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5年初冬的一个凌晨，菊香书屋的台灯依旧亮着。手术后第十天，毛泽东半卧在床，动作缓慢却固执地摸向那两副形状古怪的老花镜——一副没左腿，一副没右腿。医生进门劝阻，他摆了摆手，含糊地说：“别挡住字。”年事已高的领袖，仍在同时间赛跑。

1975年初冬的一个凌晨，菊香书屋的台灯依旧亮着。手术后第十天，毛泽东半卧在床，动作缓慢却固执地摸向那两副形状古怪的老花镜——一副没左腿，一副没右腿。医生进门劝阻，他摆了摆手，含糊地说：“别挡住字。”年事已高的领袖，仍在同时间赛跑。

单腿眼镜并非苏联专家的奇想，而是毛泽东亲口提出的“土办法”。他侧身看书时，普通镜架硌得太阳穴生疼；去掉一边镜腿，压力瞬间消失，阅读得以继续。工作人员最初闻所未闻，但拗不过他固执的性子，只好托人改装。改完拿来，他把玩片刻，笑道：“这下舒服，能多看几页。”

追溯到青年时代，夜读的习惯已深植骨子。湘乡老屋的窗纸被厚布蒙得严严实实，只为遮住微弱油灯的光。父亲嫌灯油浪费，他便“偷偷点、悄悄看”。灯火摇曳，少年读《资治通鉴》，也读《水浒》，更读新进长沙的译本《天演论》。对书的渴望，似饥饿似口渴。

长征途中，几箱线装书成了行军最沉的负担。敌情迫近，有人建议丢掉，他皱眉不语，一夜未睡，把书分门别类埋进窑洞，还特意留了草图。次日离开，他对帮忙的战士轻声说：“谢谢，书在，心就定。”子弹可以让路，书不可遗失。这样的执拗贯穿漫长岁月。

进入中南海后，阅读环境看似优渥，麻烦却从另一处冒出来。警卫制度森严，外出受限，他不愿与群众隔绝，常乘深夜驱车到京郊，坐在田头同农民聊天。有人把他手里的书当“说书材料”，便笑着要求“讲几段”。他索性盘腿而坐，随手翻到鲁迅杂文，念上一段，再点评一句：“字字扎人。”粗布衣沾了泥，他不以为意，书页却被小心拢起，拍净尘土。

真正难缠的对手是衰老。五十年代视力下降，放大镜取代了普通镜片；六十年代再下降，大字本《马恩全集》重新排版；七十年代末，白内障压得一片昏暗。他不轻易谈痛苦，偶尔自嘲，“眼睛偷懒了”。医生提出手术，他连连摇头。直到有人引用唐人诗句“金针一拨日当空”，他才一拍床沿：“行，就试试。”

1975年8月25日，手术完成，麻药未退，他迷迷糊糊说出第一句话：“把书拿来。”医护只得制定“72小时禁读”硬规矩。禁令面前，82岁的老人背过身子暗暗掉泪。第三天一早，他让卫士把报纸举高，自己远远眯着看，仿佛在跟规矩斗气。单腿眼镜由此再次派上用场。

那年秋天，他的阅读节奏仍旧惊人。文件、日记、外电资料，一摞摞递上来，又一摞摞划满符号退回去。许多批注字迹歪斜，却锋芒毕露。医生偶尔提醒，“您休息一会儿吧”。他轻轻应声，却又翻开下一页。对他而言，看书就是休息。

时间进入1976年9月。呼吸困难、心律不齐，一切指标都在下滑。8日下午，两名工作人员朗读日本政坛动态，读到“自民党新内阁筹组”时，他微微点头，右手微抬示意“继续”。那天他共提出十一回阅读请求，总计两小时五十分钟。每次不过十五分钟，却像火种，驱散病榻的黑暗。

9月9日零时十分，他最后一次要求取书。卫士递上文件夹，他凝视片刻，缓缓合上，再无力翻页。八小时后，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两副单腿眼镜静静地放在枕边，再也无人取用。

毛泽东一生收藏图书约十万册，北京图书馆编号“000001”的借书证至今仍在档案柜里。仅1949年至1966年，他借阅书刊五千余册，涉及政治、历史、天文、医学，甚至还有莎士比亚。有人统计，他通读《二十四史》十五遍，《资治通鉴》十七遍，具体总量早已无法确数。

这份惊人的阅读量背后，一副看似滑稽的单腿眼镜成了绝佳注脚：无论身体如何衰老、环境如何变化，他总在想方设法与文字待在一起。镜片没了对称，却撑起了精神世界最后的光亮。

来源：妙言本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