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中学的时候，金兰都对数字特别敏感，喜欢算账，觉得经济这东西有意思。1970年代，他考进了首尔大学，学的就是经济学。那会儿首尔大学是韩国顶尖的学校，能进去的都是天之骄子。

一位韩国教授曾在2015年去了趟中国，回来后说了句让很多人炸锅的话：我们韩国人对中国的优越感，其实挺盲目的。

这人叫金兰都，首尔大学的学者，平时低调，没想到这番话在韩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骂他，有人赞他，还有人开始反思。他到底在中国看到了啥？

金兰都1950年代生在首尔，那会儿韩国刚从战争的废墟里爬出来，日子苦得不行。他家不算有钱，父母都是普通人，靠着省吃俭用供他读书。

小时候，他最常干的事就是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书都是从邻居那儿借来的，翻得边角都卷了。他脑子好使，学东西快，老师都说他是个读书的料。

上中学的时候，金兰都对数字特别敏感，喜欢算账，觉得经济这东西有意思。1970年代，他考进了首尔大学，学的就是经济学。那会儿首尔大学是韩国顶尖的学校，能进去的都是天之骄子。

他在学校里不是最张扬的那种，但成绩一直拔尖，教授们都记得这个安静又认真的学生。毕业后，他拿到了去美国加州大学深造的机会。

1980年代，他到了伯克利，第一次见识到世界级学术的氛围。课堂上，他跟各国来的学生争得面红耳赤，慢慢磨出了自己的学术风格：严谨，讲证据，不喜欢空谈。

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后，金兰都本可以留在那边教书，条件也不错，但他还是回了韩国。他说，韩国需要他这样的人。他回到首尔大学，当上了经济学教授。

那时候，韩国的经济正在起飞，三星、现代这些企业开始冒头，他的研究正好赶上了好时候。他的课讲得深入浅出，学生们特别喜欢听。他有个习惯，每次上课前都会把当天的报纸翻一遍，挑点新闻跟学生聊聊，让大家知道理论不是死的。

金兰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亚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和区域合作。他写了不少论文，分析韩国跟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好多都被国际期刊收录。他还特别关注技术创新，觉得这是国家发展的命脉。

2000年代，他开始在媒体上露面，偶尔上电视节目，谈谈经济形势。他的观点不偏激，但总能说到点子上，圈了不少粉丝。

不过，他也不是没遇到过挫折。2008年金融危机那会儿，他的某些预测被同行质疑，说他没看清全球经济的风险。

他没跟人吵，而是埋头改进了自己的模型。后来，他的研究越来越注重实地数据，觉得光靠理论不行，得去看真实的世界。这一点，后来在他去中国的时候体现得特别明显。

2010年左右，金兰都开始关注中国的经济崛起。他读了不少关于中国市场的报告，但总觉得缺了点啥。他那时候对中国的印象，跟很多韩国人差不多：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工业化搞得不错，但跟韩国的现代化比，还差一截。

2014年，金兰都接到一个节目组的邀请，叫《明见万里》，让他去中国走一趟，拍点东西。他没多想，觉得就是个普通的学术考察，顺便还能看看中国的真面目。

他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笔记本，准备好了出发。那会儿，他已经快六十了，头发有点花白，但精神头还很足。他大概没想到，这趟旅行会让他彻底改观。

2015年春天，金兰都去了中国，这趟旅行成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他之前对中国的认知，基本来自书本、新闻，还有韩国社会那种普遍的心态：中国是大，但还不够先进，韩国在很多方面都领先。

他甚至觉得，中国的城市可能跟韩国几十年前差不多，工厂多，环境差，生活节奏慢。可真到了中国，他才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他先到的北京，那会儿北京已经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高楼林立，交通网密得像蜘蛛网。他去了王府井，商业街热闹得不行，品牌店一家接一家，消费者拎着购物袋，脸上都带着笑。

他还去了几家书店，发现货架上摆满了科技和经济的书，翻开几页，内容一点不比欧美的差。他之前以为，中国人可能还停留在基础制造业，可书店里的这些书，让他感觉中国已经在往高精尖的方向冲了。

接下来，他坐了高铁去上海。这高铁是他没想到的，速度快得吓人，车站干净得像机场，服务也周到。他查了下数据，中国的铁路网规模已经甩了韩国好几条街。他还注意到，车站里的人群秩序井然，没人插队，没人乱扔垃圾。

到了上海，他更震惊。外滩的夜景灯火通明，高楼的造型一个比一个大胆。他去了浦东，金融区的气势让他有点懵。他知道韩国也有现代化的城市，但上海的规模和活力，感觉比首尔还要猛。

他还参观了一家科技公司，展厅里摆着无人机、机器人，还有各种智能设备。他问了几个问题，工作人员答得头头是道，数据信手拈来。他才知道，中国的科技产业已经不是简单的代工厂，而是真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深圳是最后一站，也是给他冲击最大的地方。他去了电子市场，摊位上堆满了芯片、零件，商贩们用英语跟老外谈生意，熟练得像在自家后院。他还去了几家初创公司，发现年轻人都在搞人工智能、5G这些前沿东西。

他翻了翻他们的产品目录，技术参数让他有点意外，因为有些指标已经超过了韩国的水平。他还了解到，深圳的创业生态特别活跃，政府支持力度也大，这让他对中国的创新能力刮目相看。

除了城市建设，金兰都还注意到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他去了居民区，看到小区绿化做得不错，楼房虽然密集，但规划得挺合理。

街头巷尾的小店生意红火，路边摊贩卖着各种小吃，食客们吃得开心。他还去了菜市场，货架上的蔬菜水果种类多得数不过来，价格也不贵。他之前听人说，中国人生活水平一般，可这些场景让他觉得，普通人的日子过得比他想的要好。

更让他意外的是中国人的开放态度。他本以为，韩国和中国关系不算特别亲近，当地人可能会对他有点距离感。可他接触到的人，不管是服务员、司机，还是路边的店主，都挺热情。他亮明自己是韩国人，也没人冷脸，反而会多聊几句，介绍点当地的特色。

他还去了所大学旁听讲座，学生们讨论问题时思路清晰，提问大胆，跟他印象里那种“死读书”的刻板形象完全不一样。

这次旅行，金兰都还看到了中国的文化底蕴。他去了故宫，建筑的规模和细节让他感慨，韩国虽然也受过中国文化影响，但这种原汁原味的历史感是首尔比不了的。

他还去了几家博物馆，发现展品背后都有详细的讲解，科技化的展示方式也让他觉得新鲜。他开始明白，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还有文化自信在支撑。

金兰都的行程只有一周，但他每天都在记笔记，数据、观察、感受，写得密密麻麻。他查了些公开资料，发现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基础设施投资，还有科技研发的投入，都远超他的预期。

他还注意到，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跟发达国家差不多，消费市场也越来越大。这些数字，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有扎实的基础。

旅行结束时，他在节目里说了那句引发争议的话：韩国人对中国的优越感，其实挺盲目的。他不是想贬低韩国，而是觉得，韩国得正视现实，不能老抱着老观念不放。他在镜头前，语气有点沉重，但眼神很坚定。他知道，这话可能会惹麻烦，但他还是说了。

金兰都回国后，《明见万里》播出，他的话像扔了颗炸弹，韩国网上吵翻了天。有人骂他是“卖国贼”，觉得他吹捧中国，伤了韩国的面子。还有人说他收了好处，专门去拍马屁。

不过，舆论也不是一边倒。一些年轻人开始讨论他的观点，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韩国媒体也分成了两派，有的批评他，有的借机分析中国的发展，呼吁韩国调整心态。电视节目也请了不少专家，聊中韩关系的未来，收视率还挺高。

金兰都自己没闲着。他接受了几次采访，解释自己的立场，说他不是否定韩国，而是希望大家能看到中国的真实情况。他还写了篇文章，刊在一家学术杂志上，分析中国的经济模式，数据详实，逻辑清楚。

2016年，金兰都出了一本书，专门讲东亚经济的新格局，里面好几章提到中国。他用数据说话，分析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市场潜力，结论是韩国得跟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书的销量不错，首尔几家书店的货架上都摆着他的作品。

签售会上，读者排队等着签名，有人问他为啥这么看好中国，他只说：“去看看就知道了。”

金兰都的观点，慢慢影响了更多人。韩国企业开始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三星、LG这些巨头在中国建厂、开店，动作越来越大。

年轻人也开始学中文，留学中国的韩国学生人数逐年增加。首尔街头，中文招牌的餐馆多了起来，菜单上还印着二维码，方便中国游客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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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说畅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