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玄学是指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是对“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玄”字来源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以“祖述老庄”立论，而形成的“玄远之学”。“玄学”之名是在魏晋之后出现的，我们不能把玄学简单地称作为“新道家”，因为佛

玄学是指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是对“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玄”字来源于《老子》中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它以“祖述老庄”立论，而形成的“玄远之学”。“玄学”之名是在魏晋之后出现的，我们不能把玄学简单地称作为“新道家”，因为佛学也属两晋谈玄的内容。东晋时期，佛学蓬勃发展，佛学与玄学互相影响，佛学者谈玄，玄学者谈佛，成为一种时尚。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学习的中心内容。

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近照

在魏晋时代，玄学与佛教般若学相近，佛教到东晋，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谈玄说妙，般若学大行。“谈玄说”是政治、思想、艺术交织的复杂现象。他既是对乱世的消极回应，也孕育了独特的文化创造力。它是士族阶层，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这一现象既是对动荡现实的逃避，也是士族追求精神超越，重塑文化价值的体现。

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书法作品

魏晋时期佛学的兴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其背景复杂且与时代特征紧密相关。儒家思想在汉代确立的正统地位因社会失序而受到质疑，社会动荡导致民众普遍产生无力感和对现实的逃避心理，而玄学在士族阶层兴起，但偏重思辨，难以满足普通民众的情感需求，佛教的“因果轮回”“解脱苦海”等教义为人们提供了精神慰藉，成为乱世中的心灵救赎。而佛教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更受百姓欢迎，对底层民众更具吸引力。

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书法作品

罗什东来，法显西行，道安领神群伦，由此佛教大兴，中国寺僧，渐具规模。大量佛经，如：《般若经》《法华经》等被译为汉文，有力地促进了佛学研究的专业化。佛教更是主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借用道家术语来阐释佛理，这种“格义”之法大大降低了传播的门槛且使佛教更容易被接受。“双重人格”是魏晋玄学家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想干预世事，一方面又摆出清高的架势，什么也不想干预，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思想冲突与现实矛盾交织的产物。

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门阀斗争激烈，玄学家既需在高压的治中保全性命，又试图维持士大夫的精神独立。东晋时佛学家、高僧、文学家支遁，也即支道林也学到了这一点，支遁（约314年—366年），河南人。25岁出家，30岁供佛讲经。善草隶，好畜马，精通老庄之说，佛学造诣也很深。曾著《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戒》等论书。

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书法作品

在《即色游玄论》中表达了他的“即色游玄”思想，他提出“即色本空”的思想，创立了般若学即色义，成为当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他说：“夫至人也，览通群妙，凝神玄冥，灵虚响应，感通无方”，至人的精神是无所不知，无微不通，而且不需要任何的格式，就可以感通一切，无所不当，无所不适，和玄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他认为把心摆在最神秘的地方，就可以应付一切，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外界看成空，同时把“心”“神”给保留下来。他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谈家条件杂揉老释的僧人。

即色宗是以支道林为代表的，在“六宗七家”中最出色的一家，在当时名士们中支道林的声誉最隆，在当时的佛界和士林界受到高度重视和推崇。他以“色即是空，色即异空”的般若学理论创立“即色宗”。他的学说被人称之为“支理”，他对般若性空的解释，被称为“即色说”。他著有《即色游玄论》和《释即色本无义》等，可惜已不存在，但需注意的是他的“即色本无”和“即色游玄”不是一回事。“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虽色而非色也”。在认识论上所谓万物，并非万物之本身，所以认识上虽有色，客观上并不一定存在着那样的色，这就是“即色本空”。

事物的本质是空的，但并非完全虚空，而是存在于其自身的色彩中，这种思想构成了即色宗的核心理论。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佛教界，也对魏晋玄学和清谈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僧肇认为“即色宗”有两个错误：①把色看成是概念化的结果，单纯从认识论来理解空性。②支遁不了解所谓非色、色空，是假有之意，没有假有，也就无所谓空。支遁时期般若理论在中国并不全面，中观论典缺失，佛经翻译不足，玄学化的解读，共同导致早期般若学未能彻底贯彻印度大乘空宗的精髓，直到罗氏传入龙树学说后才得以突破，是中国佛教中国化初期必经的磨合期。文化长征创立者张胜利世界哲学思想纵横（第643回）收录于张胜利哲学思想系列专著《大道汜兮》。

张胜利著作：《吉祥如意经》、《大华般若波罗妙法经》、《大圆满经》《明月照千江》、《德道经》、《大道汜兮》、《大行》等

来源：胜利问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