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有人说那个年代是“黄金时代”，人人有饭吃、没有失业，日子过得安稳——事实真是这样吗？

总有人说那个年代是“黄金时代”，人人有饭吃、没有失业，日子过得安稳——事实真是这样吗？

1978年以前，联合国的报告和中国统计局的数字都在那儿摆着，绝对贫困标准往下一划，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在里面挤着，城里乡下都一样，穷得叮当响。

你说没失业？农民在地里刨食算就业吗？城里工人拿的是死工资，可那点钱连养活全家都费劲，粮票、布票攥在手里比命还重，这算什么“黄金时代”？

说白了，就是把集体贫困当安稳，把没选择当踏实，数据不会骗人，穷了二十年，这才是真的。

村里见面打招呼，不问“吃了吗”，先问“家里还有口粮吗？”这话跟了老百姓二十年。

秋收刚过，粮囤见底的人家就扛着布袋往大队部走，会计在账本上画个圈：“借二十斤，开春还二十五。”

春天青黄不接，借粮的人排到晒谷场边，有人借不到，蹲墙根抽旱烟，烟袋锅子空了还在咂摸。

社员一年工分顶破天能分百十来斤粗粮，掺着红薯干、玉米芯煮糊糊，碗里能看见人影。

城里工人日子也紧巴。

双职工家庭月工资加起来不到六十块，要养三四口人，粮票按人头发，小孩半票，大人省着吃，月底总差几天粮。

布票一年一丈二，一件褂子新三年旧三年，补丁摞补丁，蓝布洗成灰白，袖口磨出毛边还在穿。

有老人攒一年布票给儿子做件新衣服，过年穿上，初一就得小心别蹭破。

农民更苦，一年到头在地里刨，工分折算成现金，一家几口忙活一年，能落下十几块钱就算好年成。

买盐要攒，点灯用煤油，瓶底见了底还舍不得添。

谁家要是有块手表、一辆自行车，全村能传开——那是凤毛麟角，更多人一辈子没见过存折长啥样。

穷不是个别现象，是家家户户的日常，是大人哄孩子“等秋收就有白面吃”的空头许诺，是补丁衣服在风中晃荡的影子。

城里人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儿去，挤在鸽子笼似的房子里，抬头就是墙。

城里的房子更挤。

1949年人均还能摊上5.4平米，到1976年，尺子一量只剩3.6平米。

三代人挤一间12平米的平房，孩子睡上下铺，老人在过道搭板床，晚上起夜得侧着身子走，桌子摆中间，吃饭时凳子得轮流坐。

胡同里的大杂院，十几户共用一个水龙头，早上排队接水，晚上抢着上公共厕所，墙皮剥落露出砖头，下雨天漏雨拿盆接着，滴滴答答响一夜。

城里工厂招工名额十年没涨，年轻人没活儿干，挤在老房子里啃老，父母工资三十几块养全家，布票攥出毛边也舍不得添件新衣。

住得挤、挣得少，抬头低头都是愁，年轻人站在胡同口望街，眼神空落落的，不知道出路在哪儿。

通知书塞进门缝时，母亲正烙饼，饼鏊子“哐当”掉地上。“上山下乡”四个字像块石头砸进家，第二天一早，父亲蹲门槛抽烟，烟头堆成小山，母亲连夜缝的棉布衫还带着线头，知青点的卡车就停在胡同口。

车开走时，后排窗户扒满手，有人哭出了声，司机吼“别扒！”，手还是没松，直到街角拐弯，父母的影子缩成小黑点。

土坯房四面漏风，冬天裹着补丁棉被缩成一团，听着隔壁屋知青哭着想家，自己咬着牙往嘴里塞冻硬的窝头——不敢哭，怕家里知道。

白天跟着老乡下地，镰刀磨破手，血滴进麦捆里，队长喊“城里娃娇气”，只能把头埋得更低。夜里写信，油灯熏黑了脸，纸页上“想回家”三个字写了又划，最后只敢写“一切都好，勿念”。

最盼广播里的新闻，听到“知识青年可返城”几个字，有人连夜收拾行李，却被通知“名额有限”。蹲田埂上数日子，从十七岁数到二十七岁，回城时头发都白了几根。

街坊邻居说“回来了好”，可工厂招工要年轻的，考大学超了龄，在胡同口摆修鞋摊，锤子敲下去，手还在抖——那是当年割稻子落下的毛病。

有人一辈子没缓过来。同学聚会，当年没下乡的当了教授、厂长，他端着酒杯说“我这双手，只会握镰刀”，酒洒在补丁裤子上，像当年滴进麦捆的血。

夜里睡不着，摸出枕头下的旧通知书，纸都发黄了，还能看见母亲缝的线头——那是他唯一带走的“家”。

总说“人人有工作”，可八亿农民不算数。

城里工厂发工资叫就业，农民在地里刨食算什么？

统计局报表上“就业人口”一栏，压根没他们的名字——好像土地自己会产粮，不用人伺候似的。

公社喇叭里喊“劳动最光荣”，社员们扛着锄头往地里走，日头晒裂了背，工分本上画“正”字。

队长记工分，壮劳力一天十分，妇女七分，老人五分，年底按分分红。

全村三百户，能分上百块的是少数，多数人家账上写着“欠队里口粮款”。

有户人家工分本记着全年365天，天天不落坡，年底分红一块二毛五，买盐都不够。

城里工人有铁饭碗，每月工资三十几块，粮票、布票按时发，病了有劳保。

农民啥都没有，工分是命根子，地里没收成，工分就成了废纸。

开春借粮，会计在账本上画圈：“二十斤玉米，秋后还二十五。”

有人借了三年没还上，儿子娶媳妇，女方家问“有多少工分”，男方爹蹲门槛抽烟，烟袋锅子敲得邦邦响：“地里刨食，还能饿死人？”

土坯房漏雨，拿塑料布糊屋顶，风一吹哗啦啦响。

孩子上学要走十里山路，背篓里装着红薯当午饭，老师在黑板上写“农业学大寨”，学生们想着放学回家喂猪。

妇女们纳鞋底，针脚密得像地里的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是节俭，是没钱扯新布。

城里说“日子安稳”，农民知道那是没算他们。

工分本磨破了皮，借粮本上画满圈，春借秋还利滚利，一辈子困在地里。

他们说这叫“有地种就饿不死”，可地不产粮的时候，饿肚子的还是自己。

都说那时候有“安全感”——可那是什么样的安全感？

大家都穷，谁也不比谁强，自然“安全”。

粮票攥出汗也只能换二斤玉米面，布票省着用，一件衣服穿五年，补丁摞补丁还在穿。

想去城里？不行。

想做点小买卖？投机倒把。

连娶媳妇嫁女儿，都得大队书记点头。

这种“安全”，是把人锁在集体里，啥都不能选，啥都不敢想——穷得安稳，也是真的安稳。

现在网上总有人怀念那个年代，说到底，是没经历过借粮度日的年轻人，把“没失业”等同于“好日子”，却忘了粮票里数日子的窘迫；

是日子过得不顺心的人，把集体贫困的“平均”当成“公平”，却看不见八亿农民连“就业”统计都挤不进去的无奈。

抱怨“内卷”的年轻人，没见过当年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的绝望——想去城里？不行。想做点小买卖？投机倒把。

历史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不过是把过去的苦日子过滤成了滤镜里的回忆。

可谁还记得，那些在粮票里数着日子、在破衣烂衫里熬着岁月的普通人，他们的“安稳”背后，藏着多少被牺牲的选择与可能？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