦思想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对明清以来的学术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展现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 。而《国史大纲》作为他的扛鼎之作，更是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中国通史的研究树立了新的典范 。这部著作不仅在当时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而且对后世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研究中国历史的必读之作 。

钱穆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主张以信疑伪，疑以坚信，重建上古信史，提出了主、客统一、融铸一炉的治史主张 。他注重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内在逻辑进行剖析，强调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的精髓 。他的研究方法不仅为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也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

在教育领域，钱穆同样贡献卓越 。他曾任教于多所知名高校，如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 。他的教学风格严谨而富有洞察力，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关怀备至 。他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和人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许多人成为了学术界、教育界的杰出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

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更是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新亚书院，钱穆践行着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怀的人才 。新亚书院不仅为香港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 。如今，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新亚书院的延续，继续秉承着钱穆的教育精神，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

钱穆先生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坚定的文化信念，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巨人 。他的思想和著作，如同一座宝库，为后人提供了无尽的智慧和启示 。在当今时代，我们应当铭记钱穆先生的贡献，传承和弘扬他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理念，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 。” 让我们在钱穆先生精神的指引下，坚定文化自信，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