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人邻：母亲

摘要：烧给母亲的纸，一张张，烧得那么慢。夜色渐深，一只白猫过来，火光照亮了它的尾巴。它离去时的步子，和烧着的纸一样慢。春夜寂寂，我心寥寥。这只认真看了我一会儿，悄然离去的猫，我们说声晚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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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给母亲的纸，一张张，烧得那么慢。夜色渐深，一只白猫过来，火光照亮了它的尾巴。它离去时的步子，和烧着的纸一样慢。春夜寂寂，我心寥寥。这只认真看了我一会儿，悄然离去的猫，我们说声晚安吧。

母亲｜人邻

来源｜《散文》2025年第3期

母亲，九个月前，走了。

母亲出生在洛阳老城贴廓巷。外爷外婆不会想到，她自己也不会想到，以后会去了中原人认为的荒凉之地。母亲去西北，是因为父亲。问母亲，怎么就跟了他。母亲说，人家介绍的，我没看上，不好意思，等着他说。可他没说。

父亲去西北，稀里糊涂。他的姐夫，是铁路上的干部，有点级别。那些年，内地支援大西北，他出身不算好，或许因为这个，或许是别的什么因由，带着一家人去了西北。有人问父亲，你姐姐姐夫去了，你去不去？去也行。父亲说。现在想，也许，单位上有支援名额，人凑不齐。父亲问母亲，母亲说：你想去就去吧。父亲在老家没什么亲戚，可母亲的家人，她的母亲，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弟，都在。

几十年后，母亲说，傻啊！人家都说：宁往东挪一千，不往西挪一砖。

父亲去了甘肃天祝的一个小站打柴沟，安顿下来，写信让母亲带着一岁的我过去。那时，从洛阳到天祝县的打柴沟，要先到天水，再换车，是大小站都停的绿皮慢车。从没出过远门，粗识几个字的母亲带着我，一路硬座，不知是怎么样的艰难。母亲说一下车，看着荒凉啊。啥也没有。父亲离开时，在新乡工作，有两间房子，还有几样家具。到了打柴沟，哪里有房子，就是用铁皮焊的临时房子，里外糊一层草泥，像样的家具一件也没有。父亲离开时，把东西都送了人，就带了几块床板。那几块桐木床板，后来家里还有一块，多年的脱水后，极轻，一只手就能拿起来。

父亲到打柴沟，才知道姐姐姐夫先是去了天水，后来又到了武威。姐夫埋怨：你怎么不写信问问我？

打柴沟冷啊！海拔两千六百多。尤其风大，即便挑着一担水，肩上有重物压着，风大起来，人也是站不稳的。母亲说，眼看着就要到家门口了，可就是那十几步，风吹着人晃着晃着，怎么也走不回去。一次，你爸去挑水，风太大，他担不住水，只好放下，自己不知怎么才到了家。风停了，去找水桶，好远才找到一只，摔得不成样子了。另一只，不知刮到哪里去了。后来，父亲另配了一只，稍小一点。这两只水桶，父亲工作调动，搬家到兰州，还带了过来。新配的一只，是镔铁皮，有着冰凌花纹那样的好看。

打柴沟，也有狼。一天，母亲看见屋子不远处的野地，有狗一样的动物徘徊。邻居说：那是狼啊！

后来父亲带着母亲和我，从打柴沟往东，到了兰州。

又过了一些年，哪一年呢？我总是记不住，也不想记住。母亲下班，为求近路穿铁道，匆忙之间没看见那辆在运转场分解的货车。母亲醒来，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一条右腿，没了。那一年，她二十六岁，我们弟兄仨，还那么小。父亲在外省出差，联系不上。母亲在医院一周，父亲才回来。父亲那年也才二十八岁。

后来我曾想，不管怎样，母亲还在，我们还有母亲。若那一年母亲走了，我们兄弟仨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两年前，父亲走了。父亲走的时候，我想，母亲八十多了，走，是迟早的事。父亲的走，我没太多难过。走了也就走了，不过是一个人一辈子。一生一死，就是这样。可不知为什么，想象一生劬劳的母亲，拄着拐杖的母亲，走了，自己也许会崩溃，甚至是愤怒。崩溃自然，可愤怒什么呢？愤怒母亲的命运么？不知道。命运，你怎么愤怒它？

也想过，母亲走了，也许自己会去某个寺里，静静住上一阵子。

也想，什么时候母亲走了，告别时也许会说起法国的戴高乐在他二十岁女儿葬礼上说的那句话：现在，她跟别的孩子一样了。戴高乐的女儿是智障。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一样了。作为一个父亲，说得真痛。死后，所有的人应该都没有区别了吧。

也想，母亲下葬时候，我会备好一件旧衬衣，洗得干干净净，带着我的体温和气息，在众人的惊愕不解中，铺在骨灰盒的下面，陪着母亲的骨灰，慢慢腐化在一起，不分彼此。

九个月前，天还冷，母亲感冒，吃了药，不见好，请家里熟识的大夫上门诊视。输液几天后，仍不见好，甚至更重了。母亲多年患糖尿病，肌酐偏高，肾脏不好。我知道终究有那么一天，母亲的肾脏会恶化到无法控制，肾衰，尿毒症，要凭借透析维持。八十多的老人，那样的透析，令人绝望。我甚至专门咨询了如何在家里做腹膜透析，但母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了。

送母亲到医院，化验结果出来，大夫跟我说：进ICU吧？我问：不进呢？可能今晚都不一定能过去。跟弟弟通电话，说了一会儿，我说：都放下电话，静静，想想。我知道ICU是怎么回事。几年前，去咸阳看望妻子家的亲戚，七八张病床，对面是注视着屏幕的值班护士。他的声音很是微弱了，他说：拔管，拔管。他自然知道拔了的意思，但他愿意这样。母亲进去，也是这样的吧。一个人决定自己的生死，似乎容易，但决定另一个人的，太难了。

晚一会儿再次跟弟弟通电话。不进，母亲可能过不了今夜。进去，也许还有存活的可能。我说：万一呢。

母亲住进了ICU，多年来，她从没离开过家人。一年我们陪父母去姑姑家，说好了，那一晚住在那里。晚上不到八点，母亲却执意要走。现在，母亲是一个人在里面，尽管她知道我们在外面等着。

一天送饭时，大夫出来，跟我说：老人不好好吃饭，下胃管吧？我拒绝了。我知道是护士没有耐心。我进去，看看母亲，摸摸她的脸，说：你要好好吃饭，不想吃也得吃。吃了就好了，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第六天上午，大夫说：人，我们给你抢救过来了，明天可以出院了。

一个多小时后，大夫又出来说：下午，就出院吧。

下午？这么突然？我没多想，可我愿意母亲回家。毕竟，可以又守着她了。

保姆给母亲煮了粥，喂了她小半碗。晚上，母亲洗漱了。保姆在一边小床躺下。我在母亲左边，靠在床头上，右臂环护着母亲的头。这是多少年来，我第一次跟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母亲微微呻吟，问她，她只是回自己名字：姚爱柳。这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外爷给她的名字是姚爱留。外婆连着生了三个女孩，外爷给母亲起这名字的意思，自然是祈求姚家要留根。母亲不喜欢这个名字，不喜欢这个留字，喜欢柳。

母亲能够养大我们几个，太不容易了。拄着双拐的母亲，除了要给上班的父亲和我们做饭，洗衣服，还有一冬一夏一家人的单鞋、棉鞋，要一针一线做出来。为了纳鞋底，母亲甚至借来了纺车，学会了纺麻绳。那年月，粮食也不够吃。母亲在晚年随口说过一次：你爸吃了上班去了，你们吃了上学去了。有时候就没有吃的了，我就喝一碗开水。听母亲这么说，我想骂人。只有一条腿的母亲，一个女人，她能吃多少！

知道母亲的不易，我很小就学着挑水。母亲拄着双拐，站在房头，看着半大的我挑着半桶水，磕磕绊绊走着，知道我终于长大了一点，可以为她分忧了，可她的心里是难过的，我毕竟还是个孩子。

我偶尔也埋怨父亲，母亲这样的身体，父亲居然一辈子没有学会做饭。

夜深了，我摸摸母亲冰凉的脸。这么多年了，我很少摸她的脸，甚至很少触碰她的身体，除了每隔一段时间帮她洗澡。母亲累了。她的呼吸均匀，轻微。很快，我昏昏欲睡，也许是睡着了。不知多久，保姆忽然喊我：阿姨不行了。

我转过脸，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那一刻，我似乎也并不太难过。看看手机，凌晨四点零八分。我忽然想到：这就是大夫让母亲提早出院的原因。

母亲走了。想想，下午到傍晚，母亲几次排泄，是要把身体里的污物都排泄干净，才逃离这个艰难尘世的。母亲爱干净，虽然后来有心无力了。母亲晚年便秘，需要泻药。我几次看到母亲惊慌地起来，抓住拐杖匆忙往卫生间去。走了几步，无奈地停下来，已经拉在了裤子里。

买布置灵堂的东西，时间还早，店家还没开门。等天亮吧。遗照是早就准备好的。母亲在床上躺着，不再需要我陪着她了。我转去厨房，看见头一天晚上母亲用过的那只碗。那只碗洗得干干净净，还有一把锃亮的不锈钢勺子。我把它们摆放好，借着凌晨窗外幽暗的光线，拍了一张照片。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不知道。是为了纪念吗？

早就做好的老衣，从柜子高处取了下来。老衣本该是由女儿张罗的，但母亲没有女儿。一年，邻居去做老衣，跟父亲说，父亲居然让人家带着一并做了。母亲跟我说，我说，做那么早干什么？母亲的老衣跟父亲的老衣一样，依旧那么难看，即便是红色，那红色也显得像是假的，虚无，甚至虚伪，不像是人世间的。人老了，为什么要穿这么难看的衣服？也许是因为死亡是难看的，丑的。保姆和弟媳弄来热水，给母亲擦洗。母亲的身体，我是熟悉的。我没有姐妹，母亲老了以后，给她洗澡就成了我的事。她不肯让两个弟弟洗。也许，因我是长子，是第一个从她身体里出来的，母亲心理上更依赖我。每次安顿她洗澡，搀着脱了衣服的母亲，她的胳膊有些滑腻，肌肉松软，知道母亲已经有几分衰弱了。母亲在淋浴下面的凳子上坐稳，试好了水温，给她洗头。母亲的额头似乎比一般人要窄一些。额头窄，是不够聪明吗？我不知道。我总是埋怨母亲处理不好邻里琐事，总是有长长短短的事情缠在身上。也许是她常年封闭在家里，与人交往少的缘故吧。弟弟说母亲几十年过的，几乎是监狱一样的生活。想想，是这样。

给母亲洗完头，冲洗的时候，其实不用紧闭着眼睛，可母亲总是害怕一样低着头紧紧闭着，将毛巾捂在眼睛上。也许是什么时候，肥皂水蜇过眼睛，母亲在潜意识里深深记住了。可也许是因为车祸，那一瞬，母亲一定是在奋力挣脱的同时，紧紧闭住眼睛，似乎闭住眼睛，就可以逃离那场灾难。冲洗完头发，我从母亲手里接过毛巾，拧干，帮她擦干的时候，母亲还是恐惧一样，紧紧闭着眼睛。

母亲的胸部早已松弛，两只绵软不再温热的乳房像是空着的布袋子，无力地耷拉下来，贴在肋骨上。我托起母亲的乳房，搓洗着，虽然有沐浴液的气味，可母亲的乳房还是散发出衰老的气息，还有淡淡的腐败了一样的酸味。小时候，我是吃过这个乳房的奶水的，可是现在，请原谅我，我竟然是有些嫌弃的。不知道是母亲老了，还是原本就这样，母亲的乳头很小。母亲小时候家里贫寒。外爷去世早，外婆带着几个孩子给人磨面，挣一点麸皮和几个小钱，即便是加上抿袼褙，糊纸袋子，营养哪里会够，也许会影响了母亲的发育。洗完头，搓完背和前身，我不习惯给她擦洗下身。我把搓澡巾递给母亲。母亲似乎知道也似乎不知道我的意思，她老了，在孩子面前没有羞耻感，只是接过搓澡巾，自己搓洗起来。坐着搓洗下面，不大方便，母亲搓洗几下，我把她搀扶起来，站着，她再搓洗几下。看着母亲的样子，我想起自己在小时候傻傻想过的——要是能够替换的话，自己是愿意替换了母亲的——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比我更需要那条腿。

母亲也在外面的澡堂洗过为数不多的几次澡，那还是我们小时候。住在我们旁边一座楼上，我们叫大哥大姐的一对年轻夫妇，俩人刚结婚，大姐没工作，闲了就来我家跟母亲聊天。大姐一只眼睛有点斜视，手也笨，她说起大哥：我眼睛不好，手也笨，炒一盘菜，里面就几片肉，你大哥眼尖手也利索，一夹一个准，没几片肉，我总夹不上。大姐手笨，会央求母亲帮着做点针线。也许是为了回报，母亲少有的几次洗澡，都是她撺掇着去的。母亲行动不便，每次去洗澡都是大事。母亲拄着拐杖，大姐跟着，路不平时，她搀扶着。我帮母亲拿着换洗衣服，送到澡堂门口。过一阵，我再去接母亲。等我大了一些，用自行车跟大姐一起推着母亲去。洗了澡的母亲，脸上红扑扑的，高兴得啊，年轻了好多。

冰棺里的母亲，头发上是一层薄薄的霜。我摸摸母亲的脸，冰块一样硬。稀疏的头发也是冰冷的，像是刚从冰天雪地给我们带了吃的回来。

殡仪馆的师傅整理着，摸到母亲右腿地方，看我们一眼。我说：六十一年了。整理完母亲的左边裤腿，师傅将右边那条空着的裤腿，细心往直里顺了顺。师傅，谢谢你了。多年来，母亲的裤子，右边空着的那条裤腿，从不剪去，都是折叠起来，用针线认真地缝缀在裤腰上。母亲空着的裤腿下面，是一只空着的，没办法立起来的鞋。

母亲也配过假肢，还是年轻时候，不知听谁说上海有假肢厂。那时的假肢不像现在，尽管是铝制的，裹了皮革，但还是很沉。母亲在上海的外白渡桥留下了一张照片，那是她去上海配了假肢后照的。照片上的母亲微笑着，看起来完完整整，跟别的女人一样。后来照全家福，我知道母亲的意思，一家人只照了半身。

告别的日子到了。这一次，母亲是真的要走了。火化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了。母亲就要走了，不再需要走路，不再需要拐杖。失去了右腿的母亲，跟所有的人，跟所有的女人就要一样了。

家人齐了，跟母亲的告别简单，就是几个至亲。跪拜了母亲，我们再一次看母亲，看最后一眼。殡仪馆的人很快把母亲推了进去，告别厅里忽然空了。母亲，没了。

母亲的骨灰出来了。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木头盒子。现在，我可以把母亲紧紧抱住了。母亲，只有那么一点，连同那个盒子，不过七八斤，轻轻的。

坐在车的前排，我抱着母亲的骨灰，尽量抱稳。母亲累了，好好休息吧。常年失眠的母亲，终于可以好好安睡了。母亲，好好睡一大觉吧，一直睡到地老天荒。父亲在山上一年多了。现在，母亲来了，可以作伴了。父亲走了以后，母亲几次难过地说：你爸走以前，老是跟我说：你过来，你过来，坐到我这边。我咋就没过去啊！也许父亲那时已经感到，自己就要走了吧。

上山前，保姆说：给阿姨买个纸马吧。腿不好的人，骑马走着方便。纸马，买了。小高问我：牵马的人呢？我忘了，还需要一个牵马的人。也许，母亲其实哪里都不会去，去远了，回头就找不见我们了。

下山时忽然想起，灵位依旧是用的“姚爱留”的名字，不是母亲喜欢的“姚爱柳”。

母亲遗下的拐杖忘了拿到山上了，现在，它们孤零零地靠在老人旧居的墙角。

站在母亲经常站着的窗前，看着楼下，桃花开了。忽然间，我觉得我自己仿佛就是母亲，又一次回到了人间。

桃花，开得那么好。

五七过后，我外出，七七夜晚，在异乡给母亲烧纸。回到房间，写了日记：

十几天后，我回来。老人的厨房里空空荡荡，看看窗前那一块，想起母亲最后用过的那只空碗，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天还早，我去厨房 / 看见头天晚上给母亲喂饭的那只碗 / 正在靠窗的台子上 / 这是母亲最后用过的碗 / 我把碗放正，久久看着 / 黎明前的这只碗 / 比任何时候都干净、清冷

如今这只碗依旧在厨房 / 已经和别的碗混在一起 / 我再也无法找出它 / 就像再也无法找到 / 曾经存在过的母亲

有时我想，这一生，母亲要是不来西北，也许就不会出车祸。她会在新乡，做一个身体完整的女人，跟别的女人一样，可以穿着两只鞋，上街，买菜，去商场，公园，随便去什么地方。何况，母亲是一个很好看的女人。

新乡离洛阳不远，她也可以不时去看看她的母亲。我的外婆，活了九十二岁。

我呢？也许会娶一个新乡女子，在那里生活，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