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84年，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这艘美国商船的到来，是中美通商的开端，但就在同一年，一场由西方传教士引发的“乾隆朝大教案”也在悄然展开。

“他们不是来献技的。”乾隆帝看到湖广总督的奏报时，下了这个判断。

1784年，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这艘美国商船的到来，是中美通商的开端，但就在同一年，一场由西方传教士引发的“乾隆朝大教案”也在悄然展开。

当时的规定很清楚：传教士若精通技术，可由地方官上奏，批准后进京献艺，但必须走正规路径，不得私自入境。

而这一年，有四名传教士从澳门进入广州，没走奏报程序，偷偷往内地传教，途中一度畅通无阻，直到七月在襄阳被抓。

事件曝光，乾隆勃然大怒，指令全国彻查，前后共查出18名外国传教士和上百名中国教民，这次事件，就是乾隆朝大教案的全部经过。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传教士传播科学知识，带来了西方技术，应该被理解和接纳。

但问题在于，他们的目标从不是单纯传播技术，而是借科技之名渗透宗教思想，这种方式，不是帮助，而是替代。

这条路线是早有预谋，澳门在1562年设立了教堂，成为西方传教士进中国的跳板，传教士会在这里学习中文、研习传教技巧，再进入内地。

他们走的是传教通道，却披着科技外衣。

乾隆并非反对技术引进，相反，他设立献艺机制，允许“懂技术”的西人进宫，但他也非常清楚，一旦信仰穿过技术的壳子蔓延开来，对国家制度的冲击远比科技更深。

这种担忧并非无的放矢，早在利玛窦时代，他主张“适应策略”，穿儒服、讲儒经，用天主教义与儒家思想对接，获得一批士大夫认同，但他之后的龙华民等人则全盘否定这一套。

他们禁止教徒祭祖、祭孔，否定整个中国的礼仪体系，在他们眼里，只能信一个神，不能敬祖宗，而在中国，祭祖是家庭伦理的根，是“祀与戎”的基础。

动这一点，不只是信仰差异，而是社会根基的动摇。

康熙皇帝早就识破这个问题，正是因为罗马教廷不接受中国的礼仪传统，康熙下令全面禁教，维持了将近一百年。

等到乾隆时期，宗教势力蠢蠢欲动，借助科技和通商重新进来，1784 年中国皇后号抵华开启中美通商，同年也发生了传教士私入内地的情况。

每到一处传教点，由当地教民接应，护送到下一站。

这显然不是散兵游勇，乾隆意识到，“他们不是来献技的”，而是想走遍大江南北，把中国的神换成他们的神。

这一点，在案件曝光时就被看得很清楚，传教士不是个别人偷偷摸摸，是一整条路线上上下下配合。

官方抓不到，他们就不断深入内地，直到在襄阳被发现。

有人会质疑，这样是否太过敏感？科技和信仰不能共存？但回到文章最核心的问题：传教不是来搭桥的，是来拆桥的。他们不允许信别的神，也不接受融合，他们要的是纯粹的信仰控制，这和技术、贸易不同，是对文化主权的挑战。

乾隆最后严查此案，并非闭塞，而是一次有意识的文化防御，表面是拒绝科技，实则是拦住一场以科技为幌子的宗教替代，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目的不纯的文化入侵。

来源：老徐述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