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军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为准备和实施细菌战在中国哈尔滨设立七三一部队，公开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身上申告书》译为《个人情况信息登记表》，系日本战后驻海外士兵以个人名义回国复员所需填写的制式文件。《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身上申告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可以进一步厘清

日军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为准备和实施细菌战在中国哈尔滨设立七三一部队，成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大本营和指挥中枢，在其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得到了日本政府、军队上层、关东军、医学界的支持与多方配合，这充分证明了日本细菌战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1940年8月22日，七三一部队对外正式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名义启用。1940年12月2日，关东军司令官签署的关东军作战命令甲第398号记录：“着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支部布置在下列地点，牡丹江支部—海林，林口支部—林口，孙吴支部—孙吴，海拉尔支部—海拉尔”，加上在1938年接管的大连卫生研究所，自此，七三一部队建立了“一个本部和五个支部”的空间布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围绕七三一部队战时犯罪、战争责任、战后贻害等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术调查和专项研究，形成了系列代表性成果，确证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与细菌战是日本自上而下发起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国家犯罪。近年来，日本学者西山胜夫、中国学者杨彦君依据新发现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复七名簿》史实资料，出版并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进一步明确了七三一部队的整体形制与人员规模。

《身上申告书》中文译为《个人情况信息登记表》，系日本战后驻海外士兵以个人名义回国复员所需填写的制式文件。关于对《身上申告书》制式档案文本的研究，日本学者近藤贵明将《身上申告书》与《留守名簿》《复七名簿》《解除名簿》等文书档案进行比对研究，强调了文本记录功能的价值与意义。在我国，未见有对日本陆军《身上申告书》档案文本，以及《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身上申告书》（以下称“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的专门研究。本文以新发现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为研究对象，辅以近年来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对其内载的“个人”“军历”和“复员”三方面信息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以期厘清日军七三一部队，尤其是其支部人员构成、“卫生士官士兵群体”的征召流转、羁押进入苏联接受问讯调查与公开审判等新内容，揭示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战争责任与战后影响。

图1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身上申告书》档案

一、《身上申告书》的发现整理与内容

2022年5月，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并于2024年5月、7月陆续将整理完成的《哈尔滨本部身上申告书》《林口支部身上申告书》通过新华通讯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面向社会公布，引起公众广泛关注与热议。该档案为暗黄色封面，封面写有“防给部”，右下角印有“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字样，总计2080页，分为三部分整理收藏，每部分需要单独申请文号。第一部分740页，记录268人信息；第二部分688页，记录237人信息；第三部分652页，记录254人信息。其中1994页为手写字体样式，86页为打印体样式。整体以日语假名音序排列，共记载了759人的个人信息，其中男性755人，女性4人。以“终战时所属部队（固有号和通称号）”一栏记载为准，哈尔滨本部52人，林口支部138人，牡丹江支部160人，孙吴支部130人，海拉尔支部156人，大连支部109人，以及日军牡丹江陆军病院、日军林口陆军病院、日军敦化陆军病院、满洲一五九部队、日军孙吴九八一部队、满洲第二六八联队等犯罪关联机构14人。

（一）《身上申告书》登记制度和版本变更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对日本而言，其驻海外部队如何撤回本土完成复员，是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日本陆军省明确了以部队为单位的复员制度和要求，但没有考虑到个人复员情况。1945年11月末，日本政府设置第一复员省负责复员业务。1946年3月新设引扬援护厅，用以完善撤退复员业务体制。第一复员省要求以个人为单位的士兵，在返回日本后立即填写并提交《身上申告书》，并制作《编制注意事项》，自此日本确立了第一复员省为主体，承担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复员的“身上申告书”登记制度。1948年3月27日，日本厚生省发布《复员留守业务规程修改事项》，追加“在西伯利亚扣留”登记栏。1951年3月5日，引扬援护厅出台补充了《复员业务规程》，增补“在西伯利亚扣留的信息”详细内容。总体来说《身上申告书》样式呈现为4个版本，分别是由第一复员省制定的1945年版本、1946年版本，由厚生省制定的1948年版本以及由引扬援护厅制定的1951年版本。

（二）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的信息记录

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主要记录了七三一部队成员，尤其是5个支部人员的个人信息。通过对其登记年限和内容进行细致考察，发现其涵盖了1945年、1946年、1948年及1951年这四个不同年份的版本。在内容上分为“个人”“军历”“行动履历”“复员”“滞留”五类信息登记栏，详细记录了包括“姓名、本籍地、出国出征中的联系方式、军内身份信息、所属部队名称、部队称号、终战时的职称、工资金额、加薪经历、有无对家人的工资汇款、履历概要、登陆时使用的港湾名、返回年月日以及复员后的联系方式”在内的14项具体内容，是目前所见记载七三一部队成员的家庭构成、参战调转及战后活动等信息最为翔实的档案之一。

将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按照登记版本划分。1945年版本有14份，其中哈尔滨本部8人、林口支部2人、牡丹江支部3人及大连支部1人。1946年版本有345份，其中哈尔滨本部28人、林口支部38人、牡丹江支部67人、孙吴支部72人、海拉尔支部71人及大连支部69人。1948年版本有313份，其中哈尔滨本部9人、林口支部78人、牡丹江支部69人、孙吴支部53人、海拉尔支部79人及大连支部25人。1951年版本有73份，其中哈尔滨本部7人、林口支部20人、牡丹江支部21人、孙吴支部5人、海拉尔支部6人、大连支部14人。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判定，从1946年3月至1951年3月之间，是七三一部队成员个人回国复员高峰期，总计有658人，占档案记载总人数的88%。

二、七三一部队支部人员构成分析

2015年七三一部队《留守名簿》被发现后，首次将七三一部队哈尔滨本部全员名单呈现出来。记录3590人的信息，按部队成员姓氏音序排列，除去被重复记录的93人信息，实有3497人的信息。七三一部队编成时间是1940年7月10日，“1940年8月22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编结完成后，拥有牡丹江、孙吴、林口、大连和海拉尔五个支部，在1945年8月15日前，海拉尔支部约165人，牡丹江支部约200人，孙吴支部约136人，林口支部约224人，大连支部约250人”，总计有975人。但是《身上申告书》中所记载支部人数要低于编制人数，总计有693人。七三一部队以军衔、兵种为区分，主要有将校、见习士官、准士官、下士官、兵、军属等六种身份构成，另外尚有少数不明身份者。

在《留守名簿》中记有哈尔滨本部拥有“卫生士官士兵”1030人，占该档案所记载总人数32%，在《身上申告书》中以“终战时所属部队（固有号和通称号）”一栏记载为准，五个支部总计693人，大连支部109人，拥有军属技师79人，占大连支部总数72%，大连支部同哈尔滨本部一样，以技师军属等核心成员为主。而七三一部队牡丹江、孙吴、海拉尔、林口四个支部总人数为584人，却拥有“卫生士官士兵”群体509人，占四个支部总人数87%，其中卫生曹长2人、军曹6人、伍长28人、兵长125人及兵348人。由此可知，卫生士官士兵群体是七三一部队的主要执行力量，他们通过日本在满的陆军步兵部队、陆军病院、满洲守备队等不同机构召集后进入哈尔滨本部，根据需要分配到不同支部，按照本部的标准和要求，从事细菌武器生产等犯罪活动。如林口支部上野兹，于1945年3月，按照七三一部队指令在佳木斯地区进行“捕鼠”作业。从来源看，七三一部队以“同乡之谊”招募卫生士官士兵群体，拥有浓厚“乡土特色”，其中牡丹江支部来自爱媛县，林口支部来自香川县，孙吴支部来自德岛县，海拉尔支部来自高知县。

三、“卫生士官士兵”群体的征召与调转问题

在二战期间，日本征兵主要分为征集、召集、志愿三种方式。其中征集类征兵、被征集者皆为现役；召集即命预备役或民间人员参军；征集即根据指定限制年龄下发征兵令。七三一部队支部“卫生士官士兵”群体为“征集”而来，即以现役兵身份进入七三一部队，并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征召体系和调转流程，分别以日军“满洲第九七部队”“满洲第一七七部队”“满洲第二〇一部”名义进行召集。从日本出发经朝鲜到哈尔滨后，在名义上召入部队驻地培训3个月后，再进入哈尔滨本部接受6个月培训，最后分配到各支队任职。“满洲第九七部队”位于哈尔滨，又称为“哈尔滨孙家站步兵第三联队”“松井部队”等，以其名义召集的卫生士官士兵有227人，在1943—1945年间以年度为单位分3批次召集，分别在每年1月入队。1943年召集入队88人，1944年召集入队136人，1945年召集入队3人。其中牡丹江支部61人、林口支部63人、孙吴支部55人和海拉尔支部48人。“满洲第二〇一部队”是位于昂昂溪（今齐齐哈尔市市辖区），又被称为“步兵第一七七连队”。以其名义召集的卫生士官士兵有120人，在1945年2月、3月期间召集入队。其中，牡丹江支部45人、林口支部5人、孙吴支部36人、海拉尔支部34人。“满洲第一七七部队”位于哈尔滨，又称为“步兵第三十联队”“独立步兵第七十七大队”。以其名义召集卫生士官士兵有38人，全部在1943年1月召集入队，其中牡丹江支部2人、林口支部16人、孙吴支部10人、海拉尔支部10人。

除了上述三支部队以外，在《身上申告书》中还记载了以其他部队名义召集的情况。如：谶田昌通过满洲第一九九部队入队，久保一通过步兵第九联队入队，中村高明通过满洲独立守备步兵第五大队入队，柳泽作藏通过满洲第四部队入队，小山福马通过满洲第九三部队入队，七夕利泽通过满洲第三八九部队入队，渡边诚通过关东军司令部医务室入队，松崎一七通过满洲第八六八部队入队，伊贺进通满洲第一六六部队入队，藤田哲郎通过满洲第二八部队入队，吉本正志通过满洲第二七部队入队，远藤治满通过满洲第九〇一部队入队。日本关东军与七三一部队卫生兵的调转流程与方式，进一步表明日本细菌战“军医协同”犯罪体系的隐蔽性，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狡猾性。

四、苏联方面对七三一部队问讯调查问题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之后，将50余万日本“战俘”以及大量档案带回苏联。七三一部队哈尔滨本部全员，以部队为单位，统一乘坐三列列车经通化向朝鲜方向移动，经釜山于8月16日在日本仙崎上陆后完成复员。其中部分人员留下成立“整理残务部”，在完成证据销毁后再进行撤退过程中，于1945年9月1日在双城堡被苏联红军解除武装，编入第四作业大队，11月26日被羁押至苏联切列姆霍沃收容所。大连支部整体被中国长春铁路公司留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四个支部在向哈尔滨撤退过程中，大部分被苏联红军抓捕羁押至苏联境内。在被俘人员中，就有七三一部队的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

1946年初，苏联内务部在侦讯中得知日本战俘有从事对苏细菌战工作经历，便开始有针对性地开展搜集日军细菌战情报工作。佩尔米亚科夫回忆“在1946年接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搜集日本战俘有关细菌战的材料，并通过审讯战俘，来获取关东军开展细菌武器研究的情报”。佩尔米亚科夫在伯力战俘营，识别出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等3人，苏联方面认为川岛清是一名专业的细菌学专家，其关于细菌战的讯问记录是符合细菌学专业知识和事实逻辑的。“在关东军投降时…发现关东军具有精良（细菌研究）设备与设施，且部队规模远远超过普通防疫需求”。基于上述结论，苏联内务部认识到在收容所内羁押隐藏着更多从事细菌战研究的“技术”人员。为此苏联内务部责成伯力边疆区内务部加强调查力度，迅速锁定七三一部队成员。1946年，伯力边疆区战俘和被拘留者事务局致电伯力边疆区内务部，指出七三一部队成员不全在伯力战俘营内，请求在其他战俘营中寻找曾任职于七三一部队的战俘。据《身上申告书》所载，从1946年开始，陆续进入伯力地区的不同收容所接受苏联方面调查问讯取证的七三一部队成员共有135人，其中哈尔滨本部2人、牡丹江支部35人、林口支部73人、孙吴支部11人、海拉尔支部14人。

苏联调查问讯取证主要集中在1947年6月至1949年10月。“1947年8月入伯力收容所，一直到1948年7月15日接受调查问讯与审判”，守家六己记述：“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作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要员，同行150人前往伯力接受调查问讯”。白河利享记述“1948年8月，同行100多人，向伯力移动，进入第14收容所接受调查，一直到1950年6月”。间所昇记述：“1948年5月，同行150人作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工作人员向伯力移动接受调查”。奥村进记述：“从1948年8月1日至9月2日，在收容地区所有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关联者大约80人，一起移送到伯力接受调查”。尾上正男记述“从1948年5月15日，转入曼索夫卡特别收容所；5月26日，转入海参崴收容所；6月30日，转入莫斯科郊外克拉斯诺沃茨克收容所；9月27日，转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收容所；1949年9月25日，转入伯力第一收容所；10月1日，转入伯力军官收容所；10月23日，转调伯力预审监狱；10月24日，被苏联捕获；12月29日，伯力公开审判，判处有期徒刑12年；12月30日，进入伯力监狱”。孙吴673部队支队长西俊英记述“1945年9月23日，入苏进入伯力收容所，100人同行11月5日，进入第1收容所；12月23日，进入医院，同行军医10人；1946年11月，转到伯力第20收容所；12月12日，在伯力监狱接受调查取证；1949年9月，转入伯力第6收容所；10月，再次在伯力监狱接受调查、取证”。

从1946年9月到1949年9月，苏联方面调查问讯的前期路径是大范围对其抓捕的日本关东军进行调查，在不同地区的收容所，集中锁定七三一部队成员与关联者。根据问讯结果，将其认为具有情报价值的成员，全部转运至伯力地区进行统一羁押问询。从1948年开始，陆续开展了规模庞大的转移活动，在多数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西伯利亚扣留中信息”一栏中记载了1948年8-9月期间被大规模羁押移送到伯力地区的情形。苏联方面将这些人从不同地区的收容所统一转移至伯力地区以后，分别进行不同层面的分阶段调查。

1947年9月后，苏联内务部加紧进行甄别与审讯工作。“…对一千多名日本军人进行审讯，先会对日军战俘中的普通士兵进行审讯，然后再去审讯高级军官，最后再安排普通士兵与军官面对面对质”。从1948年至1949年，苏联方面将七三一部队成员分批次押至伯力地区后，先后羁押在不同收容所，在接受调查的同时进行劳动作业。野口一雄自“1948年7月10日，编入进入伯力作业大队，7月15日，在接受调查的同时从事挖煤作业，9月3日，在伯力第14收容所接受调查，从事烧煤作业，1949年1月15日，在伯力第5收容所从事修路作业，9月10日在第7收容所接受调查问讯，16日进入伯力监狱”。荻森重夫从“1948年7月10日，在收容所接受苏联特别军事法庭（检察官）调查问讯与取证，然后从事挖煤作业，8月1日，七三一部队成员共有88人，统一集结前往伯力军事法庭接受调查，9日转入伯力第14收容所，1949年1月10日，转入伯力第8收容所，8月3日转入伯力第6收容所，9月3日转入伯力第7收容所，22日入狱，11月27日，接受苏联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有期徒刑10年”。牡丹江支部卫生兵长山田义雄从“1948年8月26日，在沿海州收容所做煤炭挖掘劳作，接受调查问讯取证，9月5日，被转移押送到伯力第12收容所，12日，被送到第14收容所”。这项调查甄别工作一直延续到1951年。掛水一美记述说“1951年6月10日，在作为防疫给水部成员伯力接受调查”。

苏联方面通过特别军事法庭，委托检察官进行前期调查，在整理初步调查结果后，将确认具有进一步调查、取证、问讯及审判的“嫌疑人”全部羁押至伯力地区，按照后续调查的计划安排，将不同人员关押在不同收容所。据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显示，七三一部队成员被押送到伯力地区后，苏联方面根据前期掌握的调查情况不同，则分别被羁押在第20、18、17、14、13、8、7、6、5、1等不同收容所，每接受调查问讯一次则转移到另外一个收容所，“（我在）1948年9月7日，同行16人，前往伯力苏联内务部俘虏收容所。9月16日，在伯力被逮捕接受调查”“1948年10月，在伯力第4分所关押500多人，1949年1月，有90多人转入伯力第8分所，8月，转出5人进入在伯力第7分所”，“1948年11月14日，（我连同）在防疫给水部任职的共有大约100人进入伯力第20收容所；1949年4月1日，转入第14分所；9月10日，转入第7分所。”其中，最终大约有23人进入监狱”“1949年9月30日，（我）在伯力第17收容所接受调查问讯，同行者有武部六藏、地谷平二郎、梶塚隆二、川岛清、坂间训一、種村佐幸、松浦九州男、汾陽泰二、柄泽十三夫、西俊英、宫崎五郎”，其中川岛清供述了七三一部队的组织机构、核心人员、业务职能和活动范围，包括细菌研究、细菌作战、疫苗生产和血清制造等内容。而柄泽十三夫则供述了七三一部队在浙江宁波、衢县和玉山等地实施细菌实验等信息。同时，苏联在伯力还设立了“将校收容所”，即第50收容所，用于关押抓捕的七三一部队将校级别的成员，如：牡丹江支部长尾上正男于1949年10月1日，转入伯力“将校收容所”，林口162部队药剂少尉间所昇于1950年4月被抓捕羁押在“将校收容所”，也有卫生兵被关押至第50收容所的情况，如林口支部的卫生上等兵滨田清胜在从1948年9月8日至1950年2月1日，先后辗转至14、20、2、21收容所后所，于1950年5月29日，转入将校收容所（第50收容所），并在5月30日接受了第四次调查问讯。根据《身上申告书》记载可以认定进入伯力地区的七三一部队成员，受到苏联特别军事法庭审判的人员关押在监狱，而接受调查却没有受到审判的，都集中在第21收容所。

五、伯力审判的机制公开与延续问题

1949年10月8日，苏共中央决定举行公开审判，在苏联部长会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内务部负责侦讯、提交拟定的被起诉人。12月19日，苏联下令将判决草案以密电方式移交伯力滨海边疆区军区军事法庭。12月25日，法庭公诉人斯米尔诺夫代表司法部门完成庭审前的司法调查。与此同时，滨海边疆区军事检察院布置法庭现场，还要准备庭审材料、确定辩护律师等一系列繁琐工作。12月25日上午12时开庭。强调依据1943年4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法令第1条，对12名战犯因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罪行提起公诉，至12月30日23时，法庭宣布了判决结果，其中山田乙三、梶塚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被判处25年监禁，柄泽十三夫、佐藤俊二被判处20年监禁，西俊英被判处18年监禁，三友一男被判处15年监禁，尾上正男被判处12年监禁，平樱全作被判处10年监禁，久留岛佑司被判处3年监禁，菊地则光被判处2年监禁。1950年，苏联外国文籍出版局汇编发行《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全书40多万字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伯力审判”问题的基础文献。12名日本细菌战犯中，有6名同七三一部队有直接关联，分别是细菌生产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细菌生产班班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教育训练部长兼孙吴支部部队长西俊英、牡丹江支部部队长尾上正男，牡丹江支部卫生兵菊地则光、林口支部卫生兵久留岛佑司，这是目前公开资料显示已知伯力审判公开审判的七三一部队成员的名单。然而，在《身上申告书》中，除了记载有西俊英、尾上正男、久留岛佑司三名已知人员以外，还详细记录了40名以往不曾披露的人员信息。其接受审判的时间从1948年9月11日延至1951年6月25日，刑期从3—25年不等。其中，判处有期刑期25年的总计20人，哈尔滨本部2人、林口支部5人、牡丹江支部8人、孙吴支部2人、海拉尔支部3人，涵盖了会计中尉、卫生准尉、伍长、兵长、一等兵等职务。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总计13人，林口支部2人，牡丹江支部11人，涵盖军属雇员、卫生伍长、兵长、士兵及汽车兵等职务。判处有期徒刑8年有2人，均为牡丹江支部的卫生兵。判处有期徒刑3年为1人，为林口支部卫生兵，另有“未显示刑期”5人。

因此，笔者认为“伯力审判”并不是外界所熟知的在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的一次“公开审判”，而是长时间、多周期持续审理的“系列审判”。其持续时间也不局限在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中所呈现的1948年9月11日至1951年6月25日，具体时间有待俄方档案进一步解密。其中在1950年6月至10月，孙吴支部卫生兵长大西后雄、林口支部卫生兵长远藤正信、卫生上等兵滨田清胜、海拉尔支部的筱田政治4人接受了2次审判，在第一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基础上，第二次都被追加到25年。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伯力审判为公开审判，苏联内务部公开择选了12名日本细菌战犯予以公开审判并面向全世界传播，其表面意在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实质是对美国在东京审判期间独占七三一部队“研究资料”的公开回应。据《身上申告书》显示：有20名卫生准尉以下的成员被判以25年有期徒刑，其中牡丹江支部8人，孙吴支部2人。然而在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的公开审判中却将牡丹江支部、孙吴支部的支队长尾上正男、西俊英分别判处12年和18年，两人在法庭上都明确承认了作为核心人员参与细菌战罪行，尾上正男明确“我担任过七三一部队牡丹江支队长”，西俊英“承认是七三一细菌部队中极为重要的成员”，而三友一男在接受侦讯时，被告知苏联已经“取消死刑，即使被判处徒刑，最高为25年…绝不会枪毙你的…不用担心”。七三一部队支部部队长是七三一部队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犯罪核心成员之一，其在“公开审判”中披露的刑期居然低于“持续审判”中的普通卫生兵。所以关于伯力审判的量刑标准问题，苏联方面关于审判的法律依据、确立被起诉人等环节值得深入探究。

六、余论

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对于中外学术界而言，是一项全新且珍贵的一手史料。它不仅是研究七三一部队战时人员流转、战后活动轨迹、在苏联接受调查、问讯及审判等问题的核心档案，更是全方位认知七三一部队“个人犯罪记录”的关键证据。进一步梳理七三一部队身份构成、人员来源及部队规模等基本史实问题，对于全面揭露日本细菌战的罪行、危害与影响，以及追究其战争责任，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七三一部队的《留守名簿》最终确认该部队实有3497人，这份名单并非全员囊括。在最新发现的《身上申告书》中，新确认了52名哈尔滨本部成员。综合《留守名簿》与《身上申告书》的数据，目前可确定哈尔滨本部人数为3549人，而哈尔滨本部及五个支部的人员总数则达到4242人，这加深了对七三一部队整体规模的重新认知。值得注意的是，在《留守名簿》《复七名簿》《身上申告书》中均未发现筱冢良雄、石桥直方、廉田信雄等站出来多次揭露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成员信息。这也表明了七三一部队战时人员的频繁变动与调转，仍有大量拥有七三一部队履历的日军信息尚未被掌握，他们可能隐匿于其他日军部队的档案中。关于拥有七三一部队履历的确切人数问题，显然值得进一步深入调查与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对以七三一部队的部队长、部长、支部长、课长和研究班长构成的核心管理层进行了系统整理与深入分析，在《留守名簿》中记录有将佐军衔者47名和技师50人，这些“中坚力量”是以陆军军医、陆军技师、细菌学者和医学专家等为主，多来自各大学医学部、医学院校及各地陆军医院等医学医疗相关研究机构和军事机构。然而对七三一部队的执行群体“卫生士官士兵”却缺乏关注。在《身上申告书》中集中出现了“卫生士官士兵”群体的征召调转轨迹，可以推断七三一部队上层主要同日本医学界进行人员互动“兼职”，其下层主要是同关东军步兵部队、满洲守备队进行调转合作，再一次证明了七三一部队组建与扩张同时得到了日本医界、军界的支持，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七三一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从“犯罪者”个人视角详细记述了135名七三一部队成员在苏联接受调查问讯过程，并首次新披露40名受审人员名单，其在苏联被收容、调查、问讯及审判的完整经历，这些信息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被使用。目前可知总计有43名七三一部队成员在伯力接受审判。该档案的发现、整理与研究，首次从犯罪者记录的文本视角来重新审视冷战背景下伯力审判曾经饱受质疑的“政治性与真实性”问题，弥补了原始资料长期严重缺失的遗憾。伯力审判新线索与新发现，同《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及2021年俄罗斯启动的“1949年伯力审判”项目所公布的伯力审判系列档案进行比对，将俄文史料与日文史料的有效勾连，审判者与犯罪者的互为补充，重新对“伯力审判”价值意义进行综合阐释和系统评估，精准追责日本细菌战罪行，仍是学界亟待研究的学术课题。

笔者在调查《身上申告书》档案移交和公开的过程中了解到，近年来日本厚生省将其曾经长期保存包括《身上申告书》在内的大量原始资料，分批分次地被移交到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分为“中共地区返还者身上申告书”“苏联地区返还者身上申告书”等10个主题，其形成时间为1945年至1985年，总计逾8000册。然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保存的大量原始档案尚未纳入互联网下载目录，研究者仅能通过现场调阅或申请复制的方式予以资料获取。在此背景下，日军《身上申告书》档案的发现及其追踪路径显得尤为重要，为学界在研究探讨相关问题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若能直接对这批档案进行大范围调查并有效利用，对于全面且深刻地认识日本侵华全过程，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动力班基址航拍图

注：

1.本文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引用请根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2.为方便阅读，注释、参考文献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引用格式：金士成.日军七三一部队战时与战后若干问题再探究——基于新发现《身上申告书》档案的考察[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7(02):51-61.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