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发布｜谈“气候”色变，不如稳稳扎根农村

摘要：随着气候变化，农村的“天灾”正在变为日常。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止农民和政府在想办法，社会组织也以在地、灵活和贴近社区的方式，试图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找到小小村庄的生存之道。

食通社说

随着气候变化，农村的“天灾”正在变为日常。不过办法总比困难多。不止农民和政府在想办法，社会组织也以在地、灵活和贴近社区的方式，试图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找到小小村庄的生存之道。

过去二十年间，社会组织在扶贫、发展、乡村振兴、生态农业、灾害防治、能源转型、弱势群体照护和性别平等领域的实践，为农村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不止气候在变，农村也在变——大规模且迅速的城镇化和农业工业化进程，深刻改变了农村风貌和人口结构。当小农户日益被政策和市场边缘化，从土地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少时，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也就成了无奈而必然的结果。而留守在农村的“389961”人群成为气候风险的最薄弱环节，自然也不意外。

只有理解农村的变迁，才能厘清气候工作的底层逻辑。那么社会组织在介入农村与气候变化交叉领域时，是如何定义问题，又是如何行动的？有何成败及反思？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的支持下，食通社在过去一年访谈了29家社会组织、11位学者和公益从业者，结合58份有效问卷（针对在农村已经或即将开展气候工作的机构），完成《农村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路径研究》（点击“阅读原文”下载）。近日在北京的报告发布会上，食通社邀请社会组织、基金会从业者、学者与媒体讨论：提升农村的气候韧性，社会组织怎么做才是最有效的？对于气候资助和公益行动的“不同频”、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解决？

◉食通社在过去一年访谈了29家社会组织、11位学者和公益从业者，结合58份有效问卷（针对在农村已经或即将开展气候工作的机构），完成《农村社会组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路径研究》

在广州从化山区的一个村子，水圳因杂草丛生而淤堵，在遭遇极端强降雨时，特别容易出现洪涝泛滥问题。原因何在？是气候变化导致暴雨频发，还是村庄空心化使得土地弃耕、也就没有人去维护水利设施？

这是报告里的一个例子。报告主笔孔令钰尝试解释社会组织在农村做气候变化项目时遇到的首要困境——越来越多机构带着气候公益资金进入乡村，却发现问题的根源不在气候变化，而在于农村本地长期存在的民生、基建、医疗和老龄化等问题。

◉食通社报告主笔人孔令钰介绍报告内容｜摄影：王健

在报告点评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晓毅表达了同样的困惑：一个村子在决定是否建水利设施、打几个水塘时会考虑气候变化吗？“可能基本不会，”他说，农民是否留在乡里、是否还留恋土地、政府是否投资等，对决策更重要。

另一位点评嘉宾黄亚军来自广州市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深耕”）。深耕在广州从化山区扎根10年，切实目睹了乡村的变化：地方产业没有了，人口大量外流，必须处理老龄化问题。在深耕开展气候变化项四年多之后，黄亚军认为报告触及了一线工作中的真问题：“比如这两年大家一阵风地做气候风险评估，但做完评估，接下来怎么办？”

这也是社会组织带着气候议题进入农村时的第一个问题：当气候变化和农村固有的结构性问题交织，该从哪里寻找“解法”？而这之所以成为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公益资助对于问题界定的限制。

云南省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专家陆德泉是最早推动国内社会组织投身气候变化工作的资深公益人士。2005年，他告别香港浸会大学的教职、参加乐施会（香港）在北京成立研究发展中心，参与资助国内的草根社会组织与国际组织合作撰写“气候变化与中国民间立场/行动系列报告”（2007-2010年）。当时这些报告已经敏锐指出了气候变化与发展权利不平等之间的复杂关系。但直到现在，陆德泉感慨，关于气候公正的研究还是太少：如何协助小农开发多元生计、如何备灾、气候变化对什么人群会产生更大的风险与压力？

◉陆德泉解释气候公正转型如何助力社会组织行动框架的“升维”｜摄影：王健

“气候减缓与适应政策会对不同群体带来怎样的保障或代价？社会组织应该建立什么立场？”陆德泉进一步发问。

气候公益资助往往首先在减缓领域展开，即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减缓气候变化。例如随着甲烷减排议题变热，一部分服务于农村的社会组织借助这个机会，得以开展气候友好水稻等项目。（编注：以控制稻田排灌水，减少植株淹水时间的方式减少厌氧发酵，从而减少甲烷排放。）

在本次报告调研中，食通社也发现，在农村工作的社会组织普遍为减缓和适应的优先级问题困扰过。首先，社会组织在碳核算工作中遇到了具体的技术问题。食通社访谈的社会组织中，有高达72.5%（42家）回复称不清楚或未展开项目减排核算。访谈中只有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思力”）和深耕尝试过核算，但也都遇到挫折：深耕从2021年起以农药化肥减量为切口开展减缓，技术专家的核算表需要统计氮肥用量，村民却是用有机肥，无法折算；农药数据也无法收集。此外碳核算也不适用于小农户种植多样化的场景。

◉问卷中，关于机构减排工作的相关回答情况

但重视减缓行动的资助方则希望社会组织提供碳排放数据来论证项目有效性。除了方法上的障碍，社会组织开展工作的地方往往是较为贫困的村落，让这样的村庄去做减排，减少‘生存性排放’的意义何在，是否成了变相的‘劫贫济富’？”孔令钰问道。

思力则在走过减排核算的路子后发现，“以适应为主、兼具减排效益”的路径是最佳选择。随着云南干旱一直在加剧，即便不提甲烷减排，农民都想种节水抗旱稻了，因为没水了——气候变化让思力中心一度艰难的减缓项目——气候友好稻作变得有市场了。

◉报告中另一家社会组织、成都家园行动公益服务中心项目地简阳甘家店村的村民杨秀有尝试生态旱育秧，虽然干旱，但因为使用了免耕覆盖技术、土壤保湿性能良好，只打过两次沼气水、浇过两次水，今年5月下旬长势如图所示。图源：家园行动

但话说回来，西南地区的一些农民放弃种水稻，真的只是因为干旱吗？社交媒体上很多地方的农民举着一矿泉水瓶不解地问，为什么卖一斤粮食的钱换不来一瓶矿泉水？气候变化往往是压垮农民的最后一根稻草，解法还是在于改变农村的结构性的困境。“一些创新性、科技手段固然有效，但它解决了‘霜’的问题，不是‘雪’的问题。”孔令钰说。

政策层面我国也经历了从重视减缓、到减缓和适应并重的阶段。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适应气候变化科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许吟隆在点评报告时回顾，在2017年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里，已经出现了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应该“并重”的表述；到了2022年，中国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策略2035》时，许吟隆回忆，再次有专家响亮地提出：一定要加强适应，适应比减缓重要。

此外，许吟隆认为，气候适应也意味着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减缓的工作量。农村气候适应工作，需要“久久为功”。

随着气候变化在政策议程中主流化，相应的公益资助也水涨船高。但气候资助的有效性，不仅和资助工作者的气候意识有关，也取决于他们对气候变化影响下工作领域内在问题的理解。而农村问题之复杂多元，可能在气候资助进入农村时，给从业者带来知识和经验储备的挑战。

在主题为“社会组织和资助方同频吗”的圆桌讨论中，险峰基金会的刘艺玮回顾了团队扫描农村问题的过程。她回顾了团队研究农村问题的过程，感慨寻找农村工作的着手点之困难：花了半年时间，依然需要更多时间去“看清”。农村工作涉及乡村基建、城乡间人口流动、就业问题等……太多与政策、现实密切相关的社会变迁脉络需要爬梳，这也是为什么团队在长达半年的研究后，没有贸然推进资助决策，也时常感到上下“对不上话”的割裂感。

福建省正荣公益基金会关心乡村和社区福祉，近年来也开始涉足气候议题，项目官员柳逸月表示，在选择伙伴时，首先考虑的是伙伴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基于真正的社会问题、以及机构是不是长期深耕其中，也会评估伙伴在当地和在全国同样议题伙伴间的影响力。

银杏基金会的顾问肖开腾介绍，银杏在气候领域的资助从2023年开始，已持续3年，其中，农林牧渔领域项目占比达30%。她解释关注气候问题的原因：“银杏不是气候议题的资助者，但看见银杏伙伴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和尝试的需要，希望提供陪伴与试错成本，气候问题的复杂性恰恰与他们的多样性相契合，是我们接下来发力的地方。”肖开腾认为，对具体机构而言，要重点考虑将“气候+”转变到“我+气候”，思考“我”是什么。关注气候议题，不是要机构转换赛道，而是将气候对服务对象带来的影响纳入考虑。

乐施会早在2007年左右就开始关注国内气候变化议题，其中国扶贫和农村发展项目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项目官员胡玮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农村工作中，自然而然发现了气候的影响愈发凸显。另一方面，乐施会在200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就提出了对抗气候贫困和气候公正的倡议，希望更多人关注气候变化对弱势国家和社区的影响。在公正原则下，乐施会工作主要有两个策略，一是协助脆弱社群降低气候变化的威胁，提升农村社区韧性，在中国提倡以农户为本的农村发展手法，比如从2019年起在河北涉县王金庄支持当地社区建立农村自组织，在旱作梯田系统中保育本地传统老品种并培育新的适应性抗旱品种。二是关注气候损失损害资金的落实，倡导发达国家履行气候变化资金的承诺，关注亚洲地区气候适应资金的落实等。

◉报告发布会第一场圆桌讨论，资助方分享自己的策略与选择合作机构的探索｜摄影：王健

从公益组织角度，怎样的资助方是更可期的？资深公益人丁洁在2023年初创办芜湖青野，关注农村留守老人在气候变化等众多议题下的交叉脆弱性问题。对她来说，资助方最“宝藏”的素质包括：能提供以气候视角看待农村问题的维度、发挥行业上游的影响力优势，以及非常重要的是：支持社会组织在过程中的反思与摇摆，从而给予伙伴启动议题、展开探索的机会。

面对大部分资助方关注气候减缓而非气候适应的局面，一位在国际基金会从业的参会者说，国际基金会也支持气候适应工作，但目前在国内，主要还是通过政策倡导来支持减缓。该背景下，提供服务类的气候适应工作并不是其工作重点。同时，本土基金会大多也未制订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策略，更难谈结合气候变化的农村发展战略这种“生态系统”间的跨领域合作。这解释了一线社会组织为何难以与资助方对上话。

她同时点评道，基金会与社会组织间“同频”或“不同频”都要建立在有“频”的基础上，这要求基金会要对以气候变化为背景的农村发展工作有认知，有长期发展战略，这之后才能进入到是否“同频”的讨论。

人与自然同行基金会的何锦豪则觉得，资助方和社会组织之间，不同频也很重要，“同频可能导致同化，机构可能会失去理解问题的独特性。”

参会者再一次发现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老”问题——农村问题常常被一种主流声音界定为通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发展“阵痛”，等到城市化水平到了75%，许多农村问题就会自动消失。政策大趋势确实如此：农民和土地在分离，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出现，还在坚持耕种自家土地的人仿佛落后于时代节拍的“留守”人群。甚至许多农村老人，20年后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但农村老年人的安顿问题，恰恰是三农领域研究者陈晶晶在过往几年里特别关注的。

陈晶晶坚信，社会组织的工作应该服务于人的具体生活而非对议题的辩论，也不应该把现代化视为目的。无论提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或气候变化，都要回应这样一个提问：在被视为转型发展期的几十年里，在农村的、从农村出来奔波的人们，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生活？

◉干旱缺水、劳动力外流，促使华北太行山侧某村民逐渐放弃传统玉米品种“大马牙”而依赖商品品种，年年攀升的农资价格进一步将农民“套牢”。｜供图：尚岚

牧区同样处于城市化和空心化进程中。在气候变化、牧业发展、产权制度、草场政策的综合影响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史湘莹发现，面对牧区草场退化这个复杂问题，只动员、劝说牧民减牧，就显得单薄。这时候，政府和社区自己的定位非常重要，比如是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推动生态保护，还是要保障民生，发展畜牧业、旅游业？而牧区的传统文化也在流失，社会组织也要从社区本位出发，思考如何介入。

云南思力生态替代技术中心主任左智也深表认同：“越到基层，越应当聚焦基础性问题。”他们与县、乡农技服务中心始终保持着紧密合作。对方作为农技服务体系的基层核心，关心的往往是关乎农户切身需求的具体问题：天气异常如何保障水稻收成？病虫害暴发该怎么应对？再比如，如何通过有效的培训，确保政府发放的有机肥、生物农药和辅熟剂被农户正确、高效地使用——“这些也正是社会组织能够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的领域。”

左智区分了政策制订部门和政策执行主体，如市、县一级的农技推广站和乡镇农技中心更多的扮演了后者的角色，可以和社会组织一起坐下来，谈执行，“他们（农技部门）实际上也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做着自己的努力。”

◉黄亚军主持的第二场圆桌探讨社会组织“村超”与政府“国家队”的协同｜摄影：王健

陈晶晶说，近年来中央财政对三农口的投资总额达到了1.5-1.7万亿的量级，这些项目涉及非常多的领域和利益主体。比如一个高标准基本农田项目，实际落入村庄的资金能有五到六成已经是比较理想的情况。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负责人晓云生也发现，农口项目资金的申请对于小农户并不算友好。有云南生态农友兴致勃勃申请了3万元补贴，但打印、跑部门等开销最终已经接近补贴金额。政府更希望资助上规模农户。

村镇纪录片导演、B站up主 “遇真纪事”在实地走访中感到了补贴的倾向性：“种得越多，补得越多”。小农户一亩一年的种稻补贴通常在一百元左右，但地方报道和村民口中，大户或农业公司的种稻补贴能到达每亩二三百元*。补贴加持下，个别种植者甚至不育秧，直接直播**，省下插秧的成本和三十天左右的育秧工期。

在牧区，史湘莹也见到许多应对草场退化和沙尘暴的人工种草补贴项目。项目大多通过招投标方式，由第三方公司外包。有时草种下去，一年之后就死了，又可以再种一次，再拿补贴。她发现，政府的视角下，更紧要的问题是如何高效地把这样一大笔钱花出去。这种情形下，一对一面对几百个农户沟通并不现实。但社会组织恰恰可以起到填补作用，让社区居民参与进来，促成村集体、草原站和农技站的合作等。史湘莹认为，这是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一种意义，即完成“最后一公里”。

黄亚军也认为，虽然困惑重重，但气候变化议题或许也是社会组织重新找回价值的契机。从气候变化切入，社会组织可以选择做得“窄”一点、解决具体灾害和风险，也可以并应该选择做得“宽”一点、综合一点，把基层治理、村民动员、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链条都串起来。比如，深耕在广东从化做养老，让当地民政系统获得了肯定与重视，这也为他们与镇三防办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打开了可能性。

综合或整全的视角，在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行业支持项目总监李大君看来，正是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相比于其他公益细分领域机构的优势，因为它们不“悬浮”，工作人员和工作方法都扎根于乡土，系统性思维强，这样才更能解决具体问题。

既立足农村现实，也具有气候变化等宏观视角，这种“承上启下”的视野和能力，是社会组织长足发展下去的基础。食通社创始编辑常天乐用了“弯道超车”这个比喻——中国民间组织曾在环保、食农、妇女权益等议题上发出了许多前瞻性的声音，却在过去十多年间被磨平。如今，气候变化议题无论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农村发展问题，还是对于社会组织引领社会议程，会意味着新的契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