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为炬，守望山河——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

摘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辗转来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1938—1946年），以不屈的意志保存教育火种、延续中华文脉。2020年1月，在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师生辗转来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大（1938—1946年），以不屈的意志保存教育火种、延续中华文脉。2020年1月，在考察西南联大旧址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教育要同国家之命运、民族之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艰苦简陋的环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图书馆是一座大学的“心脏”，在烽火岁月中，西南联大图书馆不仅见证着中华民族弦歌不辍的光荣历史，更培育出一批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矢志奉献的优秀人才。

陋室藏馨的求知乐土

1938年4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恢复办学。初来乍到之时，校方只能在昆明城内四处租赁空置房屋作为临时校舍，再择机自主筹建校园。图书馆自然也没有专门的建筑作为馆舍，只能依各学院所在地暂设5处阅览室，零星分布于城中。直到1939年，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参与设计的新校舍竣工交付，这一局面才被打破。

西南联大图书馆总馆的新址坐落于新校舍北区中央。在多数校舍只能以土墙堆砌、盖以茅草屋顶、门窗设施简陋的情况下，图书馆是一座“丁”字形砖木结构、以瓦为顶、配有一排窗户的平房，是全校占地面积最大、外观也最“豪华”的建筑，足见图书馆之于学校的重要地位。总馆分为两部分，前设可容纳800人的阅览室，后设可藏书10万册的书库，时任西南联大图书馆主任严文郁曾谓之“虽属简朴，而宏敞可喜”。以主要存放一般性质书籍、通用参考书的总馆为中心，辅以主要存放特藏特需类书籍的各学院分馆、各研究所特种图书室，西南联大构建了一套呈放射状分布的图书馆体系，分工明确、系统配合，最大程度地提高图书利用率，有效服务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

尽管地处西南后方，战火却并不遥远，侵华日军曾多次空袭昆明。1941年8月，20余架日军轰炸机在西南联大上空投下数十枚炸弹，图书馆总馆书库北侧中弹倒塌，阅览室门窗震坏，图书设备多有损失。工作人员在暑假全日办公，仅用1个月便完成了图书馆的重建整理工作。秋季新学期开学时，图书馆总馆如期开放，“华美虽不如前，而壮肃过之”。

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图书资源。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潜心治学，常常一整天“泡”在图书馆里，几乎不下楼走动休息，被同事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外文系教授钱钟书给学生上英文课时，总是携带一大堆不重样的书籍，却鲜少在讲课中使用，好奇的学生下课后跟随他行至图书馆，才知他每周都要利用来校上课的机会从图书馆借走一批新书。外文系教授吴宓听闻有学生长期借阅图书馆的书迟迟不还，还开展过一次别样的“家访”，“怒气冲冲”地赶到学生家中搜书。

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则把图书馆变成了“战场”。战时条件有限，桌椅书本灯光都是稀缺资源，图书馆成了学生的必争之地。每天清晨图书馆开馆前，学生黑压压排起长队、严阵以待。大门打开，人群蜂拥而入，鞋被挤掉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连门框都被挤坏。没抢到座位的学生来不及懊恼，转而倚墙借光苦读。“抢座位、抢灯光、抢参考书”成为西南联大学子共同的记忆，但只要有机会徜徉于知识的海洋，学生们便乐此不疲。挤图书馆太难，许多学生便另辟蹊径、开拓新阵地，昆明街头大大小小的茶馆，一度成为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分馆”。

群策群力的藏书建设

西南联大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堪称抗战时期文化抢救的奇迹。许多受到战火冲击被迫滞留沦陷区或内迁大后方的图书馆都遭到了极大破坏，西南联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努力恢复扩充馆藏，虽无法重现战前的丰富程度，但也有力支撑了西南联大师生的教学科研需求。

西南联大图书馆的藏书基础源自三校南迁时抢救出的馆藏。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形势告急。清华、北大两校校舍被日军侵占，南开校舍遭敌机轰炸几成废墟。所幸几所高校早有准备，提前将部分书籍转运至重庆、上海等地，但仍有大量的书籍来不及抢运迁移，内迁沿途更是不免有所损耗。最终，3万余册中西文图书辗转运抵昆明，成为西南联大图书馆最珍贵的文献根基。

书籍购置工作在极端困难中持续推进。战时经费有限，学校仍全力保障图书馆的采购经费，并成立图书设计委员会，由各学院的学术带头人担任委员，科学、民主地决定买什么书、经费怎么分的问题，保障各学科藏书均衡发展。采购工作也历经艰辛。采买海外书籍时，由于遇到法币迅速贬值、外汇统制等问题，往往购书还未达计划半数，经费便迅速告罄。随着战事加剧，滇越铁路、滇缅公路相继切断，西文书籍的采购渠道也就此中断。内地邮路压力陡增，也不再收寄书籍，西南联大图书馆员只得跑遍昆明的旧书店搜购旧书，有时也有意外之喜，能以低廉的价格淘得珍本善本书籍。

馆际合作、开放办馆成为拓展馆藏的重要途径。西南联大先后与国立北平图书馆、云南大学等院校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实现图书馆资源互通、文献资料馆际互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借阅压力。图书馆还动员师生共建馆藏。教授们忍痛割爱，将自己历经周折运至云南的藏书或捐赠或出售给图书馆，留下不少佳话：吴宓、钱穆驰援文法学院图书馆；闻一多对卖给图书馆的宝贝线装书念念不忘，盼着有朝一日能将其赎回等。许多有留学经历的教师帮助图书馆联络接洽海外文化团体和兄弟院校的捐赠，其中尤以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的赠书最为丰富。图书馆还创新设立了图书寄存制度，当课程必要的参考书紧缺时，便临时征集师生手中的存本供学生借阅，待课程结束后再物归原主。

资源匮乏的艰难岁月里，西南联大图书馆这颗“心脏”仍在顽强跳动，它从社会各界不断收获宝贵给养，又以精神食粮持续回馈社会。曾在西南联大就读的杨振宁回忆说：“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收到；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我学到了许多许多知识。”

爱国斗争的第二“战场”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图书馆不仅是学习科学技术的知识殿堂，更是凝聚爱国力量的精神圣地。图书馆的大阅览室既是借阅室又是活动室，承接各类演讲、典礼、晚会活动，图书馆前的草坪广场也是许多进步师生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传播进步思想的集会阵地。

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精神史诗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中延续。1939年起，西南联大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合办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向海内外征集中华民族抗战的英勇事迹。面对日军的频繁空袭挑衅，图书馆处之泰然，形成了一套井然有序的工作流程。警报一响，工作人员便带着书箱到附近山区躲避；警报结束，图书馆总是第一时间恢复运转，平静如初。西南联大师生也在烽火声中磨炼心智，将课堂带到田间地头、山沟溪涧。国学大师钱穆以笔为刀、以史为剑，辗转多地图书馆写就《国史大纲》一书，借由“中国通史”课堂唤醒西南联大学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诚如西南联大培养的翻译家杨苡所言，“轰炸只能把‘抗战必胜’的信念燃烧得更旺！”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光荣奋斗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中传承。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为引领西南联大师生投身革命的重要战斗阵地，《列宁选集》《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等进步书籍在图书馆内悄然流传开来，进步思想也借由在图书馆举办的各类纪念活动融入校园风尚。例如，1944年5月8日晚，主题为“五四与新文艺运动”的晚会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召开，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等相继发言。晚会不仅大受联大师生欢迎，还吸引到了中法大学、云南大学乃至昆明部分中学的学生参加。在抗战救国的时代语境下，与会者畅谈对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反思，激起广泛共鸣，引得闻一多感慨：“五四当初的情绪，今日已在联大同学里再现。”

如今，西南联大图书馆旧址上建起了一座博物馆，静静地守望那段延续文明火种的如歌岁月。昆明的上空不再响起空袭警报，但新建筑里的老故事却历久弥新。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来者续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