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聊统一，先得看 “脑子⾥怎么想”， 也就是老百姓和读书人打心底里认不认同 “天下该是⼀家”。咱们中国这边，早在汉朝之前的先秦时代，就算诸子百家吵得不可开交，有个想法却是共通的：天下就得统一，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才是正经事儿。

公元前1世纪，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几乎同时崛起两个超级帝国——大汉与罗马。它们同样幅员辽阔，同样制度先进，同样创造了辉煌文明。

汉朝存续四百余年，即便经历分裂，最终总能回归统一；而罗马帝国却在鼎盛后分崩离析，再未重现昔日辉煌。其中缘由，值得深究。

要聊统一，先得看 “脑子⾥怎么想”， 也就是老百姓和读书人打心底里认不认同 “天下该是⼀家”。咱们中国这边，早在汉朝之前的先秦时代，就算诸子百家吵得不可开交，有个想法却是共通的：天下就得统一，分裂是暂时的，统一才是正经事儿。

你看孟子，战国那会儿到处跑，跟梁惠王说 “定于一”，意思是天下只有统一了，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日子；墨子更直接，主张 “尚同”，就是说从上到下得有统一的规矩，国君说对的，大家都得觉得对，不能各搞一套；

就连后来帮秦朝统一的法家，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法家的老祖宗荀子就说过 “四海之内若一家”，还教出了李斯、韩非这俩学生，李斯后来在《谏逐客书》里跟秦始皇说 “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其实就是把 “统一” 的想法变成了治国思路。

到了汉朝，董仲舒更绝，他在给汉武帝的《天人三策》里，直接把 “统一” 跟老天爷绑一块儿，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意思是统一不是人说了算，是天地间的规矩，从古到今都这样。这种想法不是光说不练，汉朝的老百姓也认：比如楚汉争霸的时候，项羽想把天下拆成十几个小国，自己当 “西楚霸王”，结果老百姓不买账，最后刘邦搞统一，反而得了民心。

再看罗马那边，他们的文化根儿在古希腊，而古希腊的思想家，几乎都不待见 “统一” 。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城邦的本质就是许多分子的集合”，意思是城邦就该是小而独立的，要是把一堆城邦捏成一个大国，城邦的 “魂” 就没了。

古希腊那会儿有两百多个城邦，比如雅典、斯巴达、 科林斯，它们之间打了不少仗，但就算打赢了，也没想过把对方吞并成一个国家， 雅典搞 “提洛同盟”，也就是拉帮结派，也只是让盟友交保护费，没说要统一管理。

这种想法传到罗马，就变成了 “不追求真统一，只追求‘臣服’”。比如罗马在公元前 91 年到公元前 88 年，打了一场 “同盟者战争”，啥叫 “同盟者”？就是罗马周边那些帮罗马打仗的城邦，它们帮罗马打了几十年仗，却没资格当罗马公民，不能参选、不能当官。

这些城邦不服气，就起兵造反。罗马最后打赢了，也没想着 “既然都是自己人，就统一给公民权”，反而只是给了一部分人有限的公民权，还是没把大家当成 “一家人”。

后来罗马地盘大了，也没改这毛病：比如征服了埃及，就让埃及继续用自己的法老制度；征服了犹太地区，就让犹太人自己管宗教事务。表面上看是 “包容”，其实是打心底里觉得 “没必要统一”， 反正你们听我的话、交我的税就行，至于想法一致不一致，不重要。

这种思想差异，到了帝国遇到危机的时候就显出来了：中国这边，就算分裂成三国、南北朝，总有像曹操、杨坚这样的人站出来说 “我要统一”，老百姓也愿意跟着干；

罗马那边，一旦中央弱了，地方就直接拆伙 ，比如公元 395 年罗马分东西，其实不是谁逼的，是皇帝自己觉得管不过来，干脆把地盘分给两个儿子，大家都觉得 “分了挺好”，没人想着 “得把天下合回来”。

思想是虚的，制度是实的 ，就算心里想统一，没有靠谱的制度，也撑不住。咱们中国从秦朝开始，就搞了一套能把 “统一” 落到实处的制度，核心就是郡县制；而罗马搞的是 “自治联盟”，看着统一，其实是 “散装” 的。

先说说咱们的郡县制，这玩意儿不是秦朝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一步步完善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公元前 221 年），没像周朝那样封诸侯，而是把全国分成 36 个郡，郡下面再分县，县下面还有乡、里，就像现在的省、市、县、乡一样，一层管一层。

最关键的是，郡的太守、县的县令，都是中央直接派的，不是世袭的，也不能自己招兵买马。

而且中央的政令能直接传到最基层，比如湖南里耶古城出土的秦简的简牍，写着 “迁陵洞庭郡”，还记录了秦始皇三十三年，迁陵县收到洞庭郡发来的文书，要他们统计当地的人口和粮食 。

你想啊，迁陵在当时是多偏远的地方（现在湖南湘西），秦朝的政令照样能准时送到，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到了汉朝，这套制度更完善了。比如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搞了个 “刺史制度”：把全国分成 13 个州，每个州派一个 “刺史”，这个刺史不管行政，专门盯着地方的太守、县令，看他们有没有贪赃枉法、有没有私自招兵。

而且汉朝还搞 “军政分离”， 就算是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大名将，打赢了仗也得把兵权交回去，平时不掌兵；地方的行政全归文官管，太守不能调动军队。

这样一来，地方想造反都没机会 ， 比如汉景帝时期的 “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想造反，结果中央派周亚夫一出手，三个月就平了，就是因为地方没有长期掌兵的权力。

罗马那边的制度，跟咱们比简直是 “反过来”。罗马帝国其实更像一个 “自治城市的联盟”，俄罗斯历史学家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里就说过，罗马征服一个地方后，基本不怎么改当地的制度，只是派个 “总督” 过去，再收点税。

比如罗马在公元前 241 年设立的第一个行省，西西里行省，原来的希腊城邦还在，原来的贵族还管着自己的地盘，总督只负责两件事：收 “什一税”（当地粮食的十分之一），还有就是遇到叛乱时带兵镇压。

更要命的是，罗马的总督又管行政又管军队，相当于地方上的 “土皇帝”。比如公元 1 世纪的处死耶稣的那个犹太行省总督彼拉多，他不仅能决定当地的税收多少，还能直接调动行省里的罗马军团，甚至不用跟中央打招呼就能判人死刑。

中央想管也管不了，罗马城到西西里行省，走海路得半个多月，消息传过去都晚了。这种制度下，总督造反是常事儿：公元三世纪的时候，罗马出了 30 多个皇帝，其中 25 个是被地方总督带兵杀了或者赶下台的，比如公元 238 年，北非的总督戈尔迪安一世自立为帝，结果没几天又被另一个总督杀了，乱得一塌糊涂。

再说一下，汉朝的官员选拔靠 “察举制”，后来又发展出 “科举制” 的雏形，不管你是哪里人，只要懂儒家经典、有本事，就能当官；罗马的官员基本都是贵族世袭，或者靠总督推荐，普通人根本没机会。

这样一来，汉朝的官员心里想的是 “为中央效力”，罗马的官员心里想的是 “为自己的家族或者总督效力”，你说这样的制度，怎么能撑得住统一？

当然光有制度还不够，得让大家有 “认同感”， 觉得 “咱们是一伙的”，这就是文化凝聚力。汉朝在这方面做得太到位了，而罗马几乎没做过这事儿。

先说咱们的 “书同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原来各国不一样的文字改成 “小篆”，后来汉朝又改成更简单的 “隶书”。别小看这事儿，文字统一了，全国人才能看懂中央的政令，读书人才能互相交流。

比如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的西汉竹简《论语》，上面用隶书书写，不管是长安的儒生，还是江南的读书人，拿过来都能看懂。

到了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朝廷还干了件大事：把《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七经，刻在 46 块石碑上，立在太学门口，这就是 “熹平石经”。

当时全天下的儒生都跑到太学来抄经，为啥？因为之前各地的经文版本不一样，有的字甚至不一样，现在中央给了 “标准本”，大家就有了统一的教材。

更关键的是，汉朝把儒家思想变成了 “国家意识形态”。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后，当官的基本都得懂儒家经典， 察举制里的 “孝廉科”，每年各州郡推荐的孝廉，大多是精通《论语》《孟子》的儒生。

这些人入朝后，又把儒家的 “忠君”“大一统” 思想传给下面的人，老百姓听多了，也觉得 “忠于皇帝、维护统一” 是天经地义的。

就算后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比如北魏的鲜卑人，也得学儒家思想，穿汉服、说汉话，因为他们知道，不这样就没法管中原的老百姓，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能把不同民族都捏成 “中国人”。

罗马那边呢？别说 “书同文” 了，连 “话同语” 都做不到。罗马帝国东部（比如希腊、埃及）通行希腊文，西部（比如意大利、法国）通行拉丁文，两边的官员写信都得用两种文字。

公元 212 年，皇帝卡拉卡拉颁布《安东尼努斯敕令》，给了全帝国自由民罗马公民权，可东部的官方文书还是用希腊文，公元 313 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的《米兰敕令》，允许基督教合法，最初就是用希腊文写的，西部的人得翻译成拉丁文才能看懂。

文化上更乱，罗马对征服地区的神明采取 “全收” 政策，你信宙斯，行，把宙斯请进万神殿；你信伊西斯（埃及女神），也行，也请进来；甚至你信犹太教的耶和华，只要不反对罗马，也不管。

这种 “包容” 短期内能减少反抗，但长期来看，就是 “没有主心骨”—— 大家各拜各的神，各有各的文化，谁也不觉得自己是 “罗马人”。埃及人还觉得自己是埃及人，犹太人还觉得自己是犹太人，就算生活在罗马帝国，心里也没有 “罗马认同”。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督教。公元 1 世纪基督教出现后，罗马一开始迫害基督徒，公元 64 年尼禄放火烧罗马，还把锅甩给基督徒，后来又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可就算这样，基督教也没成为 “统一文化的纽带”。

东部的基督教后来变成东正教，西部变成天主教，两边互相骂，甚至打起来，反而加剧了帝国的分裂。你想啊，要是大家连信的教都不一样，怎么能指望他们团结在一起？

除了思想、制度、文化，地理环境和外部威胁也很关键。咱们中国的地理环境，天然就适合统一；而罗马的地理环境，反而容易 “散”。

先看咱们中国：

中国地处东亚，北边是蒙古沙漠，西边是帕米尔高原，南边是云贵高原，东边是太平洋，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 “自然单元”。

中间的中原地区黄河、长江流域是大片平原，特别适合种庄稼，发展出了成熟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有个特点：老百姓得守着土地过日子，不喜欢搬家，也不喜欢打仗， 因为一打仗，庄稼就毁了。

所以老百姓特别希望有个统一的政权，能保护他们安稳种地。而且秦始皇奠定的疆域，基本就是后来中国统一的 “基本盘”。

不管是汉朝、唐朝，还是后来的明朝、清朝，都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就算偶尔丢了边疆，也得想办法收回来。

汉朝还特别会利用地理优势巩固统一，比如搞 “屯田制”。

汉武帝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打败匈奴后，朝廷在河西走廊设立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四郡，然后派士兵去屯田，士兵平时种地，战时打仗，既解决了军粮问题，又把边疆牢牢控制住了。

这些屯田的士兵，大多是中原过来的农民，他们把中原的农耕技术、文化带到边疆，边疆也就慢慢变成了 “中原文化区”。

罗马帝国的地理环境正好相反，它环绕地中海而建，疆域是 “分散在海边的一块块地”，中间隔着重洋。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罗马的经济严重依赖地中海贸易 。

比如罗马城的粮食，大部分靠埃及亚历山大港运来的小麦，每年得运 200 万蒲式耳（相当于现在 1.5 亿公斤），要是地中海航线被切断，罗马城就会闹粮荒。

可贸易这东西，一旦地方势力强大了，就容易被掐断，公元 5 世纪，汪达尔人占领了北非，切断了埃及到罗马的粮食航线，西罗马帝国很快就撑不住了。

更要命的是罗马的 “雇佣兵制度”。罗马帝国后期，本土人不愿意当兵（觉得打仗苦、不划算），就大量招日耳曼蛮族当雇佣兵。这些雇佣兵只认钱，不认罗马， 你给我钱，我就帮你打仗；你不给钱，我就反过来打你。

公元 378 年的哈德良堡战役，就是典型例子：当时匈奴人西迁，压迫哥特人（日耳曼人的一支），哥特人逃到罗马帝国，罗马皇帝瓦伦斯让他们当雇佣兵，结果没给够钱，哥特人就造反了。

在哈德良堡，哥特人首领弗里提根指挥军队，杀死了瓦伦斯皇帝，罗马军队损失了约 2 万人 ，这是罗马军事史上最惨的败仗之一，之后罗马再也没法靠自己的军队保护边疆，只能眼睁睁看着蛮族入侵。

咱们汉朝也有匈奴的威胁，但汉朝是 “以汉人为主体的军队”，卫青、霍去病带的都是汉朝的士兵，这些士兵心里有 “家国情怀”，愿意为了保卫家园打仗；而罗马的雇佣兵心里只有 “钱”，一旦没钱，就会背叛， 这两种军队的战斗力，在关键时刻差太远了。

罗马和汉朝的故事，说到底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真正的统一，从来不是靠军队把土地圈起来，而是靠思想、制度、文化把大家拧成一股绳。

汉朝之所以能历经分合还能统一，就是因为 “大一统” 的想法深入人心，郡县制能把中央的权力落到基层，儒家文化能让大家有 “中国人” 的认同感，哪怕暂时分裂，这些东西还在，只要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大家就会跟着往统一的方向走。

罗马之所以分崩离析，就是因为从思想上就不认同统一，制度上是 “散装联盟”，文化上没有主心骨，再加上地理环境和雇佣兵制度的拖累，一旦中央弱了，地方就会各自为政，再也合不起来。

放到今天来看，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不是天生的，是几千年来一点点积累的：是里耶秦简上的行政指令，是熹平石经上的儒家经文，是卫青、霍去病守卫边疆的战功，也是老百姓 “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 的朴素愿望。

这种深入血脉的 “统一意识”，告诉我们：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 ，这不是一句口号，是从汉朝到现在，中国人用几千年历史证明的真理。

而罗马的教训也提醒我们：没有思想认同、制度保障和文化凝聚力的 “统一”，就算地盘再大，也只是沙滩上的城堡，风一吹就倒。

本文史料来源：《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董仲舒传》《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罗马帝国编年史》（塔西佗著）、《汉代察举制度研究》等

来源：林里看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