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视剧《生万物》播出以来，在网民之间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批评者指责其“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农民”“歪曲革命史”，甚至上升至“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指控。而支持者则认为，此类批评是“标签化审判”，将复杂人性压缩为阶级斗争的符号，实为“文艺批评的倒退”。
电视剧《生万物》播出以来，在网民之间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批评者指责其“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农民”“歪曲革命史”，甚至上升至“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指控。而支持者则认为，此类批评是“标签化审判”，将复杂人性压缩为阶级斗争的符号，实为“文艺批评的倒退”。
最近，看到一篇比较认真的评论。至少评论者是在比较严肃地讨论问题，这样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我们在文艺批评上，确实需要这种冷静、认真、严肃地思考，一味地高声大喊，乱扣帽子显然不利于文艺批评的存在和发展。
评论者显然不赞同那些对《生万物》的批评。他的理由是这样的：批评者对《生万物》的指控，始终围绕“不符合历史真实”展开，但细究其逻辑，却不难发现三种明显的认知偏差——将历史简化为阶级符号，将人性压缩为道德标签，将革命叙事框定为“纯洁性模板”。
这位评论者认为，批评者最核心的论点，是认为剧中地主宁学祥（倪大红饰）的形象“违背历史”：这个角色有勤俭劳作的一面，灾年曾减免租子，最终还主动交出土地，与大众“传统认知中青面獠牙的地主”相去甚远。
评论者还认为，这种指控的潜台词的是一个教条化预设：地主阶级必须是单一维度的“剥削符号”，任何展现其复杂性的尝试，都是“美化”。但历史从来不是“一刀切”的标本——《鲁南土地调查（1930-1949）》中清晰记载，鲁南地区的地主群体绝非“铁板一块”：既有地租率高达80%、逼租致佃户家破人亡的“恶绅”，也有灾年主动开仓放粮、资助乡邻的“开明士绅”，甚至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分子。
从字面上看，评论者的观点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反对人物的“脸谱化”，反对“一刀切”都是合理的。脸谱化并不一定能真正反映客观的历史，一刀切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
当年，在大革命时期，青年共产党员彭湃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但他却能把自家的土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他本人即使算不上地主，但也是地主家的大少爷了。一个地主家的大少爷，能做出这种当时被认为惊世骇俗的举动，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彭湃的这个作法，并不表明整个地主阶级都会这样做。彭湃这个革命的个体所做出的选择，只是证明他已经叛离了他所出身的那个家庭的阶级，而不再是那个剥削阶级当中的一分子了。
文艺作品中的脸谱化，确实也是一个较大的问题。但是要把作品中人物的个性表现出来，确实也有不小的难度。例如在现实生活中，在地主阶级当中，有恶霸，有土豪劣绅，也有并没有那么特别凶恶的地主。他们中有的人会做一点善事，有的人对农民也没有特别地刻薄。或许，完全不对农民刻薄的地主即使存在，也是极个别的。但是这些人并不能改变整个地主阶级的本性。更何况，当年所谓被称为“大善人”的地主，这种所谓“善”的背后往往是虚伪，是伪装。这种伪装的目的就是不想让农民记恨这一类地主，以免引起农民们对他们的不满，从而引发对这一类地主的报复行为。
所谓开明士绅是客观存在的，不会被历史所否认。但是这样的个体在整个地主阶级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是少数还是多数? 这个概念还是要搞清楚的。而且，在文艺作品中，这种异乎于那个阶级中多数个体的表现，总要发现和找到其内在的逻辑关系。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为什么其他地主是一种残暴的样子，而单独这一种个体却是另一副样子。这其中的原由和逻辑关系在文艺作品中是有必要加以揭示出来。否则这样的人物由于缺乏依据，在作品中就站不住脚。
文艺作品中要描写这样特殊的个体，就不能只讲这种单独个体本身的形象、面貌、内心和性格，还必须要讲清楚，他的这些特质为什么会异于其他同阶级中的个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不能赞成对某个阶级进行脸谱化的描画，但是如果这种非脸谱式的描画只是一种孤立的速写，没有与社会，与阶级中其他成员的关联，那么这样的非脸谱式的描画就缺乏充分的依据。这样的人物描画也就缺乏说服力，让人难以理解。
另外，文艺作品中对于这种异乎于本阶级其他个体的描写，例如认为这不是一个凶恶的地主，而且还做了不少好事，那么就有可能让人们产生一个结论，即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就不应该触动这种所谓“好人地主”的利益，不能分他们家的土地，不能分他们家的房子，不能分他们家的金银细软。否则就是对一个“好人地主”的不公平，是对他们不合理、不正当的侵犯。如果让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问题就很危险了。
所谓“好人地主”，或者“善人地主”在那个阶级当中，只是个别的，不具有普遍意义。更不用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一种伪装。而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要打破在中国长期压迫农民的那种极落后极反动的制度，中国革命是一定要打破这样的封建制度的。不打破这样的封建制度，中国农民就得不到根本性质的解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就会继续受到严重的束缚，而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任何个体的地主，都必须顺应这个土地改革的大趋势。如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所谓各种例外的处理，要保留所谓“好人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那么这场土地革命运动势必会因为遭到流产而彻底失败。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完全不存在了。
再有，所谓“好人地主”或者“善人地主”，其财富的来源，追究起来还是来自剥削，在这一点上不会有任何例外。他们在成为地主之前的财富积累，或许有可能有一部分来自在于他们的劳动。但是一旦他们获得更多土地之后，他们的财富就不可能主要来自于他们的劳动。他们在成为地主后，再积累起来的财富主要都来自于剥削。这也不可能有任何例外。在抗日战争中，有些地主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是愿意为抗日做点事情的。那只是他们内心的精神和情感上的展现，与他财富积累的来源都来自于剥削这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所谓开明士绅本身也是由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抗日军民的爱国情怀感化了这些爱国的地主们。
当年，在土改运动开展之前，中央已经做出了开展土改运动的决定。有些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已经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就先行赶回自己的地主家庭，提出让他们的父母或者兄弟们把土地尽可能卖掉。至于为什么要卖掉，这些干部不敢向父母透露中央关于土改的决定信息，就是告诉他们土地一定要卖，越快越好。有的地主父母对此不解，不肯卖掉手中的土地。有的地主父母看到儿子如此坚决，感觉背后必有大事。他们也就不再多问，听从儿子的劝告，出售了一部分土地。这些出售了土地的地主家庭，在土改运动开始之后，没有被当作地主清算，顶多算个富农。那其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这里不好评论，那些当了革命干部的地主子女，他们这么做是不是有徇私之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这么做，大体上是有利于土改运动的。至少减少了土改中的某些阻力。土改的目的就是要打碎中国农村的封建制度。而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就中国农村封建制度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土地改革必须要进行，中国农村的封建制度也必须要从根本上被推翻。
我们的文艺作品如果要反映那一段历史，就只能老老实实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从更大的范围，更大的场景，更高远的视野来描述这段历史。对于其中有着特殊形象的个体的描述，也一定不能脱离当年的时代，也不能脱离他们所隶属阶级的属性与关系。
土地改革运动是顺应人类发展的历史大潮。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描述各类不同个体的地主，并不能否定这个历史潮流，而且这样的文艺作品也否定不了。如果在文艺作品中，专门描述这一类地主，目的是为了否定土地改革运动，特别是为地主阶级的反动性翻案，那就是别有用心的，而且是一定要坚决批判到底的。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