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 “亲上加亲” 之谜：近亲结婚为何少见畸形儿记载？

摘要：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说，研究历史最怕 “以今度古”—— 用现代科学标准苛责古人的选择，却忽略了他们身处的社会逻辑。古代 “亲上加亲” 的近亲婚姻便是典型例子，我们明知其会增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风险，却困惑于为何史书中少见畸形儿记载。这背后并非古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曾说，研究历史最怕 “以今度古”—— 用现代科学标准苛责古人的选择，却忽略了他们身处的社会逻辑。古代 “亲上加亲” 的近亲婚姻便是典型例子，我们明知其会增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风险，却困惑于为何史书中少见畸形儿记载。这背后并非古人 “运气好”，而是观念遮蔽、制度缓冲与利益算计共同织就的历史迷雾。

古代中国的家族伦理以 “体面” 为核心，任何可能损害家族声誉的事件，都会被刻意从公开记录中抹去。畸形儿的诞生恰是 “家门不幸” 的极致体现，其处理方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隐蔽。

南宋光宗年间，吏部尚书郑侨的次子出生时便有六指畸形，《宋史》中仅记载 “次子早夭”，而其家族族谱则干脆留白。直到近代在福建莆田发现的《郑氏族谱补遗》中，才从旁支子弟的日记里找到线索：“尚书府得一男，指有六，夜付奶娘，越三日亡，对外言痘症。” 这种 “隐性处理” 在民间更普遍，明代《万病回春》记载，民间产妇若生下 “异形儿”，会被认为是 “触犯邪神”，往往由产婆直接 “溺于水盆”，连家人都未必知晓详情。

更关键的是，古代极高的婴儿死亡率掩盖了畸形儿的存在。明代宗室子弟的夭折率超过 40%，普通百姓家更甚 —— 乾隆年间《大清会典》记载，全国平均每 10 个新生儿中，能活到 5 岁的不足 6 个。在这样的背景下，畸形儿因先天体弱，大多在出生后数月内夭折，既不会被专门记录，也会被归入 “正常夭折” 范畴。就像北宋文学家苏洵的侄孙，出生时 “足有微疾”，不到一岁便去世，苏洵在书信中仅提 “侄孙亡，甚悲”，从未提及身体异常。

很多人误以为古人不懂近亲结婚的危害，实则不然。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建立起一套 “婚姻禁忌体系”，其精细程度远超后世想象。

《国语・晋语》中明确提出 “同姓不婚，惧不殖也”，这并非单纯的伦理规定，而是源于长期的经验总结。西周时期的贵族通过 “同姓不婚” 来避免子嗣凋零 —— 当时姬姓诸侯国间从不通婚，而与姜姓、妫姓等异姓国联姻，这一制度使得西周宗室的畸形儿记载极少。到了战国时期，《礼记・大传》进一步细化，规定 “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将同姓不婚的禁忌延伸到百代之后。

更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对 “近亲” 的界定比现代更复杂。汉代郑玄在注释《礼记》时提出 “外亲不过三代，内亲不过五世”，明确将 “表哥娶表妹” 这类中表婚纳入限制范围。唐代《唐律疏议》更是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亲为婚者，以奸论”，这里的 “缌麻亲” 包括叔伯之女、姑表姐妹等，也就是说，唐代法律明确禁止中表婚。宋代更是将这一规定推向极致，《宋刑统》中不仅禁止中表婚，还规定 “诸与姑舅两姨姊妹为婚者，杖一百”，甚至对媒人也要 “徒一年”。

只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流动减少、宗族势力强化，这一规定才逐渐松弛。比如明代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与孟玉楼的婚姻就属于 “姨表亲”，而清代《红楼梦》中，贾宝玉与薛宝钗的 “金玉良缘” 也是姨表亲，这并非古人 “倒退”，而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利益选择。

即便知道近亲结婚有风险，古代仍有大量 “亲上加亲” 的案例，核心原因并非 “傻”，而是钱穆先生所说的 “政治与家族利益的捆绑”。

汉代是近亲联姻的高发期，汉高祖刘邦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赵王张敖，而张敖的女儿又嫁给刘邦的儿子汉惠帝，形成 “舅甥婚”。这种婚姻的目的很明确 —— 刘邦通过联姻拉拢张敖的势力，巩固刘氏江山。汉武帝娶姑姑馆陶公主的女儿陈阿娇为皇后，更是典型的政治交易：馆陶公主帮助刘彻争夺太子之位，刘彻则承诺 “金屋藏娇”，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与爱情无关。

唐代的近亲联姻更普遍，唐太宗将女儿长乐公主嫁给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冲，而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的大舅子，这桩婚姻使得长孙氏与李氏的利益深度绑定，成为唐太宗巩固政权的重要支柱。据统计，唐代宰相级别的官员中，有 37% 存在近亲联姻情况，这些婚姻无一例外都是为了扩大家族势力。

更现实的是，能进行近亲联姻的大多是权贵阶层，他们有足够的 “容错空间”。就像清代康熙年间的明珠家族，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娶了表妹卢氏，而明珠同时还纳了 5 位妾室，共生了 6 个儿子、4 个女儿。即便卢氏所生的孩子夭折，其他妾室的子女也能保证家族传承。这种 “多妻制” 的存在，使得权贵阶层不必担心近亲结婚导致 “断后”，自然更愿意通过 “亲上加亲” 来巩固利益。

我们在讨论古代近亲结婚时，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古人的 “近亲” 范围虽与现代不同，但他们通过一些隐性规则，降低了遗传风险。

首先是 “辈分限制”。古代严格禁止 “尊卑婚”，比如叔叔不能娶侄女、舅舅不能娶外甥女，这种限制使得近亲结婚的 “亲缘系数” 降低。比如宋代宰相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娶的是表妹庞氏，两人属于平辈，而如果是叔叔娶侄女，亲缘关系更近，风险也更高，这种情况在史书中极为罕见。

其次是 “间隔世代”。很多人以为古代是 “代代近亲结婚”，实则不然。比如明代的徐阶家族，徐阶娶了表妹张氏，而他们的儿子徐璠娶的是异姓的李氏，孙子徐元春又娶了异姓的王氏，这种 “隔代联姻” 使得遗传风险不会累积。许倬云在研究江南望族时发现，90% 以上的家族都是 “隔代近亲结婚”，而非 “连续近亲结婚”。

最后是 “筛选机制”。虽然残酷，但古代的 “高夭折率” 客观上起到了 “筛选” 作用 —— 那些携带严重遗传疾病的孩子大多早夭，无法留下后代，这使得有害基因难以在家族中扩散。比如清代的曾国藩家族，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娶了表妹王氏，两人的儿子曾麟书（曾国藩的父亲）身体健康，而曾麟书娶了异姓的江氏，曾国藩兄弟五人都无明显遗传疾病，这种 “自然筛选”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近亲结婚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