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9年春天，旧金山国际芯片展的展厅里灯光明亮，黄令仪站在展台间，看美国人演示指甲盖大的芯片能跑复杂程序，日本人的存储芯片堆成小山，欧洲的处理器样本摆得整整齐齐，可转了三个小时，愣是没找着一块印着“中国”的芯片。她捏着宣传册的手越攥越紧，纸角都皱了，心里像被

美国人拍着桌子说，“中国根本造不出芯片，就算造出来也得落后世界20年”。

他们不知道，后来让中国芯片在世界站直腰杆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黄令仪。

1989年国际芯片展，满场都是外国技术，中国展台空空的，那刺痛她记了一辈子。

66岁本该退休带孙子，她却收拾行李进了实验室，重披战袍。

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为啥非要扎进这场没硝烟的仗？

1989年春天，旧金山国际芯片展的展厅里灯光明亮，黄令仪站在展台间，看美国人演示指甲盖大的芯片能跑复杂程序，日本人的存储芯片堆成小山，欧洲的处理器样本摆得整整齐齐，可转了三个小时，愣是没找着一块印着“中国”的芯片。她捏着宣传册的手越攥越紧，纸角都皱了，心里像被针扎似的——满世界的高科技，中国连个零件都拿不出，人家随便断供，咱们就得停工，这脖子被卡着的滋味，她太清楚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她就尝过这种滋味。那会儿国家要搞“两弹一星”，配套计算机是核心，她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就扎进了中科院计算所，带着团队焊电路板，熬了无数通宵，手里磨出茧子，眼睛熬红了，就用凉水冲把脸接着干。没图纸没资料，就拆了进口机器照着画，画废的图纸堆成小山，最后硬是搞出了配套的半导体元件，让原子弹试验的数据计算有了“中国芯”。那会儿她就知道，国家的战略重器，别人不会给，得自己造，这不是一份工作，是一场必须打赢的仗——打不赢，腰杆就挺不直。

1989年那次展会，让她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焊枪和图纸。展厅里的芯片比当年的晶体管小了十倍，性能却强了百倍，可中国还是那个“零”。她站在出口处，看着夕阳把自己的影子拉得老长，心里就一个念头：这芯片，咱们必须自己搞出来，不然今天卡计算机，明天就得卡飞机大炮，这国家的未来，不能攥在别人手里。

上世纪60年代，她从北京回到武汉，在华中工学院的荒地上带着学生搭棚子，焊电路板、拉线路，硬是把半导体专业和实验室建了起来。

后来调进中科院计算所，她带着团队啃下大型计算机的半导体存储器，1978年捧回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计算机总算有了自己的“存储大脑”。

好日子没过几年，1984年经费断了，项目组就地解散，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三天没出门，出来时眼睛肿得像桃子，可还是把资料柜里的图纸全搬回了家——年过半百的人，戴上老花镜啃起了CAD设计，说“技术丢不得，国家以后总会用得上”。

2002年冬天，中科院计算所的胡伟武教授带着一份计划书找到黄令仪，办公室暖气不太热，他搓着手说“想做中国自己的CPU，就缺您这样的前辈压阵”，66岁的老太太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退休证刚领了半年，二话没说收拾行李进了实验室。

团队刚组建那会儿是真难，启动资金就一百万，租来的旧楼里连台像样的测试设备都没有，年轻学生趴在桌上画电路图，用铅笔头算参数，黄令仪把自己的老花镜度数又加深了200度，带着人一点点抠芯片设计的细节。

非典疫情闹得最凶的时候，她索性在实验室支了张折叠床，铺盖一卷住进实验室，白天带着年轻人画图纸、测数据，困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醒了接着干，晚上实验室灯亮到后半夜，保安都说“那层楼老太太比小伙子还能熬”。

外头质疑声没断过，说“一群没经验的人想搞自主CPU，简直是天方夜谭”，团队里年轻工程师偷偷抹眼泪，黄令仪听见了也不劝，就把自己的设计手稿拍在桌上“哭啥？咱们不干，中国芯片就永远是别人的”。

2002年冬天启动，到2003年8月，团队在旧楼里熬了八个月，黄令仪带着人把芯片设计图改了十七遍，每次测试数据出来，她都拿红笔在纸上标“这里时序不对”“那里功耗太高”，有次凌晨三点发现逻辑漏洞，她踩着凳子够黑板擦，手抖得连粉笔灰都掉在演算纸上。

2003年10月26日，龙芯1号流片成功，在中科院计算所的测试间里，机器第一次跑通程序，屏幕上跳出“中国芯”三个字时，黄令仪盯着屏幕看了三分钟，没说话，眼泪砸在键盘上。

后来这芯片装进了北斗卫星，在太空里抗住了辐射；塞进高铁信号系统，让列车调度更精准；甚至用在战机的航电设备里，飞行员说“反应比进口的还快”。

西方厂商来谈合作，报价直接降了一半，国家每年省下的采购费够建三个芯片工厂，黄令仪摸着龙芯的样品，说“这下腰杆能挺得直点了”。

从66岁跟着胡伟武搞龙芯，到80多岁还泡在实验室，黄令仪的退休证在抽屉里压了快二十年。

早上七点准时到办公室，老花镜滑到鼻尖也顾不上推，对着芯片设计图一画就是半天，年轻人说她电脑里的设计文件比小伙子的还新，她摆摆手“脑子不用会生锈”。

住的老房子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分的，墙皮掉了几块，自己用报纸糊上，床是学生时代的木板床，加了块旧棉絮当床垫，衣柜门掉了把手，拿根绳子拴着照样用。

有人劝她“都这岁数了，享享清福多好”，她泡着最便宜的茉莉花茶，杯沿有个豁口，慢悠悠说“我们价值观就不一样，国家还需要芯片，我躺不住”。

办公桌上压着张泛黄的纸条，是她70岁时写的“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耻辱”，字迹歪歪扭扭，却比实验室的芯片还亮。

黄令仪搞了一辈子芯片，从两弹一星的计算机元件到龙芯CPU，她的人生像块芯片，刻满了国家的需要。

1989年芯片展的刺痛，是她搞龙芯的根；2002年实验室的灯火，是她带着团队啃硬骨头的样子；80岁还趴在桌上画图纸，是她把朴素刻进了骨子里。

龙芯打破西方垄断，给国家省下的钱能建几座芯片厂，这是她的“成”；住在老房子用旧家具，一辈子没享过福，这是她的“归”。

北斗卫星抗辐射的芯片里有她的设计，高铁调度系统的核心模块刻着她的名字，战机航电设备的稳定运行藏着她熬的夜。

美国人当年断言中国造不出芯片，她用一辈子证明，中国人不仅能造，还能造得好。

这就是黄令仪留下的精神——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站起来，把功名利禄踩在脚下，把国家尊严举过头顶，像块沉默的基石，让后来者踩着她的肩膀往前走。

来源：分享人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